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文章變化與文體遷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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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文章各體皆有變化，但與變易舊體不同。
就篇法而論：如紀傳體之先後，本應以事實為序，然因事之重輕間或用倒叙法。
《史記》各傳，通例皆用順叙，而《衛青霍去病列傳》即兩人插叙，年月次序絲毫不紊。
《漢書》各傳，皆傳前論後，而《王吉貢禹列傳》則先叙商山四皓，發為議論。
又《揚雄傳》内隻引其自序，實在事迹反叙于論内。
變化雖繁，要并與傳體無悖。
蔡中郎之《楊炳碑》，盡用《尚書》成句，雖與普通各篇不同，而虛實并存，亦不乖碑體，此皆在本體内之變化，而非以他體作本體之文。
絕無以傳為碑或以碑為傳者。
降及六朝唐世，仍循此例，未嘗乖忤。
此篇法變化無關文體者也。
就句法而論：古人之變化亦甚多。
試即對偶一端而言，有上句用兩人名，下句用一人名者；有上句用地名，下句用人名者；亦有上下兩句同用一意者。
此種詞例甚多，無非求句法新穎，不與前人雷同而已。
兩漢之文如蔡中郎諸人之聲調，乍視似不懸殊。
若寫為聲律譜以較，則其句法詞例無慮百餘種。
建安文學所以超轶當時者，亦以其詩文之聲調句法為兩漢所未有。
如吳質《與陳思王書》，即其例也。
故學一家之文，不必字摹句拟，而當有所變化。
文章中之最難者，厥為風韻、神理、氣味，善能趨步前人者，必于此三者得其神似，乃盡摹拟之能事，若徒拘句法，品斯下矣。
凡一代之名家，無不具此三者，而各家之間又複不同。
如陸士衡與潘安仁各有氣味，自成風韻，異曲同工，不能強合。
至于文章之神理，尤為難能可貴，即謝康樂所謂“道以神理超”也。
如潘安仁、任彥昇之文皆有神理，但或從情文相生而出，或從極淡之處而出，或從隐秀之處而出。
凡學古人之文，必須尋繹其神理與風韻，若面貌畢肖，而神理風韻毫無，不足與言拟古矣。
陸士衡于碑銘一體，心摹神追蔡中郎，其篇幅雖長，偶句雖多，而文章之轉折，句法之簡煉，以及篇章之結構，皆能具體而微。
謝康樂之文頗似潘安仁，而其論體則摹拟嵇叔夜。
雖體裁無嵇之大，而作法得嵇之工夫甚深，間有數篇，置之嵇文中亦不辨真
就篇法而論：如紀傳體之先後，本應以事實為序，然因事之重輕間或用倒叙法。
《史記》各傳，通例皆用順叙，而《衛青霍去病列傳》即兩人插叙，年月次序絲毫不紊。
《漢書》各傳，皆傳前論後，而《王吉貢禹列傳》則先叙商山四皓，發為議論。
又《揚雄傳》内隻引其自序，實在事迹反叙于論内。
變化雖繁，要并與傳體無悖。
蔡中郎之《楊炳碑》，盡用《尚書》成句，雖與普通各篇不同，而虛實并存，亦不乖碑體，此皆在本體内之變化，而非以他體作本體之文。
絕無以傳為碑或以碑為傳者。
降及六朝唐世，仍循此例，未嘗乖忤。
此篇法變化無關文體者也。
就句法而論：古人之變化亦甚多。
試即對偶一端而言，有上句用兩人名，下句用一人名者；有上句用地名，下句用人名者；亦有上下兩句同用一意者。
此種詞例甚多，無非求句法新穎，不與前人雷同而已。
兩漢之文如蔡中郎諸人之聲調，乍視似不懸殊。
若寫為聲律譜以較，則其句法詞例無慮百餘種。
建安文學所以超轶當時者，亦以其詩文之聲調句法為兩漢所未有。
如吳質《與陳思王書》，即其例也。
故學一家之文，不必字摹句拟，而當有所變化。
文章中之最難者，厥為風韻、神理、氣味，善能趨步前人者，必于此三者得其神似，乃盡摹拟之能事，若徒拘句法，品斯下矣。
凡一代之名家，無不具此三者，而各家之間又複不同。
如陸士衡與潘安仁各有氣味，自成風韻，異曲同工，不能強合。
至于文章之神理，尤為難能可貴，即謝康樂所謂“道以神理超”也。
如潘安仁、任彥昇之文皆有神理，但或從情文相生而出，或從極淡之處而出，或從隐秀之處而出。
凡學古人之文，必須尋繹其神理與風韻，若面貌畢肖，而神理風韻毫無，不足與言拟古矣。
陸士衡于碑銘一體，心摹神追蔡中郎，其篇幅雖長，偶句雖多，而文章之轉折，句法之簡煉，以及篇章之結構，皆能具體而微。
謝康樂之文頗似潘安仁，而其論體則摹拟嵇叔夜。
雖體裁無嵇之大，而作法得嵇之工夫甚深，間有數篇，置之嵇文中亦不辨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