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清代文學的反動（下）——桐城派古文
關燈
小
中
大
桐城派的統系
桐城派的思想和桐城義法
桐城派的演變
桐城派和新文學運動的關系
死去的公安派精神的蘇醒
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動
如上次所說，在十八九兩世紀的中國，文學方面是八股文與桐城派古文的時代。
所以能激動起清末和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運動，桐城派古文也和八股文有相等的力量在内。
桐城派的首領是方苞和姚鼐，所以稱之為桐城派者，是因他們通是安徽桐城縣人。
關于桐城派的文獻可看《方望溪集》和《姚惜抱集》，該派的重要主張和重要文字，通可在這兩部書内找到。
此外便當可用的還有一本叫做《桐城文派述評》的小書。
吳汝綸和嚴複的文章也可以一看，因為他們是桐城派結尾的人物。
另外也還有些人，但并不重要，現在且可不必去看。
桐城派自己所講的系統是這樣子的： 從此可以看得出，他們還是承接着唐宋八大家的系統下來的：上承左馬，而以唐朝的韓愈為主，将明代的歸有光加入，再下來就是方苞。
不過在他們和唐宋八大家之間，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唐宋八大家雖主張“文以載道”，但其着重點猶在于古文方面，隻不過想将所謂“道”這東西收進文章裡去作為内容罷了，所以他們還隻是文人。
桐城派諸人則不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學家”。
他們以為韓愈的文章總算可以了，然而他在義理方面的造就卻不深；程朱的理學總算可以了，然而他們所做的文章卻不好。
于是想将這兩方面的所長合而為一，因而有“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的志願。
他們以為“文即是道”，二者并不可分離，這樣的主張和八股文是很接近的。
而且方苞也就是一位很好的八股文作家。
關于清代學術方面的情形，在前我們曾說到過，大體是成這種形勢： 一，宋學（哲學或玄學） 三，文學 （1）明末文學的餘波 （2）骈文（文選派） （3）散文（古文，以桐城派為代表。
） 四，制藝 按道理說，桐城派是應歸屬于文學中之古文方面的，而他們自己卻不以為如此。
照他們的說法，應該改為這樣的情形： 他們不自認是文學家，而是集義理，考據，詞章三方面之大成的。
本來自唐宋八大家主張“文以載道”而後，古文和義理便漸漸離不開，而漢學在清代特占勢力，所以他們也自以懂得漢學相标榜。
實際上方姚對于考據之學卻是所知有限得很。
他們主張“學行繼程朱之後”，并不是處處要和程朱一樣，而是以為：隻要文章作得好，則“道”也即跟着好起來，這便是學行方面的成功。
今人趙震大約也是一位桐城派的文人，在他所編的《方姚文》的序文中，曾将這意思說得很明白，他說： “……然則古文之應用何在？曰：‘将以為為學之具，蕲至乎知言知道之君子而已。
’人之為學，大率因文以見道，而能文與不能文者，其感覺之敏鈍，領會之多寡，蓋相去懸絕矣。
……” 另外，曾國藩有一段話也能對這意見加以說明，他在《示直隸學子文》内，論及怎樣研究學問，曾說道： “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
……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詞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劄而不差。
……” 因為曾國藩是一位政治家，覺得單是講些空洞的道理不夠用，所以又添了一種“經濟”進去，而主張将四種東西——即義理，考據，詞章，經濟——打在一起。
從這兩段文字中，當可以看得出他們一貫的主張來，即所作雖為詞章，所講乃是義理
所以能激動起清末和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運動，桐城派古文也和八股文有相等的力量在内。
桐城派的首領是方苞和姚鼐，所以稱之為桐城派者，是因他們通是安徽桐城縣人。
關于桐城派的文獻可看《方望溪集》和《姚惜抱集》，該派的重要主張和重要文字，通可在這兩部書内找到。
此外便當可用的還有一本叫做《桐城文派述評》的小書。
吳汝綸和嚴複的文章也可以一看，因為他們是桐城派結尾的人物。
另外也還有些人，但并不重要，現在且可不必去看。
桐城派自己所講的系統是這樣子的： 從此可以看得出，他們還是承接着唐宋八大家的系統下來的：上承左馬，而以唐朝的韓愈為主，将明代的歸有光加入，再下來就是方苞。
不過在他們和唐宋八大家之間，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唐宋八大家雖主張“文以載道”，但其着重點猶在于古文方面，隻不過想将所謂“道”這東西收進文章裡去作為内容罷了，所以他們還隻是文人。
桐城派諸人則不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學家”。
他們以為韓愈的文章總算可以了，然而他在義理方面的造就卻不深；程朱的理學總算可以了，然而他們所做的文章卻不好。
于是想将這兩方面的所長合而為一，因而有“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的志願。
他們以為“文即是道”，二者并不可分離，這樣的主張和八股文是很接近的。
而且方苞也就是一位很好的八股文作家。
關于清代學術方面的情形，在前我們曾說到過，大體是成這種形勢： 一，宋學（哲學或玄學） 三，文學 （1）明末文學的餘波 （2）骈文（文選派） （3）散文（古文，以桐城派為代表。
） 四，制藝 按道理說，桐城派是應歸屬于文學中之古文方面的，而他們自己卻不以為如此。
照他們的說法，應該改為這樣的情形： 他們不自認是文學家，而是集義理，考據，詞章三方面之大成的。
本來自唐宋八大家主張“文以載道”而後，古文和義理便漸漸離不開，而漢學在清代特占勢力，所以他們也自以懂得漢學相标榜。
實際上方姚對于考據之學卻是所知有限得很。
他們主張“學行繼程朱之後”，并不是處處要和程朱一樣，而是以為：隻要文章作得好，則“道”也即跟着好起來，這便是學行方面的成功。
今人趙震大約也是一位桐城派的文人，在他所編的《方姚文》的序文中，曾将這意思說得很明白，他說： “……然則古文之應用何在？曰：‘将以為為學之具，蕲至乎知言知道之君子而已。
’人之為學，大率因文以見道，而能文與不能文者，其感覺之敏鈍，領會之多寡，蓋相去懸絕矣。
……” 另外，曾國藩有一段話也能對這意見加以說明，他在《示直隸學子文》内，論及怎樣研究學問，曾說道： “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
……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詞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劄而不差。
……” 因為曾國藩是一位政治家，覺得單是講些空洞的道理不夠用，所以又添了一種“經濟”進去，而主張将四種東西——即義理，考據，詞章，經濟——打在一起。
從這兩段文字中，當可以看得出他們一貫的主張來，即所作雖為詞章，所講乃是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