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文章變化與文體遷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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赝。
又六朝人之學潘安仁而能得其風韻者，則惟謝莊、謝玄晖二人。
顔延年之文，亦可以為士衡之體貳，不獨煉句似陸，即風韻亦酷肖之。
陸之風韻在“提”與“警”，延年得其一隅，故能俨然近真，惟其詩尚不及陸之顯耳。
江文通之文，得力于《楚辭·九歌》者甚深，其體裁句法未必篇篇皆肖，而神理風韻殆能心慕神追。
可知摹拟一家之文，必得其神理風韻，乃能得其骨髓。
句法無妨變化，而氣味實質不宜相遠。
研覽六朝人學兩漢三國西晉之文，即可為後世摹拟一家之模範矣。
至于文章之體裁，本有公式，不能變化。
如叙記本以叙述事實為主，若加空論即為失體。
《水經注》及《洛陽伽藍記》華彩雖多，而與詞賦之體不同。
議論之文與叙記相差尤遠，蓋論說以發明己意為主，或駁時人，或辨古說，與叙記就事直書之體迥殊。
所謂變化者，非謂改叙記為論說或侪叙記為詞賦也。
世有最可奇異之文體，而世人習焉不察者，則杜牧《阿房宮賦》，及蘇轼之前、後《赤壁賦》是也。
此二篇非騷非賦，非論非記，全乖文體，難資楷模。
準此而推，則唐以後文章之訛變失體者，殆可知矣。
又六朝人所作傳狀，皆以四六為之。
清代文人亦有此弊。
不知《史》、《漢》之傳，體裁已備，作傳狀者，即宜以此為正宗。
如将傳狀易為四六，即為失體。
陳思王《魏文帝诔》于篇末略陳哀思，于體未為大違，而劉彥和《文心雕龍》猶譏其乖甚。
唐以後之作诔者，盡棄事實，專叙自己，甚至作墓志銘，亦但叙自己之友誼而不及死者之生平，其違體之甚，彥和将謂之何耶？又作碑銘之序不從叙事入手，但發議論，寄感慨，亦為不合。
蓋論說當以自己為主，祭文吊文亦可發揮自己之交誼，至于碑志序文全以死者為主，不能以自己為主。
苟違其例，則非文章之變化，乃改文體，違公式，而逾各體之界限也。
文章既立各體之名，即各有其界說，各有其範圍。
句法可以變化，而文體不能遷訛，倘逾其界畔，以采他體，猶之于一字本義及引伸以外曲為之解，其免于穿鑿附會者幾希矣。
又六朝人之學潘安仁而能得其風韻者，則惟謝莊、謝玄晖二人。
顔延年之文，亦可以為士衡之體貳，不獨煉句似陸，即風韻亦酷肖之。
陸之風韻在“提”與“警”，延年得其一隅，故能俨然近真，惟其詩尚不及陸之顯耳。
江文通之文，得力于《楚辭·九歌》者甚深，其體裁句法未必篇篇皆肖，而神理風韻殆能心慕神追。
可知摹拟一家之文，必得其神理風韻，乃能得其骨髓。
句法無妨變化，而氣味實質不宜相遠。
研覽六朝人學兩漢三國西晉之文，即可為後世摹拟一家之模範矣。
至于文章之體裁，本有公式，不能變化。
如叙記本以叙述事實為主，若加空論即為失體。
《水經注》及《洛陽伽藍記》華彩雖多，而與詞賦之體不同。
議論之文與叙記相差尤遠，蓋論說以發明己意為主，或駁時人，或辨古說，與叙記就事直書之體迥殊。
所謂變化者，非謂改叙記為論說或侪叙記為詞賦也。
世有最可奇異之文體，而世人習焉不察者，則杜牧《阿房宮賦》，及蘇轼之前、後《赤壁賦》是也。
此二篇非騷非賦，非論非記，全乖文體，難資楷模。
準此而推，則唐以後文章之訛變失體者，殆可知矣。
又六朝人所作傳狀，皆以四六為之。
清代文人亦有此弊。
不知《史》、《漢》之傳，體裁已備，作傳狀者，即宜以此為正宗。
如将傳狀易為四六，即為失體。
陳思王《魏文帝诔》于篇末略陳哀思，于體未為大違，而劉彥和《文心雕龍》猶譏其乖甚。
唐以後之作诔者，盡棄事實，專叙自己，甚至作墓志銘，亦但叙自己之友誼而不及死者之生平，其違體之甚，彥和将謂之何耶？又作碑銘之序不從叙事入手，但發議論，寄感慨，亦為不合。
蓋論說當以自己為主，祭文吊文亦可發揮自己之交誼，至于碑志序文全以死者為主，不能以自己為主。
苟違其例，則非文章之變化，乃改文體，違公式，而逾各體之界限也。
文章既立各體之名，即各有其界說，各有其範圍。
句法可以變化，而文體不能遷訛，倘逾其界畔，以采他體，猶之于一字本義及引伸以外曲為之解，其免于穿鑿附會者幾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