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論研究文學不可為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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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文學傳序》論南北朝文體不同雲：“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绮；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
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绮則文過其意。
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
此南北詞人之大較也。
”（《隋書》卷七十六）後代承之，亦有謂中國因南北地理不同，文體亦未可強同者。
然就各家文集觀之，即殊不然。
《隋書》之說，非定論也。
試以晉人而論，潘嶽為北人，陸機為南人，何以陸質實，而潘清绮？後世學者亦各從其所好而已。
若必謂南北不同，則亦隻六朝時代為然。
蓋名理初興，發源洛下，王、何、嵇、阮之流，各以辯論清談成風，西晉承之，無由變易。
及五胡亂華，中原文士相率南遷，于是魏晉以來之文化遂由北而南。
其時南北之所以不同者，北方文句重濃，南方文句輕淡，自東晉以降，北如五胡十六國，南如晉、宋、齊，大抵皆然。
揆厥所由，則以晉承清談之風，出語甚隽。
宋、齊踵繼，餘韻猶存，及齊、梁之際，宮體盛行，則又加以绮麗。
沿流溯源，殆仍洛下玄風，逐漸演變，而非江南獨有此派文學也。
北方經五胡之亂，名理弗彰，文遂變為質實。
元魏、北齊、北周大都如是。
及庾信入周，乃始溝通。
周、隋之際，南北又趨混一。
準是以言，則南北固非判若鴻溝耳。
上溯兩漢，南北之分亦不甚嚴。
《教官碑》為江南石刻，而作法與北碑無别。
班孟堅、蔡中郎均超邁當時，而學之者不間南朔。
更就清代論之，胡天遊本為浙人，而追摹燕、許，功候甚深；其他北人而擅長六朝文學者，尤不可勝數。
倘能于古人文字精勤鑽研，無論何人均不難趨步，士衡入洛，子山入周，南北易地，各能蔚成文風，然則，文學奚必有關地理哉？ 一代傑出之文人，非特不為地理所限，且亦不為時代所限。
蓋文體變遷，以漸而然。
于當代因襲舊體之際，倘能不落窠臼，獨創新格，或于舉世革新之後，而能力挽狂瀾，笃守舊範者，必皆超轶流俗之士也。
如祢正平之在東漢，遠遜孔融、蔡邕，而其文變含蓄為馳騁，全
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绮則文過其意。
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
此南北詞人之大較也。
”（《隋書》卷七十六）後代承之，亦有謂中國因南北地理不同，文體亦未可強同者。
然就各家文集觀之，即殊不然。
《隋書》之說，非定論也。
試以晉人而論，潘嶽為北人，陸機為南人，何以陸質實，而潘清绮？後世學者亦各從其所好而已。
若必謂南北不同，則亦隻六朝時代為然。
蓋名理初興，發源洛下，王、何、嵇、阮之流，各以辯論清談成風，西晉承之，無由變易。
及五胡亂華，中原文士相率南遷，于是魏晉以來之文化遂由北而南。
其時南北之所以不同者，北方文句重濃，南方文句輕淡，自東晉以降，北如五胡十六國，南如晉、宋、齊，大抵皆然。
揆厥所由，則以晉承清談之風，出語甚隽。
宋、齊踵繼，餘韻猶存，及齊、梁之際，宮體盛行，則又加以绮麗。
沿流溯源，殆仍洛下玄風，逐漸演變，而非江南獨有此派文學也。
北方經五胡之亂，名理弗彰，文遂變為質實。
元魏、北齊、北周大都如是。
及庾信入周，乃始溝通。
周、隋之際，南北又趨混一。
準是以言，則南北固非判若鴻溝耳。
上溯兩漢，南北之分亦不甚嚴。
《教官碑》為江南石刻，而作法與北碑無别。
班孟堅、蔡中郎均超邁當時，而學之者不間南朔。
更就清代論之，胡天遊本為浙人，而追摹燕、許，功候甚深；其他北人而擅長六朝文學者，尤不可勝數。
倘能于古人文字精勤鑽研，無論何人均不難趨步，士衡入洛，子山入周，南北易地，各能蔚成文風，然則，文學奚必有關地理哉？ 一代傑出之文人，非特不為地理所限，且亦不為時代所限。
蓋文體變遷，以漸而然。
于當代因襲舊體之際，倘能不落窠臼，獨創新格，或于舉世革新之後，而能力挽狂瀾，笃守舊範者，必皆超轶流俗之士也。
如祢正平之在東漢，遠遜孔融、蔡邕，而其文變含蓄為馳騁，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