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緒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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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賦以外之韻文，碑銘、箴頌、贊诔是也；一為析理議事之文，論說、辨議是也；一為據事直書之文，記傳、行狀是也。
三類之外又有所謂“序”者，實即贊之一種。
蓋古文序、贊不分，《後漢書》之論即為《前漢書》之贊，論、贊之用，并與序同。
孔子贊《易》，乃著《系辭》，是作序有韻，亦非無本。
自隋以降，序與記傳無别，據事直書，已失涵蓄之旨。
唐、宋而後，更于序中發抒議論，則又混入論說。
其體裁訛變，正與後代混碑銘于傳狀，且複參加議論者，同一不足為訓，此研究專家文體所以斷自五代以前也。
然六朝以上文體亦有僞誤者；如《文選》中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據《漢書·王褒傳》考之，本為“對”體，與東方朔《化民有道對》之類相同，自來未有無韻而可稱頌者。
後世因《文選》之誤，而謂頌可無韻，誠不免展轉傳訛矣。
文章之體既明，然後各就性之所近先決定所欲研究之文體，次擇定擅長此體之專家，取法得宜，進益必速，故不可不慎也。
大抵析理議禮之文應以魏、晉以迄齊、梁為法。
若嵇康持論，辨極精微；賀循訂制，疑難立解，（魏晉以來之議禮文字杜佑《通典》所收者甚多）并能陵轹前代，垂範将來。
論事之文應以兩漢之敷暢為法，而魏晉之局面廓張，亦堪楷式。
叙事之文（包括紀傳、行狀而言）應以《史》、《漢》為宗，範晔、沈約蓋其次選。
諸史而外，則《水經注》、《洛陽伽藍記》之類固可旁及，即唐宋八家亦不可偏廢，此就文章之用言也。
若以文體而論，則箴銘、頌贊，蔡中郎、陸士衡并臻上選，欲求辭旨文雅，亦可參效任昉、沈約、徐陵、庾信。
至于兼長碑銘箴頌贊诔說辨議諸體者，惟曹子建、陸士衡二人。
任彥昇則短于碑銘箴頌贊诔，庾子山則短于論說辨議。
天賦所限，不可強求。
且一類之中，亦有輕重：士衡筆壯，故長于碑銘；安仁情深，故善為哀诔。
要宜各就性之所近，專攻一家。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汪容甫（中）為清代名家，而繹其所取法者，亦隻《三國志》、《後漢書》、沈約、任昉四家而已。
詞例亦為專門之學，若能應用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之法，推之于漢魏六朝文學，則于當時用字造句之例。
必有創獲，亦巨業也。
三類之外又有所謂“序”者，實即贊之一種。
蓋古文序、贊不分，《後漢書》之論即為《前漢書》之贊，論、贊之用，并與序同。
孔子贊《易》，乃著《系辭》，是作序有韻，亦非無本。
自隋以降，序與記傳無别，據事直書，已失涵蓄之旨。
唐、宋而後，更于序中發抒議論，則又混入論說。
其體裁訛變，正與後代混碑銘于傳狀，且複參加議論者，同一不足為訓，此研究專家文體所以斷自五代以前也。
然六朝以上文體亦有僞誤者；如《文選》中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據《漢書·王褒傳》考之，本為“對”體，與東方朔《化民有道對》之類相同，自來未有無韻而可稱頌者。
後世因《文選》之誤，而謂頌可無韻，誠不免展轉傳訛矣。
文章之體既明，然後各就性之所近先決定所欲研究之文體，次擇定擅長此體之專家，取法得宜，進益必速，故不可不慎也。
大抵析理議禮之文應以魏、晉以迄齊、梁為法。
若嵇康持論，辨極精微；賀循訂制，疑難立解，（魏晉以來之議禮文字杜佑《通典》所收者甚多）并能陵轹前代，垂範将來。
論事之文應以兩漢之敷暢為法，而魏晉之局面廓張，亦堪楷式。
叙事之文（包括紀傳、行狀而言）應以《史》、《漢》為宗，範晔、沈約蓋其次選。
諸史而外，則《水經注》、《洛陽伽藍記》之類固可旁及，即唐宋八家亦不可偏廢，此就文章之用言也。
若以文體而論，則箴銘、頌贊，蔡中郎、陸士衡并臻上選，欲求辭旨文雅，亦可參效任昉、沈約、徐陵、庾信。
至于兼長碑銘箴頌贊诔說辨議諸體者，惟曹子建、陸士衡二人。
任彥昇則短于碑銘箴頌贊诔，庾子山則短于論說辨議。
天賦所限，不可強求。
且一類之中，亦有輕重：士衡筆壯，故長于碑銘；安仁情深，故善為哀诔。
要宜各就性之所近，專攻一家。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汪容甫（中）為清代名家，而繹其所取法者，亦隻《三國志》、《後漢書》、沈約、任昉四家而已。
詞例亦為專門之學，若能應用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之法，推之于漢魏六朝文學，則于當時用字造句之例。
必有創獲，亦巨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