第四講 清代文學的反動（下）——桐城派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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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們便是多方面的人而不隻是文學家了。
以上是桐城派在思想方面的主張。
在文詞方面，他們還提出了所謂“桐城義法”。
所謂義法，在他們雖看得很重，在我們看來卻并不是一種深奧不測的東西，隻是一種修詞學而已。
将他們所說的歸并起來，大抵可分為以下兩條： 第一，文章必須“有關聖道”——方苞說：“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
”姚鼐也說過同樣的話，以為如“不能發明經義不可輕述”。
所以凡是文章必須要“明道義，維風俗”。
其實，這也和韓愈等人文以載道的主張一樣，并沒有更高明的道理在内。
此外他們所提出的幾點，如文章要學左史，要以韓歐為法，都很瑣碎而沒有條理。
比較可作代表的是沈廷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中的一段話： “……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
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雅潔者。
古文中不可錄：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闆重字法，詩歌中隽語，南北史佻巧語。
” 将其中的意見歸納起來，也可勉強算作他們的義法之一，便是： 第二，文要雅正。
另外還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東西，為現在的桐城派文人也說不明白的，是他們主張文章内要有“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種東西。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
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
……” “理”是義理，即我們之所謂“道”；“聲”是節奏，是文章中的音樂分子；“色”是色采，是文章的美麗。
這些，我們還可以懂得。
但神、氣、味、律等，意義就十分渺茫，使人很難領會得出。
林纾的《春覺齋論文》，可說是一本桐城派作文的經驗談，而對于這幾種東西，也沒有說得清楚。
不管他們的主張如何，他們所作出的東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并且，越是按照他們的主張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
《方姚文》中所選的一些，是他們自己認為最好，可以算作代表作的，但其好處何在，我們卻看不出來。
不過，和明代前後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以為桐城派倒有可取處的。
至少他們的文章比較那些假古董為通順，有幾篇還帶些文學意味。
而且平淡簡單，含蓄而有餘味，在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時比唐宋八大家的還好。
雖是如此，我們對他們的思想和所謂“義法”，卻始終是不能贊成，而他們的文章統系也終和八股文最相近。
假如說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麼曾國藩可說是桐城派中興的明主。
在大體上，雖則曾國藩還是依據着桐城派的綱領，但他又加添了政治經濟兩類進去，而且對孔孟的觀點，對文章的觀點，也都較為進步。
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二者有極大的不同之點：姚鼐不以經書作文學看，所以《古文辭類纂》内沒有經書上的文字；曾國藩則将經中文字選入《經史百家雜鈔》之内，他已将經書當作文學看了。
所以，雖則曾國藩不及金聖歎大膽，而因為他較為開通，對文學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樣。
其後，到吳汝綸、嚴複、林纾諸人起來，一方面介紹西洋文學，一方面介紹科學思想，于是經曾國藩放大範圍後的桐城派，慢慢便與新要興起的文學接近起來了。
後來參加新文學運動的，如胡适之、陳獨秀、梁任公諸人，都受過他們的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次文學運動的開端，實際還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來的。
但他們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學運動正式作
因此他們便是多方面的人而不隻是文學家了。
以上是桐城派在思想方面的主張。
在文詞方面，他們還提出了所謂“桐城義法”。
所謂義法，在他們雖看得很重，在我們看來卻并不是一種深奧不測的東西，隻是一種修詞學而已。
将他們所說的歸并起來，大抵可分為以下兩條： 第一，文章必須“有關聖道”——方苞說：“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
”姚鼐也說過同樣的話，以為如“不能發明經義不可輕述”。
所以凡是文章必須要“明道義，維風俗”。
其實，這也和韓愈等人文以載道的主張一樣，并沒有更高明的道理在内。
此外他們所提出的幾點，如文章要學左史，要以韓歐為法，都很瑣碎而沒有條理。
比較可作代表的是沈廷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中的一段話： “……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
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雅潔者。
古文中不可錄：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闆重字法，詩歌中隽語，南北史佻巧語。
” 将其中的意見歸納起來，也可勉強算作他們的義法之一，便是： 第二，文要雅正。
另外還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東西，為現在的桐城派文人也說不明白的，是他們主張文章内要有“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種東西。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
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
……” “理”是義理，即我們之所謂“道”；“聲”是節奏，是文章中的音樂分子；“色”是色采，是文章的美麗。
這些，我們還可以懂得。
但神、氣、味、律等，意義就十分渺茫，使人很難領會得出。
林纾的《春覺齋論文》，可說是一本桐城派作文的經驗談，而對于這幾種東西，也沒有說得清楚。
不管他們的主張如何，他們所作出的東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并且，越是按照他們的主張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
《方姚文》中所選的一些，是他們自己認為最好，可以算作代表作的，但其好處何在，我們卻看不出來。
不過，和明代前後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以為桐城派倒有可取處的。
至少他們的文章比較那些假古董為通順，有幾篇還帶些文學意味。
而且平淡簡單，含蓄而有餘味，在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時比唐宋八大家的還好。
雖是如此，我們對他們的思想和所謂“義法”，卻始終是不能贊成，而他們的文章統系也終和八股文最相近。
假如說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麼曾國藩可說是桐城派中興的明主。
在大體上，雖則曾國藩還是依據着桐城派的綱領，但他又加添了政治經濟兩類進去，而且對孔孟的觀點，對文章的觀點，也都較為進步。
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二者有極大的不同之點：姚鼐不以經書作文學看，所以《古文辭類纂》内沒有經書上的文字；曾國藩則将經中文字選入《經史百家雜鈔》之内，他已将經書當作文學看了。
所以，雖則曾國藩不及金聖歎大膽，而因為他較為開通，對文學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樣。
其後，到吳汝綸、嚴複、林纾諸人起來，一方面介紹西洋文學，一方面介紹科學思想，于是經曾國藩放大範圍後的桐城派，慢慢便與新要興起的文學接近起來了。
後來參加新文學運動的，如胡适之、陳獨秀、梁任公諸人，都受過他們的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次文學運動的開端，實際還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來的。
但他們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學運動正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