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論文章有主觀客觀之别

意為歸。

    屈原《離騷》，體屬唯心，而荀卿《蠶賦》，則宜隸唯物。

    溯源竟流，亦猶王粲《登樓》與蔡邕《短人》之異耳。

    吊文哀詞貴抒己悲，墓志碑銘重在死者，主客異緻，心物攸分。

    蔡中郎擅長碑銘，故客觀之文學多。

    至于唐宋八家之文，作墓志而附加己意，未免乖體。

    議論之文亦非盡主觀，如顧歡《夷夏論》等，專以實在之事理為主，不悉以己意為憑，殆屬客觀文學。

    惟道家者流，曆論古今成敗，以證己心之觀念，則純為主觀文學。

    太史公之學說出于黃老，故能以心馭事，非如後世之心為事役也。

    兩漢之時，儒家盛行，學術統一，除太史公書兼采儒、道、縱橫外，其餘各家皆内觀少而外觀多，舍唯心而趨唯物。

    降至正始，嵇、阮倡為道家之文，校練名理，辨析玄微，唯心之風，又複轉熾。

    如阮嗣宗《樂論》非述樂之沿革，《易論》亦異《易》之注疏，惟以己意貫串，故與堆積事實者不同。

    又如嵇叔夜之《養生論》，句句出于己心；《聲無哀樂論》亦能發前人所未發。

    以此上較東漢之文，如劉梁《辨和同》之敷衍成篇，班彪《王命論》之但就史實判斷者，顯然主觀與客觀不侔矣。

    陸士衡亦長于唯物文學，與蔡中郎相近，而平實蓋猶過之。

    觀其《文賦》專寫為文之甘苦，其詩亦無一句不實。

    若《五等論》之類，就題為文，絲毫不遺，殆與《三都》、《兩京》之作法相同，亦由歸納之處少而演繹之處多耳。

    潘安仁之诔文，純表心中之哀思，以空靈勝，情文相生，非客觀所能有，故能獨步當時，見稱後代也。

    由上所論，可知文章各體雖非盡屬主觀，而如情文相生之哀吊，校練名理之論辨，援事抒意之傳記，固應以唯心為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