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論各家文章與經子之關系

惟議論之文推析盡緻，漸開校練名理之風，已與兩漢之儒家異貫。

    蓋論理之文，“迹堅求通，鈎深取極”（《文心雕龍·論說》篇語），意尚新奇，文必深刻，如剝芭蕉，層脫層現，如轉螺旋，節節逼深，不可為膚裡脈外之言及鋪張門面之語，故非參以名、法家言不可，仲宣即開此派之端者也。

    至于三國奏章皆屬法家之文，斬截了當，以質實為主。

    王弼、何晏之文，所以變成道家，即由法家循名責實之觀念進而為探索高深哲理耳。

    陳琳、阮瑀并以騁詞為主，蓋受縱橫家之影響而下開阮嗣宗一派。

    故研究建安文學者，學子建應本于儒；學仲宣應溯諸法；學阮、陳應求之縱橫，最近亦當推迹鄒陽；而嵇叔夜之長論，則非參合道、法二家之學說不為功。

    大抵儒家之文能“衍”，法家之文能“推”。

    中國文學之最深刻者，莫過法家。

    如《韓非·解老》、《喻老》及《說難》，層層辯駁逐漸深入，實議論文之上乘。

    建安以後，名、法盛行，故法家之文亦極發達。

    如王弼《易略例》、《易注》之作法皆出于《解老》、《喻老》。

    至嵇叔夜将文體益加恢宏，其面貌雖與韓非全殊，而其神髓仍與法家無異。

    綜上所述，可知三國之文學最為複雜也。

     降及西晉，法家、道家亦頗發達，而陸士衡仍守儒家矩矱，多“衍”而少“推”，一以伯喈、子建為宗。

     是故就人而論，太史公書最為複雜；就時代而論，建安最為複雜。

    若以儒、法二家之文相較，則學儒家之文積氣甚難，此惟可意會，不能言傳，多讀西漢初年之篇章，詳味其衍及含蓄，久之自能有光。

    學法家之文，應先研究其文章分多面，句各有意，字不虛設，章無盈辭，且能屏棄陳義，孚甲新思，考慮周詳，面面完到。

    自茲入手，庶能得所楷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