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漢魏六朝之寫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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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施之碑銘則甚調和，此殆沿用當時碑文未加修改，緻乖史傳之體耳。
唐以後之史書用虛寫者甚多，非獨不及《史記》、《漢書》，且遠遜于《晉書》、《南、北史》。
唐人所作之小說未嘗不多，而《唐書》所以不及《晉書》、《南、北史》之采用《世說新語》者，則由文勝于質，不善寫實而已。
宋以後之史書，或偏于空寫，或毫無神采，所據者非當時之官書，即當時之碑志。
官書避免時忌，業經删裁；碑志僅記爵裡生卒，亦不能傳達聲容言動，求其傳神，殆不可能。
今之謂中國文學不善寫實者，責之唐宋以後固然，但不得據此以鄙薄隋唐以前之文學也。
中國文學之敝，皆自唐宋以後始。
例如流俗文章中于官名地名喜比附古人近似之名詞以相替代，此皆自唐之啟判，宋之四六開其端。
即徐、庾之文尚不至此。
清代應制之書啟賀表染其流毒，喜用幫襯之名詞，所用之字亦似通非通。
民國以來普通之電報書劄，亦與前清無别，此弊皆唐宋應酬幹祿之文字肇之，漢魏六朝之文學固不可與此并論也。
由上所論，史傳一類固應純粹寫實，而詞賦詩歌則亦間有寫實之體，如荀卿《箴賦》、《蠶賦》，刻畫甚工（《荀子》卷十八《賦篇》）；蔡邕《短人賦》（本集外紀，《全後漢文》卷六十九，頁四）亦惟妙惟肖，此詞賦之能寫實也。
至于《左傳》宣公二年引宋城者之讴，形容華元之棄甲，及漢代樂府《孔雀東南飛》記焦仲卿妻事（《古詩源》卷四），則并詩歌之能寫實也。
推若韓昌黎《石鼎聯句》之類，刻畫過于艱深，殆非寫實之正宗耳。
碑銘頌贊之文，蓋出于《書經·堯典》之首段，與《禮經》之不可增減一字者不同，本以“拟其形容，象其物宜”為尚，而不重寫實，秦、漢碑銘全屬此體。
後人不知文字有實寫與形容之别，亦不知有表象之法，故以典故代形容，典故窮後易以代詞，此風自六朝已漸兆其端，唐、宋始變本加厲。
今人習而不察，因據唐、宋以後之文學以律陳、隋以上，殊未見其可也。
綜之，漢魏六朝之文學，皆能實寫，非然者即屬“拟其形容，象其物宜”一類。
又詞中于荀卿《賦篇》一派外，又有司馬長卿《長門賦》，描寫心中之想象，王仲宣《登樓賦》，發抒羁旅之悲懷，雖非寫實而亦善傳神。
中國文學中之有寫實、傳神二種，亦猶繪畫中之有寫生、寫意兩派，未可強為軒轾也。
但施之碑銘則甚調和，此殆沿用當時碑文未加修改，緻乖史傳之體耳。
唐以後之史書用虛寫者甚多，非獨不及《史記》、《漢書》，且遠遜于《晉書》、《南、北史》。
唐人所作之小說未嘗不多，而《唐書》所以不及《晉書》、《南、北史》之采用《世說新語》者，則由文勝于質，不善寫實而已。
宋以後之史書，或偏于空寫，或毫無神采，所據者非當時之官書，即當時之碑志。
官書避免時忌，業經删裁；碑志僅記爵裡生卒，亦不能傳達聲容言動，求其傳神，殆不可能。
今之謂中國文學不善寫實者，責之唐宋以後固然，但不得據此以鄙薄隋唐以前之文學也。
中國文學之敝，皆自唐宋以後始。
例如流俗文章中于官名地名喜比附古人近似之名詞以相替代，此皆自唐之啟判，宋之四六開其端。
即徐、庾之文尚不至此。
清代應制之書啟賀表染其流毒，喜用幫襯之名詞，所用之字亦似通非通。
民國以來普通之電報書劄，亦與前清無别，此弊皆唐宋應酬幹祿之文字肇之，漢魏六朝之文學固不可與此并論也。
由上所論，史傳一類固應純粹寫實，而詞賦詩歌則亦間有寫實之體，如荀卿《箴賦》、《蠶賦》，刻畫甚工（《荀子》卷十八《賦篇》）；蔡邕《短人賦》（本集外紀，《全後漢文》卷六十九，頁四）亦惟妙惟肖，此詞賦之能寫實也。
至于《左傳》宣公二年引宋城者之讴，形容華元之棄甲，及漢代樂府《孔雀東南飛》記焦仲卿妻事（《古詩源》卷四），則并詩歌之能寫實也。
推若韓昌黎《石鼎聯句》之類，刻畫過于艱深，殆非寫實之正宗耳。
碑銘頌贊之文，蓋出于《書經·堯典》之首段，與《禮經》之不可增減一字者不同，本以“拟其形容，象其物宜”為尚，而不重寫實，秦、漢碑銘全屬此體。
後人不知文字有實寫與形容之别，亦不知有表象之法，故以典故代形容，典故窮後易以代詞，此風自六朝已漸兆其端，唐、宋始變本加厲。
今人習而不察，因據唐、宋以後之文學以律陳、隋以上，殊未見其可也。
綜之，漢魏六朝之文學，皆能實寫，非然者即屬“拟其形容，象其物宜”一類。
又詞中于荀卿《賦篇》一派外，又有司馬長卿《長門賦》，描寫心中之想象，王仲宣《登樓賦》，發抒羁旅之悲懷，雖非寫實而亦善傳神。
中國文學中之有寫實、傳神二種，亦猶繪畫中之有寫生、寫意兩派，未可強為軒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