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關于文學之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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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儀式雖還照舊舉行，而參加者的态度卻有了變更，不再是去參加儀式，而是作為旁觀者去看熱鬧了。
這時候所演的戲劇不隻一出，迎春成為最後一幕，主腳也逐漸加多，侍從者從此也變為後場了。
更後來将末出取消，單剩前面的幾出悲劇，從此，戲劇便從宗教儀式裡脫化出來了。
文學和宗教兩者的性質之不同，是在于其有無“目的”：宗教儀式都是有目的的，文學則沒有。
譬如在夏季将要下雨的時候，我們時常因天氣的悶熱而感到煩燥，常是禁不住地喊道：“啊，快下雨吧！”這樣是藝術的态度。
道士們求雨則有種種儀式，如以擊鼓表示打雷，揮黑旗表示刮風，灑水表示下雨等等。
他們是想用這種種儀式以促使雨的下降為目的的。
《詩序》上說： “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我的意見，說來是無異于這幾句話的。
文學隻有感情沒有目的。
若必謂為是有目的的，那麼也單是以“說出”為目的。
正如我們在冬時候談天，常說道：“今天真冷！”說這話的用意，當然并不是想向對方借錢去做衣服，而隻是很單純地說出自己的感覺罷了。
我們當作文學看的書籍，宗教家常要用作勸善的工具。
我們讀《關雎》一詩，隻以為是一首新婚時的好詩罷了，在鄉下的塾師卻以為有天經地義似的道理在内。
又如贊美歌在我們桌上是文學，信徒在教堂中念卻是宗教了。
這些，都是文學和宗教的差異之點，設使沒有這種差異，當然也就不會分而為二了。
以後，我便想以此點作為根據，應用這種觀點以說明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情形和意義，它的前因和它的後果。
六，文學的用處 從前面我所說的許多話中，大家當可看得出來：文學是無用的東西。
因為我們所說的文學，隻是以達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為滿足的，此外再無目的之可言。
裡面，沒有多大鼓動的力量，也沒有教訓，隻能令人聊以快意。
不過，即這使人聊以快意的一點，也可以算作一種用處的：它能使作者胸懷中的不平因寫出而得以平息；讀者雖得不到什麼教訓，卻也不是沒有益處。
關于讀者所能得到的益處，可以這樣地加以說明——但這也是希臘的亞力士多德很早就在他的《詩學》内主張過的，便是一種祓除作用。
從前的人們都以《水浒》為誨盜的小說，在我們看來正相反，它不但不誨盜，且還能減少社會上很多的危險。
每一個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都想複仇，但等他看過《水浒》之後，便感到痛快，仿佛氣已出過，仿佛我們所氣恨的人已被梁山泊的英雄打死，因而自己的氣憤也就跟着消滅了。
《紅樓夢》對讀者也能發生同等的作用。
一位現還在世的英國思想家，他以為文學是一種精神上的體操。
當我們用功的時候，長時間不作筋肉的活動，則筋肉疲倦，必須再去作些運動，将多餘的力量用掉，然後才覺得舒服。
文學的作用也是如此。
在未開化或半開化的社會裡，人們的氣憤容易發洩。
在文明社會中，則處處設有警察維持秩序，要起訴則又常因法律證據不足而不能，但此種在社會上發洩不出的憤懑，終須有一地方去發洩，在前，各國每年都有一天特許罵人，凡平常所不敢罵的人，在那天也可向之大罵。
罵過之後，則憤氣自平。
現在這種習俗已經沒有，但文學的作用卻與此相同。
這樣說則真正文學作品沒有不于人有益的，在積極方面沒有用處的，在消極方面卻有用處。
幾年前有一位潘君在《幻洲》内曾罵過一般作文章的青年，他的意見是：青年應當将力量蘊蓄起來，等到做起事情來時再使之爆發，若先已藉文學将牢騷發洩出去，則心中已經沒有氣憤，以後如何作得事情。
這種說法，在他雖是另有立場，而意見卻不錯。
有人以為文學還另有積極的用處，因為，若單如上面所說，隻有消極的作用，則文學實為不必要的東西。
我說：欲使文學有用也可以，但那樣已是變相的文學了。
椅子原是作為座位用的，墨盒原是為寫字用的，然而，以前的議員們豈不是曾在打架時作為武器用過麼？在打架的時候，椅子墨盒可以打人，然而打人卻終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處。
文學亦然。
文學，仿佛隻有在社會上失敗的弱者才需要，對于際遇好的，或沒有不滿足的人們，他們任何時任何事既都能随心所欲，文學自然沒有必要。
而在一般的弱者，在他們的心中感到苦悶，或遇到了人力無能為的生死問題時，則多半用文學把這時的感觸發揮出去。
凡在另有積極方法可施，還不至于沒有辦法或不可能時，如政治上的腐敗等，當然可去實際地參加政治改革運動，而不必藉文學發牢騷了。
于是，儀式雖還照舊舉行，而參加者的态度卻有了變更，不再是去參加儀式，而是作為旁觀者去看熱鬧了。
這時候所演的戲劇不隻一出，迎春成為最後一幕，主腳也逐漸加多，侍從者從此也變為後場了。
更後來将末出取消，單剩前面的幾出悲劇，從此，戲劇便從宗教儀式裡脫化出來了。
文學和宗教兩者的性質之不同，是在于其有無“目的”：宗教儀式都是有目的的，文學則沒有。
譬如在夏季将要下雨的時候，我們時常因天氣的悶熱而感到煩燥，常是禁不住地喊道：“啊，快下雨吧！”這樣是藝術的态度。
道士們求雨則有種種儀式，如以擊鼓表示打雷，揮黑旗表示刮風，灑水表示下雨等等。
他們是想用這種種儀式以促使雨的下降為目的的。
《詩序》上說： “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我的意見，說來是無異于這幾句話的。
文學隻有感情沒有目的。
若必謂為是有目的的，那麼也單是以“說出”為目的。
正如我們在冬時候談天，常說道：“今天真冷！”說這話的用意，當然并不是想向對方借錢去做衣服，而隻是很單純地說出自己的感覺罷了。
我們當作文學看的書籍，宗教家常要用作勸善的工具。
我們讀《關雎》一詩，隻以為是一首新婚時的好詩罷了，在鄉下的塾師卻以為有天經地義似的道理在内。
又如贊美歌在我們桌上是文學，信徒在教堂中念卻是宗教了。
這些，都是文學和宗教的差異之點，設使沒有這種差異，當然也就不會分而為二了。
以後，我便想以此點作為根據，應用這種觀點以說明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情形和意義，它的前因和它的後果。
六，文學的用處 從前面我所說的許多話中，大家當可看得出來：文學是無用的東西。
因為我們所說的文學，隻是以達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為滿足的，此外再無目的之可言。
裡面，沒有多大鼓動的力量，也沒有教訓，隻能令人聊以快意。
不過，即這使人聊以快意的一點，也可以算作一種用處的：它能使作者胸懷中的不平因寫出而得以平息；讀者雖得不到什麼教訓，卻也不是沒有益處。
關于讀者所能得到的益處，可以這樣地加以說明——但這也是希臘的亞力士多德很早就在他的《詩學》内主張過的，便是一種祓除作用。
從前的人們都以《水浒》為誨盜的小說，在我們看來正相反，它不但不誨盜，且還能減少社會上很多的危險。
每一個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都想複仇，但等他看過《水浒》之後，便感到痛快，仿佛氣已出過，仿佛我們所氣恨的人已被梁山泊的英雄打死，因而自己的氣憤也就跟着消滅了。
《紅樓夢》對讀者也能發生同等的作用。
一位現還在世的英國思想家，他以為文學是一種精神上的體操。
當我們用功的時候，長時間不作筋肉的活動，則筋肉疲倦，必須再去作些運動，将多餘的力量用掉，然後才覺得舒服。
文學的作用也是如此。
在未開化或半開化的社會裡，人們的氣憤容易發洩。
在文明社會中，則處處設有警察維持秩序，要起訴則又常因法律證據不足而不能，但此種在社會上發洩不出的憤懑，終須有一地方去發洩，在前，各國每年都有一天特許罵人，凡平常所不敢罵的人，在那天也可向之大罵。
罵過之後，則憤氣自平。
現在這種習俗已經沒有，但文學的作用卻與此相同。
這樣說則真正文學作品沒有不于人有益的，在積極方面沒有用處的，在消極方面卻有用處。
幾年前有一位潘君在《幻洲》内曾罵過一般作文章的青年，他的意見是：青年應當将力量蘊蓄起來，等到做起事情來時再使之爆發，若先已藉文學将牢騷發洩出去，則心中已經沒有氣憤，以後如何作得事情。
這種說法，在他雖是另有立場，而意見卻不錯。
有人以為文學還另有積極的用處，因為，若單如上面所說，隻有消極的作用，則文學實為不必要的東西。
我說：欲使文學有用也可以，但那樣已是變相的文學了。
椅子原是作為座位用的，墨盒原是為寫字用的，然而，以前的議員們豈不是曾在打架時作為武器用過麼？在打架的時候，椅子墨盒可以打人，然而打人卻終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處。
文學亦然。
文學，仿佛隻有在社會上失敗的弱者才需要，對于際遇好的，或沒有不滿足的人們，他們任何時任何事既都能随心所欲，文學自然沒有必要。
而在一般的弱者，在他們的心中感到苦悶，或遇到了人力無能為的生死問題時，則多半用文學把這時的感觸發揮出去。
凡在另有積極方法可施，還不至于沒有辦法或不可能時，如政治上的腐敗等，當然可去實際地參加政治改革運動，而不必藉文學發牢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