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論文章之轉折與貫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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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文章之轉折最應研究，第在魏晉前後其法即不相同。
大抵魏晉以後之文，凡兩段相接處皆有轉折之迹可尋，而漢人之文，不論有韻無韻，皆能轉折自然，不著痕迹。
試觀蔡邕所作碑銘，序文頭緒雖繁，而不分段落事迹自明；銘詞通體四言，而不改句法，轉折自具。
例如，《胡公碑》以“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八字消納胡廣屢次之黜陟（《四部備要》據海原閣校刊本《蔡中郎集》卷四，頁六，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七十六，頁四），《範史雲碑》以“用行思忠，舍藏思固”八字赅括範丹一生之出處（本集卷二百十五，《全後漢文》卷七十七，頁八）。
而各篇序文亦并能硬轉直接，毫不着力。
此固非伯喈所獨擅，即普通漢碑亦莫不然。
使後人為之，不用虛字則不能轉折（如事之較後者必用“既而”“然後”，另起一段者必用“若夫”之類）。
不分段落則不能清晰，未有能如漢人之一氣呵成，轉折自如者也。
《史記》、《漢書》之所以高出後代史官者，亦在善于轉折。
自《晉書》以下，欲于一傳之内叙述數事，非加浮詞則文義不接，非分段落則層次不明，故其轉折之處頗着痕迹。
其在《史記》、《漢書》，則雖叙兩事而文筆可相鈎連，不分段落而界劃不至漫滅：此其所以可貴也。
例如，《史記》《封禅》、《河渠》二書，自三代叙至秦漢，曆年甚久，引據之書亦非一類（《封禅書》參用群經及《管子·封禅篇》，《河渠書》用《禹貢》及雜書），而各能一爐并冶，自然融和。
又如《五帝本紀》及夏、殷、周本紀多用《尚書》，但或采《書序》古文說，或采當時博士說，或徑襲原文，或以訓诂字易本字，而俨然抄自一書，不嫌駁雜。
又如，《趙世家》多用《左傳》，但記程嬰、公孫杵臼立趙後，及趙簡子夢之帝所射熊罴事，即不見于《左傳》、《國語》，而能貫成一氣，如天衣無縫。
此并《史記》善于轉折處也。
《漢書》武帝以前之紀傳十九與《史記》同，但其不見于《史記》者，轉折亦自可法。
如賈誼之《治安策》原散見于《賈子新書》，而前後次序與此迥異，經孟堅删并貫串，組織成篇，即能一脈相承，毫不牽強。
又如《董仲舒傳》對江都王語原見于《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篇，雖颠倒錯綜，繁簡異緻，而能前後融貫，不見斧鑿痕迹。
推此可知，《漢書》删節當時之文必甚多，特以原文散佚已久，而孟堅又精于轉折，故難考見耳。
至于《後漢書》列傳中所載各家奏議論事之
大抵魏晉以後之文，凡兩段相接處皆有轉折之迹可尋，而漢人之文，不論有韻無韻，皆能轉折自然，不著痕迹。
試觀蔡邕所作碑銘，序文頭緒雖繁，而不分段落事迹自明；銘詞通體四言，而不改句法，轉折自具。
例如，《胡公碑》以“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八字消納胡廣屢次之黜陟（《四部備要》據海原閣校刊本《蔡中郎集》卷四，頁六，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七十六，頁四），《範史雲碑》以“用行思忠，舍藏思固”八字赅括範丹一生之出處（本集卷二百十五，《全後漢文》卷七十七，頁八）。
而各篇序文亦并能硬轉直接，毫不着力。
此固非伯喈所獨擅，即普通漢碑亦莫不然。
使後人為之，不用虛字則不能轉折（如事之較後者必用“既而”“然後”，另起一段者必用“若夫”之類）。
不分段落則不能清晰，未有能如漢人之一氣呵成，轉折自如者也。
《史記》、《漢書》之所以高出後代史官者，亦在善于轉折。
自《晉書》以下，欲于一傳之内叙述數事，非加浮詞則文義不接，非分段落則層次不明，故其轉折之處頗着痕迹。
其在《史記》、《漢書》，則雖叙兩事而文筆可相鈎連，不分段落而界劃不至漫滅：此其所以可貴也。
例如，《史記》《封禅》、《河渠》二書，自三代叙至秦漢，曆年甚久，引據之書亦非一類（《封禅書》參用群經及《管子·封禅篇》，《河渠書》用《禹貢》及雜書），而各能一爐并冶，自然融和。
又如《五帝本紀》及夏、殷、周本紀多用《尚書》，但或采《書序》古文說，或采當時博士說，或徑襲原文，或以訓诂字易本字，而俨然抄自一書，不嫌駁雜。
又如，《趙世家》多用《左傳》，但記程嬰、公孫杵臼立趙後，及趙簡子夢之帝所射熊罴事，即不見于《左傳》、《國語》，而能貫成一氣，如天衣無縫。
此并《史記》善于轉折處也。
《漢書》武帝以前之紀傳十九與《史記》同，但其不見于《史記》者，轉折亦自可法。
如賈誼之《治安策》原散見于《賈子新書》，而前後次序與此迥異，經孟堅删并貫串，組織成篇，即能一脈相承，毫不牽強。
又如《董仲舒傳》對江都王語原見于《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篇，雖颠倒錯綜，繁簡異緻，而能前後融貫，不見斧鑿痕迹。
推此可知，《漢書》删節當時之文必甚多，特以原文散佚已久，而孟堅又精于轉折，故難考見耳。
至于《後漢書》列傳中所載各家奏議論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