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論各家文章與經子之關系

經，亦應窮源于子。

    蓋一時代有一時代流行之學說，而流行之學說影響于文學者至巨。

    戰國之時，諸子争鳴，九流歧出，蔚為極盛。

    周、秦以後，各家互為消長，而文運之升降系焉。

    約而論之，西漢初年，儒家與道、法、縱橫并立，其時文學，儒家而外，如鄒陽、朱買臣、嚴助等之雄辯，則縱橫家之流也；賈誼《新書》取法韓非，則法家之流也；《史記》之文，兼取三家，其氣厚含蓄之處，固與董仲舒《春秋繁露》為近，而其深入之筆法則得之法家，采《國策》之文，則為縱橫家，故與純粹儒家之文不同。

     自武帝以迄建安，儒術獨尊，故儒家之文亦獨盛。

    如班固《漢書》不獨表志紀序取法經說，即傳贊亦莫不爾。

    就其文論，氣厚而濃密，淵茂而含蘊，字裡行間饒有餘味，純系儒家風格，與法家迥殊。

    蓋法家之文，發洩無餘，乏言外之意，說理固其所長，但古質而無淵懿之光；儒家之文說理雖不能盡，而樸厚中自有淵懿之光。

    若孟堅則能備具儒家之特色者也。

    蔡伯喈之文亦純為儒家，其碑銘頌贊固多采用經說，即論事之文亦取法《春秋繁露》，而文章之重規疊矩，則又胎息于荀子《禮論》、《樂論》。

    故雖明白顯露，而文章自然含蘊不盡，文能含蘊則氣自厚矣。

    研究班、蔡之文者，能含蘊不盡，即為有得。

    又班、蔡之文并淵懿而有光，與古質不同。

    李斯刻石雖古質而不淵懿，韓昌黎《平淮西碑》摹拟秦刻石，益古質而無光矣。

     建安以後，群雄分立，遊說風行。

    魏祖提倡名法，趨重深刻，故法家、縱橫又漸被于文學，與儒家複成鼎足之勢。

    儒家則東漢之遺韻，法家、縱橫則當時之新變也。

    七子之中，曹子建可代表儒家，其作法與班、蔡相同，氣厚而有光，惟不免雜以慨歎耳。

    王仲宣介乎儒、法之間，其文大都淵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