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清代文學的反動（下）——桐城派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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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時，又都退縮回去而變為反動勢力者，是因為他們介紹新思想的觀念根本錯誤之故。
在嚴譯的《天演論》内，有吳汝綸所作的一篇很奇怪的序文，他不看重天演的思想，他以為西洋的赫胥黎未必及得中國的周秦諸子，隻因嚴複用周秦諸子的筆法譯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
如此，《天演論》是因為譯文而才有了價值。
這便是當時所謂“老新黨”的看法。
林纾譯小說的功勞算最大，時間也最早，但其态度也非常之不正确。
他譯司各特（Scott）狄更司（Dickens）諸人的作品，其理由不是因為他們的小說有價值，而是因為他們的筆法有些地方和太史公相像，有些地方和韓愈相像，太史公的《史記》和韓愈的文章既都有價值，所以他們的也都有價值了。
這樣，他的譯述工作，雖則一方面打破了中國人的西洋無學問的舊見，一方面也可打破了桐城派的“古文之體忌小說”的主張，而其根本思想卻仍是和新文學不相同的。
他們的基本觀念是“載道”，新文學的基本觀念是“言志”，二者根本上是立于反對地位的。
所以，雖則接近了一次，而終于不能調和。
于是，在袁世凱作皇帝時，嚴複成為籌安會的六君子之一，後來寫信給人也很帶複辟黨人氣味；而林纾在民國七八年時，也一變而為反對文學革命運動的主要人物了。
另外和新文學運動有關系的是漢學家。
漢學家和新文學本很少發生關系的可能，但他們和明末的文學卻有關系。
如我們前次所講，明末的新文學運動一直繼續到清代初年。
在曆史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出來的，是漢學家章實齋在《文史通義》内《婦學》一篇中大罵袁枚，到這時公安竟陵兩派的文學便告了結束。
然而最奇怪的事情是他們在漢學家的手裡死去，後來卻又在漢學家的手裡複活了過來。
在晚清，也是一位漢學家，俞曲園樾先生，他研究漢學也兼弄詞章——雖則他這方面的成績并不好。
在他的《春在堂全集》中，有許多遊戲小品，《小浮梅閑話》則全是講小說的文字，這是在同時代的别人的集子中所沒有的。
他的态度和清初的李笠翁，金聖歎差不多，也是将小說當作文學看。
當時有一位白玉昆作過一部《三俠五義》，他竟加以修改，改為《七俠五義》而刻印了出來，這更是一件像金聖歎所作的事情。
在一篇《曲園戲墨》中，他将許多字作成種種形像，如将“曲園拜上”四字畫作一個人跪拜的姿勢等，這又大似李笠翁《閑情偶寄》中的風趣了。
所以他是以一個漢學家而走向公安派竟陵派的路子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清代晚年已經有對于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反動傾向了。
隻是那時候的幾個人，都是在無意識中作着這件工作。
來到民國，胡适之，陳獨秀，梁任公諸人，才很明了地意識到這件事而正式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來。
在《北鬥》雜志上載有魯迅一句話：“由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意思是：以前是談革命文學，以後怕要成為遵命文學了。
這句話說得頗對，我認為凡是載道的文學，都得算作遵命文學，無論其為清代的八股，或桐城派的文章，通是。
對這種遵命文學所起的反動，當然是不遵命的革命文學。
于是産生了胡适之的所謂“八不主義”，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的複活。
所以，今次的文學運動，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
其差異點無非因為中間隔了幾百年的時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來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現在的思想則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種新近輸入的科學思想罷了。
在嚴譯的《天演論》内，有吳汝綸所作的一篇很奇怪的序文，他不看重天演的思想，他以為西洋的赫胥黎未必及得中國的周秦諸子，隻因嚴複用周秦諸子的筆法譯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
如此，《天演論》是因為譯文而才有了價值。
這便是當時所謂“老新黨”的看法。
林纾譯小說的功勞算最大，時間也最早，但其态度也非常之不正确。
他譯司各特（Scott）狄更司（Dickens）諸人的作品，其理由不是因為他們的小說有價值，而是因為他們的筆法有些地方和太史公相像，有些地方和韓愈相像，太史公的《史記》和韓愈的文章既都有價值，所以他們的也都有價值了。
這樣，他的譯述工作，雖則一方面打破了中國人的西洋無學問的舊見，一方面也可打破了桐城派的“古文之體忌小說”的主張，而其根本思想卻仍是和新文學不相同的。
他們的基本觀念是“載道”，新文學的基本觀念是“言志”，二者根本上是立于反對地位的。
所以，雖則接近了一次，而終于不能調和。
于是，在袁世凱作皇帝時，嚴複成為籌安會的六君子之一，後來寫信給人也很帶複辟黨人氣味；而林纾在民國七八年時，也一變而為反對文學革命運動的主要人物了。
另外和新文學運動有關系的是漢學家。
漢學家和新文學本很少發生關系的可能，但他們和明末的文學卻有關系。
如我們前次所講，明末的新文學運動一直繼續到清代初年。
在曆史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出來的，是漢學家章實齋在《文史通義》内《婦學》一篇中大罵袁枚，到這時公安竟陵兩派的文學便告了結束。
然而最奇怪的事情是他們在漢學家的手裡死去，後來卻又在漢學家的手裡複活了過來。
在晚清，也是一位漢學家，俞曲園樾先生，他研究漢學也兼弄詞章——雖則他這方面的成績并不好。
在他的《春在堂全集》中，有許多遊戲小品，《小浮梅閑話》則全是講小說的文字，這是在同時代的别人的集子中所沒有的。
他的态度和清初的李笠翁，金聖歎差不多，也是将小說當作文學看。
當時有一位白玉昆作過一部《三俠五義》，他竟加以修改，改為《七俠五義》而刻印了出來，這更是一件像金聖歎所作的事情。
在一篇《曲園戲墨》中，他将許多字作成種種形像，如将“曲園拜上”四字畫作一個人跪拜的姿勢等，這又大似李笠翁《閑情偶寄》中的風趣了。
所以他是以一個漢學家而走向公安派竟陵派的路子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清代晚年已經有對于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反動傾向了。
隻是那時候的幾個人，都是在無意識中作着這件工作。
來到民國，胡适之，陳獨秀，梁任公諸人，才很明了地意識到這件事而正式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來。
在《北鬥》雜志上載有魯迅一句話：“由革命文學到遵命文學”，意思是：以前是談革命文學，以後怕要成為遵命文學了。
這句話說得頗對，我認為凡是載道的文學，都得算作遵命文學，無論其為清代的八股，或桐城派的文章，通是。
對這種遵命文學所起的反動，當然是不遵命的革命文學。
于是産生了胡适之的所謂“八不主義”，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的複活。
所以，今次的文學運動，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
其差異點無非因為中間隔了幾百年的時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來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現在的思想則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種新近輸入的科學思想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