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寫實主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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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憂患，而Turgenjev則言不幸者隐默之悲哀也。
Turgenjev初作《獵人随筆》（ZapiskiOkhotnika），記其遊獵見聞之事。
描寫物色人情，均極美妙，對于農奴之困苦，尤有同情。
論者比之美國Stowe夫人之UncleTom'sCabin，其影響亦相同，唯以藝術論，則《獵人随筆》為更傑出。
文主寫實，不露教訓之意，而文情俱勝，自能動人，如Sutchok及Vlas諸事皆是。
又有“Mumu”一篇，雖不在《随筆》中，而性質相類，寫Grasim隐默之悲哀，尤足當Brandes評語也。
《獵人随筆》以外，Turgenjev作短篇小說，可四十種，皆稱佳作，而“JakovPasynkov”，《薄命女》（“Nestchastnaja”）等又為最勝。
尤以長篇著作得名，其尤者為Rudin，《父與子》（OttsyiDjeti），《貴人之巢》（DvorjanskojeGnezdo），《煙》（Dym），《新地》（Nov）等。
Rudin作于一八五五年，時Hegel唯心論方盛行，俄國少年亦大受影響，Rudin者即其一人。
懷高尚之理想，其言甚美，而實行不足相副。
蓋本質猶是Oblomovshchina之流風，而時代精神，亦有以成就之也。
Rudin以言談得Natalija之愛，而複不能踐言，棄自由之說，而更勉人以從順。
終乃漂流至法國，死于二月革命之巷戰。
其意志不堅，為斯拉夫人通病，唯懷有熱誠，已視Oblomov稍進矣。
《父與子》為Turgenjev最有名著作，寫六十年頃新舊思想沖突之事。
當時唯物思想漸漸之興盛，學者多去Hegel而就Büchner，奉《力與質》一書為典要，凡講學皆以求誠緻用為歸宿。
對于從來傳襲之禮法，悉不信任。
唯征之學術而信，施于社會而有利者，始為可取。
Bazarov即此派代表，與Kirsanov兄弟相對抗。
然終惑于Odintsova夫人，不能竟其志而卒。
此書出後，世論紛然，“父”“子”兩世，悉起攻擊，Kirsanov一流，固怒其揭發隐覆，少年則以寫Bazarov近于諷刺，亦不能平。
Turgenjev力自申辯，誤會愈甚。
至近時據所作“HamletiDonQuixote”一文，始明其理。
Turgenjev以此二者為人性代表，論其短長，不得不右DonQuixote，唯一己性情，又實與Hamlet近，故愛Hamlet而複重DonQuixote。
見諸著作，則寫Rudin之短，猶可得人憐宥，寫Bazarov之長，乃更使讀者不滿，正緣性情各異故爾。
《父與子》為言俄國虛無主義最早之書，虛無論者（Nihilist）之名，亦始見于此，故世人特甚重之。
Turgenjev又有散文詩一卷曰Senilia，蓋多晚年作，故名。
辭意精煉，可與Baudelaire相匹，又能窺見其思想感情，至足珍貴。
如《自然》一篇，言人蟲等視，生殺時行，一無偏倚，厭世思想，不亞Leopardi。
及讀《乞食》則愛憐人類之意，又自顯著。
《故鄉》諸篇，所以寄愛國之思。
卷末《阈上》一章，贊美革命事業，至極懇摯，Turgenjev之本意，于此可見也。
FyodorDostojevskij（1821－1881）初習兵工，為陸軍少尉，自請退職，緻力于文學。
以《苦人》一書，得Nekrasov賞譽。
四十九年以革命嫌疑為政府所捕，并其同伴二十一人，俱定死刑。
臨刑，忽有旨減等，發西伯利亞為苦工四年，又充軍役六年，始得釋。
Dostojevskij神經素弱，數被重枚，後遂颠痫。
工作之餘，唯讀聖書，久之思想亦漸改。
昔之社會主義，已不複存，轉為基督教思想。
服從政府教會，宣傳愛之福音以救世。
其著作思想，與Turgenjev正反。
蓋Turgenjev主虛無說，因生悲觀，Dostojevskij則重信仰，以為神人合一，故多樂觀。
又一崇歐化，一則國粹論者，故二人意見素不相合也。
Dostojevskij歸國以著作自給，境遇窮迫，故文字不甚修飾，晚年始稍裕。
六十一年作《死人之家》（ZapiskiizMertvogoDoma）記西伯利亞獄中事，悉據本身經曆，故言之甚詳實，為生平傑作。
又有《罪與罰》（PrestuplenijeiNakazanije）者，亦極有名。
爾後所作，如BratyaKaramazovy，《白癡》（Idiot）等，皆冗長，又述病苦，逾于常軌。
蓋Dostojevskij精神本異常，并見之于文字，身心健全者，每不能與之諧合。
如《白癡》亦Dostojevskij名著之一，假Myschkin自表其意，而Kropotkin乃雲未嘗能讀之終卷，即其一例也。
《罪與罰》叙少年學生曰Raskolnikov者，迫于境遇，又受唯物思想影響，破滅道德之束縛，殺二老妪，欲盜其貨而未得。
後以Sonja之化，忏悔自首，遣發西伯利亞，Sonja亦與偕。
向上之精神生活，于是複始。
Dostojevskij愛之福音與其樂觀，皆于此傾注無遺蘊，書以宣示義旨，故描寫不能專據客觀。
唯由熱誠深愛，乃能造成真摯之情景，令人感動，為力至偉。
如Marmeladov家事，其最者也。
Dostojevskij屬國粹派，故以為西歐唯物思想，足以誤人，又隐然反對政治之革命。
故論者于此，亦多不滿。
蓋基督教義，本如Nietzsche所說，為弱者道德。
今又推至其極，以生存為患，以苦痛為正，以忍受為善，欲遺人世而待天國，固未足為人生唯一之軌範。
唯其宣傳愛之福音，使人知物我無間，所當泯絕界限，互相援助，則深有功于後世。
又複能力行其說，克己為人，如《受難者》（Unizhennyye）書中Vanja之行，尤為難能而可貴也。
LevTolstoj（1828－1910）主張人道主義，與Nietzsche超人哲學角立，為近世思想二大潮流。
Tolstoj本伯爵，少時有志于外交，入Kazan大學，修東方言語。
棄而學律，又不成。
複至彼得堡，沾染時習，浮沉于社會者久之。
其兄Nikolaj從軍高加索，招令往，乃去浮靡之社會，與自然生活接，大得感興。
作《童時》（Djetstvo），《哥薩克人》（Kazaki），有文名。
五十三年轉任苦裡米亞，時值俄法之戰，Tolstoj自請守第四炮壘，戰極勇。
作Sjevastopolskiye三卷，述戰争之恐怖，世無其比，亦為後日非戰萌牙。
此後旅行歐陸，過巴黎見執行死刑，複大感動。
以為同類無相殺之權，無論以暴力或法律使人不得其死者，皆此殺人之罪，為主持廢止死刑之張本。
六十一年農奴既釋，乃返故鄉YasnayaPoljana，建立小學，以教農民子弟。
本Rousseau說，主張自由教育，自作教科書用之，有大效，而為政府所忌，旋被阻止。
複治文學，作《戰争與平和》（VojnaiMir）及AnnaKarenina皆有名，Tolstoj少受物質思想影響，不信宗教。
年五十，乃感人生之空虛，尋求其意義而不可得，殆欲絕望自殺。
漸複歸于信仰，始得安住，以協濟農民為務，是為第一轉機。
八十一年，政府舉行統計，Tolstoj請為助理，得遍觀墨斯科下層社會生活，知種種貧苦情狀。
因複轉念，知昔日慈善布施，俱非根柢要計，而推本于貧富之不均，作《如之何》一書，詳論其事，是為第二轉機，即Tolstoj人道主義所由立也。
Tolstoj既以财産為諸惡之本，遂決意散财于民，躬耕自養，而為家人所梗，計不得行。
欲潔身高隐，又不欲以一己故，使人傷心，與利他主義相背。
因留不去，唯操作如田夫，不肯坐食。
終以千九百十年十一月夜遁，得寒疾，寄宿中途小驿，至二十日卒。
Tolstoj早年著作，純為藝術作品。
其後轉入宗教，則不屑為文藝，唯藉作傳道之用，而文字故自精美。
其人道主義，成立于第二轉機之後，唯此思想，實先已萌芽。
如Sjevastopolskiye之非戰，《哥薩克人》之非文明社會，《田主之朝》（“Utropomjeschtchika”）述Nekhliudov巡行村落所見，言田主之貪暴，與農奴之愚惰困窮，皆函微意。
AnnaKarenina尤能兼二者之長，文情并勝，而作者義旨，亦得表示。
所叙事迹，略與Tchernyschevskij之《何為》（Tchtodjelat）相類。
唯Anna與Vronskij後複以嫉妒相忤，又既與社會抗争，而複聽其褒貶，遂以悲劇終。
卷首引“聖書”語作題詞曰，報複，吾事也，吾将償之。
讀者往往誤會，以為Anna之死，乃天之報施，而Tolstoj意實不然。
當時論者甚多，唯Dostojevskij得其旨。
蓋此題詞，即基督言汝毋判人之義。
意謂人之于人，不當相責，但當相恕。
此慈悲之律，與Tolstoj思想正合，若雲報複，則與前後言行俱相背，必不然矣。
Tolstoj晚年甚薄文學，一意傳道。
十九世紀末年，俄國民間盛行新教，稱Dukhoborstvo，以愛人為旨，反對軍役及宗教儀式。
政府力鎮壓之，而不能絕，終乃許信徒移居加那大，唯無資斧不能行。
Tolstoj因取舊稿續成刊行之，集所得金資為助，即一八九九年所著之《複活》（Voskreseniye）是也。
基督教言世界末日，人将複活。
Tolstoj則假之以言精神之更生。
Nekhliudov誘Katiuscha而複棄之，女遂堕落，終以謀殺人，流西伯利亞。
時Nekhliudov為陪審官，見之，複念前事，因悔悟，從之至配所，自贖其罪。
Maslova亦以此能自振拔，複歸于善。
論者以比《罪與罰》之續篇，唯Tolstoj雖主張忍受，略如Dostojevskij，亦兼取攻勢，對于社會制度，責難甚力。
謂富者食他人之力，遊惰終身，貧者終年勞作，不足自養，陷于罪惡社會乃從而虐之，甯得為正。
蓋依Tolstoj言，則人性本善，其有過失者，隻因身心關系，或機緣合會而成。
但為道德之病，而非罪惡，故當于刑法外，别求療治之方。
《複活》一書，即示此義。
書雖以寄教訓，然又能與藝術相調和，故乃不失為文學之名著也。
Tolstoj教義，大要分五項，一曰不抵抗，二曰不怒，三曰不誓，四曰不二色，五曰不責人。
皆本基督十誡中事，而别加以解釋。
聖書雲，有批汝左頰者，更以右頰就之，為不抵抗主義之極緻。
唯消極之順受，更足以助長暴惡，故Tolstoj以毋以暴力抵抗為說。
如農民被杖，固應忍受，法在使人人明理，無願為田主執杖者，則平和自可得。
蓋Tolstoj诏人以不抵抗，亦并谕人以不服從。
人唯當服從其良知，外此更無權威，得相命令。
世間最惡，實唯強暴。
人以強暴相加，于己雖不利，而若以強暴相抗，則以暴敵暴，惡将更滋，故當無抵抗。
逮人或迫我以強暴加諸人，則甯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長其惡，故複取不服從也。
Tolstoj雖歸依宗教，唯其言神，含有泛神論傾向。
以為良知即神，又以人類希求善福之心為神，别無超自然之說。
嘗融會四福音書為《基督言行錄》，以神通奇迹為後世造作，悉削去之。
俄國教會以其破壞政教，斥為外道，于千九百一年宣告破門。
而民間崇信，轉益深厚，其道流行亦益廣矣。
四二 又 Tolstoj後俄國文人輩出，為新興文學第二時期。
VsevolodGarschin（1855－1888）與Tolstoj同裡，多受其化。
少習礦學，值俄土戰起，日見報章載戰地死傷人數，因悲悼無甯時。
終至不能複忍，遂自投軍中，冀分受人世苦痛。
所作《懦夫》（“Trus”）一篇，即寫此心情者也。
後負傷歸，記所閱曆為《四日》等，寫戰争之恐怖，與Vereschtchagin所作畫，并足為非戰之紀念。
七十八年百九十三人之獄，Garschin有摯友亦與焉，竭力營救，而友竟死。
Garschin少有心疾，至是大作，居狂人院中久之。
爾後益傾于悲觀，終以八十八年，投閣而死。
《紅花》（“KrasnyiTsvjetok”）一篇，為其絕筆。
言狂人心理，至足供學術之研究，文辭亦複精美。
又含蓄義旨，以赤罂粟花為諸惡象征，必忍死須臾殲除之為快，又可見Garschin之主義。
後世稱之為Tolstoj之徒，當也。
VladimirKorolenko（1853－）本Malorossia人。
初居墨斯科農學校，以政治犯罪，安置Tomsk，又徙Jakutsk，為西伯利亞極邊，七年後始得返國。
平生抱人道主義，其所著作，亦多言人生憂患。
《Makar之夢》一篇最有名。
Makar生荒林中，拮據求活，衣食每不給。
一夕醉夢，身死入幽冥，Tojon判其罪，将罰轉生為禮拜堂馬，Makar乃自申辯，善惡之衡複轉。
蓋Korolenko之意，以為人性本善，唯緣社會不良，個人為生計所迫，遂有過惡，若略迹而論，則人人平等，盜賊流亡，與賢人善士，同具性靈，别無差異，正與Dostojevskij所說同。
又有《下流》一篇，自述兒時經曆，為世所稱。
其人道主義思想，亦與他著一緻。
描寫自然之美，有Turgenjev之風又稍含滑稽，則似Gogolj也。
AntonTchekhov（1860－1904）父本農奴，有才幹，以商起家，自脫其籍。
Tchekhov卒業大學，為醫師，多閱世故，又得科學思想之益，理解力極明敏。
初匿名曰Tchekhonte，作小品二卷，多诙諧之詞。
至八十年後，時勢驟變，其作風亦随轉，雖仍稍含滑稽，而陰慘之氣彌漫篇中，故人謂Tchekhov所寫人生，皆呈灰色。
爾時亞力山大一世被殺，二世繼位，用舊派之言，大行虐政。
往昔革新之萌牙，摧滅無遺。
舉國咨嗟絕望，而士流之頹喪尤甚，雖曾受教育，懷有理想，然為暮氣所中，終複合于流俗，浮沉度世，别無意趣。
Tchekhov著作，善能記此時情狀，以時代為背景，以國民性為主題，正如Lermontov之寫Petchorin或Goncharov之Oblomov也。
Tchekhov以短篇著名，論者比之Maupassant，然亦僅技術相似，思想則複不同。
Maupassant純為客觀，又由唯物思想而厭世。
Tchekhov雖悲觀現世，而于未來，猶有希望。
所作劇中此義尤顯。
著作計十六卷。
短篇《鳴唼夢》，《可兒》（“Golubuschka”），及“DvaVolodja”等為最勝。
又《決鬥》（“Pojedinok”），《農夫》（“Muzhiki”）諸篇稍長，亦有名。
《決鬥》寫志行弱薄之少年，與Rudin相似。
《農夫》則言鄉村生活，暗淡可怖，近于法國純自然派之作矣。
MaksimGorjkij（1869－）本名AleksejPjeschkov，以身曆憂患，故取Gorjkij自号，義雲苦也。
幼喪父母，育于外家。
大父本一老兵，待之頗嚴，使從工師習藝，屢試不成。
Gorjkij乃逃去，為Volga商船厮役。
始得見Gogolj著作，有志于讀書。
至Kazan，欲學，不可得。
傭于餅師家，二年，複辭去。
入遊民之群，遊行各地，為種種工役商販以自給。
間作小說，記浪遊生活，投諸地方新聞。
九十四年始為Korolenko所知，極力贊許，為揭載所作“Tchelkasch”一篇，自是遂顯于世。
Gorjkij與Tchekhov生同時，各能表現社會之一面。
Tchekhov多寫士流，Gorjkij則叙遊民言行，至極精微。
蓋事多身曆，故非餘人所及，且亦性情相近，言之益複親切。
遊民生活，類極困苦，唯受者别無怨尤之辭。
性重自由而敢反抗，恒不惜與全社會忤，以得一己快意。
顧亦非暴棄放縱，營求自利。
雖身在惡趣中，而内心常有希冀，欲解不可知之人生，求不可知之幸福。
如《昔曾為人者》（“ByvschijLjudi”），《心痛》（“Toska”）二篇，足為代表。
毀棄拘束，力求自由，又終無厭足，不知安住，是為遊民之特質，足為國民惰性之藥石者。
Gorjkij實寫其狀，而複稍以理想化之，遂有人生戰士之風。
蓋作者之理想人物，實為強者，能反抗之人，乃得之遊民中。
故于士流之沮喪，則唾棄不屑道也。
其前本有民俗小說家甚多。
Rjeschtnikov專主寫實，Uspenskij等繼之，Grigorovich作又偏于理想，寫農夫堅忍之德，頗近誇飾，Gorjkij始能合二者之長，進于完善。
所作有《Orlov夫婦》（“SuprugiOrlovy”），《二十六人與一女》（“Dvadtsatschestjiodna”），《鷹之歌》（“PesnyaoSokolje”）等最勝。
《秋夜之事》（“OdnazhdyOsenju”）言Natascha之愛，悲怆而蘊藉，有Dostojevskij餘風。
又有長篇小說及戲曲數種，然皆在短篇下。
Gorjkij與謀革命，亡命意大利。
一九一三年，政府許其歸附，不應。
至俄國革命成，乃歸。
LeonidAndrejev（1871－）家素貧，幼時苦學，恒受寒餓。
卒業大學為律師，又不行，乃為新聞法廷記者。
一八九八年始作小說，得Gorjkij推賞，Merezhkovskij複投函緻詢，疑是Tchekhov托名，遂知于世。
有《深淵》（“Bezdna”），《霧中》（“VTumanje”）諸篇，頗似法國純自然派，唯别有神秘之色，感人愈益深切。
故若以《深淵》較Maupassant之《小Roque》，則陰森可怖，殆有甚焉。
凡所著作，多屬象征派，表示人生全體，不限于一隅，如戲劇《人之一生》（Zhiznjtchelovjeka），可為代表。
短篇中《謾》（“Lozhj”），《默》（“Moltchanije”），《小天使》（“Angelotchek”）等，俱佳。
又有《Fivejskij傳》及《赤笑》等，篇幅稍長。
雖并屬悲觀，而對于人生之摯愛，亦甚顯著，同具人道主義之傾向也。
“ZhiznjVasilijaFivejskogo”述牧師Fivejskij之不幸，略如《約百記》。
唯約百終以信仰得勝，Fivejskij則由虔敬而入懷疑，又轉為狂信，終複決絕，以狂易死。
信仰破滅，唯有定命為宇宙主宰，蓋與《人之一生》，同其暗淡者也。
《赤笑》（“KrasnyjSmjekh”）作于千九百四年，值日俄戰後。
Andrejev雖未親曆，而憑神思之力，寫戰争慘狀，能達其極，與Sjevastopolskiye及《四日》等并稱。
Tolstoj與Garschin寫戰時事實與心理，已極深刻，Andrejev則多用象征，暗示之力，較明言尤大，故《赤笑》之恐怖，尤足令人震惕。
美國Phelps言世界非戰之文學中，猛烈更無逾《赤笑》者，殆非過譽。
同時有AleksandrKuprin（1870－）為陸軍中尉，作《決鬥》一書。
寫平日軍隊生活，極種種惡德，或以為即揭發戰敗之因，唯作者之旨，實不在此。
據所自述，則唯欲實寫軍官社會情狀，而反對軍役之意，亦寓其中。
Nazanskij所說愛之宗教，蓋即Kuprin之理想，與Andrejev相同者也。
《七死囚記》（“Rasskazosemipovjeschennykh”）卷端題雲，呈Tolstoj伯。
中叙五革命黨人，一劇盜，一殺人者同日就刑，記其犯事始末及獄中心理狀态。
Andrejev自序雲，吾著書之旨，在指示死刑之恐怖，與其不法。
正直勇敢之人，徒以過懷仁愛，主持正義
Turgenjev初作《獵人随筆》（ZapiskiOkhotnika），記其遊獵見聞之事。
描寫物色人情，均極美妙，對于農奴之困苦，尤有同情。
論者比之美國Stowe夫人之UncleTom'sCabin，其影響亦相同，唯以藝術論，則《獵人随筆》為更傑出。
文主寫實，不露教訓之意，而文情俱勝，自能動人，如Sutchok及Vlas諸事皆是。
又有“Mumu”一篇，雖不在《随筆》中，而性質相類，寫Grasim隐默之悲哀，尤足當Brandes評語也。
《獵人随筆》以外，Turgenjev作短篇小說，可四十種，皆稱佳作，而“JakovPasynkov”，《薄命女》（“Nestchastnaja”）等又為最勝。
尤以長篇著作得名，其尤者為Rudin，《父與子》（OttsyiDjeti），《貴人之巢》（DvorjanskojeGnezdo），《煙》（Dym），《新地》（Nov）等。
Rudin作于一八五五年，時Hegel唯心論方盛行，俄國少年亦大受影響，Rudin者即其一人。
懷高尚之理想，其言甚美，而實行不足相副。
蓋本質猶是Oblomovshchina之流風，而時代精神，亦有以成就之也。
Rudin以言談得Natalija之愛，而複不能踐言，棄自由之說，而更勉人以從順。
終乃漂流至法國，死于二月革命之巷戰。
其意志不堅，為斯拉夫人通病，唯懷有熱誠，已視Oblomov稍進矣。
《父與子》為Turgenjev最有名著作，寫六十年頃新舊思想沖突之事。
當時唯物思想漸漸之興盛，學者多去Hegel而就Büchner，奉《力與質》一書為典要，凡講學皆以求誠緻用為歸宿。
對于從來傳襲之禮法，悉不信任。
唯征之學術而信，施于社會而有利者，始為可取。
Bazarov即此派代表，與Kirsanov兄弟相對抗。
然終惑于Odintsova夫人，不能竟其志而卒。
此書出後，世論紛然，“父”“子”兩世，悉起攻擊，Kirsanov一流，固怒其揭發隐覆，少年則以寫Bazarov近于諷刺，亦不能平。
Turgenjev力自申辯，誤會愈甚。
至近時據所作“HamletiDonQuixote”一文，始明其理。
Turgenjev以此二者為人性代表，論其短長，不得不右DonQuixote，唯一己性情，又實與Hamlet近，故愛Hamlet而複重DonQuixote。
見諸著作，則寫Rudin之短，猶可得人憐宥，寫Bazarov之長，乃更使讀者不滿，正緣性情各異故爾。
《父與子》為言俄國虛無主義最早之書，虛無論者（Nihilist）之名，亦始見于此，故世人特甚重之。
Turgenjev又有散文詩一卷曰Senilia，蓋多晚年作，故名。
辭意精煉，可與Baudelaire相匹，又能窺見其思想感情，至足珍貴。
如《自然》一篇，言人蟲等視，生殺時行，一無偏倚，厭世思想，不亞Leopardi。
及讀《乞食》則愛憐人類之意，又自顯著。
《故鄉》諸篇，所以寄愛國之思。
卷末《阈上》一章，贊美革命事業，至極懇摯，Turgenjev之本意，于此可見也。
FyodorDostojevskij（1821－1881）初習兵工，為陸軍少尉，自請退職，緻力于文學。
以《苦人》一書，得Nekrasov賞譽。
四十九年以革命嫌疑為政府所捕，并其同伴二十一人，俱定死刑。
臨刑，忽有旨減等，發西伯利亞為苦工四年，又充軍役六年，始得釋。
Dostojevskij神經素弱，數被重枚，後遂颠痫。
工作之餘，唯讀聖書，久之思想亦漸改。
昔之社會主義，已不複存，轉為基督教思想。
服從政府教會，宣傳愛之福音以救世。
其著作思想，與Turgenjev正反。
蓋Turgenjev主虛無說，因生悲觀，Dostojevskij則重信仰，以為神人合一，故多樂觀。
又一崇歐化，一則國粹論者，故二人意見素不相合也。
Dostojevskij歸國以著作自給，境遇窮迫，故文字不甚修飾，晚年始稍裕。
六十一年作《死人之家》（ZapiskiizMertvogoDoma）記西伯利亞獄中事，悉據本身經曆，故言之甚詳實，為生平傑作。
又有《罪與罰》（PrestuplenijeiNakazanije）者，亦極有名。
爾後所作，如BratyaKaramazovy，《白癡》（Idiot）等，皆冗長，又述病苦，逾于常軌。
蓋Dostojevskij精神本異常，并見之于文字，身心健全者，每不能與之諧合。
如《白癡》亦Dostojevskij名著之一，假Myschkin自表其意，而Kropotkin乃雲未嘗能讀之終卷，即其一例也。
《罪與罰》叙少年學生曰Raskolnikov者，迫于境遇，又受唯物思想影響，破滅道德之束縛，殺二老妪，欲盜其貨而未得。
後以Sonja之化，忏悔自首，遣發西伯利亞，Sonja亦與偕。
向上之精神生活，于是複始。
Dostojevskij愛之福音與其樂觀，皆于此傾注無遺蘊，書以宣示義旨，故描寫不能專據客觀。
唯由熱誠深愛，乃能造成真摯之情景，令人感動，為力至偉。
如Marmeladov家事，其最者也。
Dostojevskij屬國粹派，故以為西歐唯物思想，足以誤人，又隐然反對政治之革命。
故論者于此，亦多不滿。
蓋基督教義，本如Nietzsche所說，為弱者道德。
今又推至其極，以生存為患，以苦痛為正，以忍受為善，欲遺人世而待天國，固未足為人生唯一之軌範。
唯其宣傳愛之福音，使人知物我無間，所當泯絕界限，互相援助，則深有功于後世。
又複能力行其說，克己為人，如《受難者》（Unizhennyye）書中Vanja之行，尤為難能而可貴也。
LevTolstoj（1828－1910）主張人道主義，與Nietzsche超人哲學角立，為近世思想二大潮流。
Tolstoj本伯爵，少時有志于外交，入Kazan大學，修東方言語。
棄而學律，又不成。
複至彼得堡，沾染時習，浮沉于社會者久之。
其兄Nikolaj從軍高加索，招令往，乃去浮靡之社會，與自然生活接，大得感興。
作《童時》（Djetstvo），《哥薩克人》（Kazaki），有文名。
五十三年轉任苦裡米亞，時值俄法之戰，Tolstoj自請守第四炮壘，戰極勇。
作Sjevastopolskiye三卷，述戰争之恐怖，世無其比，亦為後日非戰萌牙。
此後旅行歐陸，過巴黎見執行死刑，複大感動。
以為同類無相殺之權，無論以暴力或法律使人不得其死者，皆此殺人之罪，為主持廢止死刑之張本。
六十一年農奴既釋，乃返故鄉YasnayaPoljana，建立小學，以教農民子弟。
本Rousseau說，主張自由教育，自作教科書用之，有大效，而為政府所忌，旋被阻止。
複治文學，作《戰争與平和》（VojnaiMir）及AnnaKarenina皆有名，Tolstoj少受物質思想影響，不信宗教。
年五十，乃感人生之空虛，尋求其意義而不可得，殆欲絕望自殺。
漸複歸于信仰，始得安住，以協濟農民為務，是為第一轉機。
八十一年，政府舉行統計，Tolstoj請為助理，得遍觀墨斯科下層社會生活，知種種貧苦情狀。
因複轉念，知昔日慈善布施，俱非根柢要計，而推本于貧富之不均，作《如之何》一書，詳論其事，是為第二轉機，即Tolstoj人道主義所由立也。
Tolstoj既以财産為諸惡之本，遂決意散财于民，躬耕自養，而為家人所梗，計不得行。
欲潔身高隐，又不欲以一己故，使人傷心，與利他主義相背。
因留不去，唯操作如田夫，不肯坐食。
終以千九百十年十一月夜遁，得寒疾，寄宿中途小驿，至二十日卒。
Tolstoj早年著作，純為藝術作品。
其後轉入宗教，則不屑為文藝，唯藉作傳道之用，而文字故自精美。
其人道主義，成立于第二轉機之後，唯此思想，實先已萌芽。
如Sjevastopolskiye之非戰，《哥薩克人》之非文明社會，《田主之朝》（“Utropomjeschtchika”）述Nekhliudov巡行村落所見，言田主之貪暴，與農奴之愚惰困窮，皆函微意。
AnnaKarenina尤能兼二者之長，文情并勝，而作者義旨，亦得表示。
所叙事迹，略與Tchernyschevskij之《何為》（Tchtodjelat）相類。
唯Anna與Vronskij後複以嫉妒相忤，又既與社會抗争，而複聽其褒貶，遂以悲劇終。
卷首引“聖書”語作題詞曰，報複，吾事也，吾将償之。
讀者往往誤會，以為Anna之死，乃天之報施，而Tolstoj意實不然。
當時論者甚多，唯Dostojevskij得其旨。
蓋此題詞，即基督言汝毋判人之義。
意謂人之于人，不當相責，但當相恕。
此慈悲之律，與Tolstoj思想正合，若雲報複，則與前後言行俱相背，必不然矣。
Tolstoj晚年甚薄文學，一意傳道。
十九世紀末年，俄國民間盛行新教，稱Dukhoborstvo，以愛人為旨，反對軍役及宗教儀式。
政府力鎮壓之，而不能絕，終乃許信徒移居加那大，唯無資斧不能行。
Tolstoj因取舊稿續成刊行之，集所得金資為助，即一八九九年所著之《複活》（Voskreseniye）是也。
基督教言世界末日，人将複活。
Tolstoj則假之以言精神之更生。
Nekhliudov誘Katiuscha而複棄之，女遂堕落，終以謀殺人，流西伯利亞。
時Nekhliudov為陪審官，見之，複念前事，因悔悟，從之至配所，自贖其罪。
Maslova亦以此能自振拔，複歸于善。
論者以比《罪與罰》之續篇，唯Tolstoj雖主張忍受，略如Dostojevskij，亦兼取攻勢，對于社會制度，責難甚力。
謂富者食他人之力，遊惰終身，貧者終年勞作，不足自養，陷于罪惡社會乃從而虐之，甯得為正。
蓋依Tolstoj言，則人性本善，其有過失者，隻因身心關系，或機緣合會而成。
但為道德之病，而非罪惡，故當于刑法外，别求療治之方。
《複活》一書，即示此義。
書雖以寄教訓，然又能與藝術相調和，故乃不失為文學之名著也。
Tolstoj教義，大要分五項，一曰不抵抗，二曰不怒，三曰不誓，四曰不二色，五曰不責人。
皆本基督十誡中事，而别加以解釋。
聖書雲，有批汝左頰者，更以右頰就之，為不抵抗主義之極緻。
唯消極之順受，更足以助長暴惡，故Tolstoj以毋以暴力抵抗為說。
如農民被杖，固應忍受，法在使人人明理，無願為田主執杖者，則平和自可得。
蓋Tolstoj诏人以不抵抗，亦并谕人以不服從。
人唯當服從其良知，外此更無權威，得相命令。
世間最惡，實唯強暴。
人以強暴相加，于己雖不利，而若以強暴相抗，則以暴敵暴，惡将更滋，故當無抵抗。
逮人或迫我以強暴加諸人，則甯忍受其咎，而勿更助長其惡，故複取不服從也。
Tolstoj雖歸依宗教，唯其言神，含有泛神論傾向。
以為良知即神，又以人類希求善福之心為神，别無超自然之說。
嘗融會四福音書為《基督言行錄》，以神通奇迹為後世造作，悉削去之。
俄國教會以其破壞政教，斥為外道，于千九百一年宣告破門。
而民間崇信，轉益深厚，其道流行亦益廣矣。
四二 又 Tolstoj後俄國文人輩出，為新興文學第二時期。
VsevolodGarschin（1855－1888）與Tolstoj同裡，多受其化。
少習礦學，值俄土戰起，日見報章載戰地死傷人數，因悲悼無甯時。
終至不能複忍，遂自投軍中，冀分受人世苦痛。
所作《懦夫》（“Trus”）一篇，即寫此心情者也。
後負傷歸，記所閱曆為《四日》等，寫戰争之恐怖，與Vereschtchagin所作畫，并足為非戰之紀念。
七十八年百九十三人之獄，Garschin有摯友亦與焉，竭力營救，而友竟死。
Garschin少有心疾，至是大作，居狂人院中久之。
爾後益傾于悲觀，終以八十八年，投閣而死。
《紅花》（“KrasnyiTsvjetok”）一篇，為其絕筆。
言狂人心理，至足供學術之研究，文辭亦複精美。
又含蓄義旨，以赤罂粟花為諸惡象征，必忍死須臾殲除之為快，又可見Garschin之主義。
後世稱之為Tolstoj之徒，當也。
VladimirKorolenko（1853－）本Malorossia人。
初居墨斯科農學校，以政治犯罪，安置Tomsk，又徙Jakutsk，為西伯利亞極邊，七年後始得返國。
平生抱人道主義，其所著作，亦多言人生憂患。
《Makar之夢》一篇最有名。
Makar生荒林中，拮據求活，衣食每不給。
一夕醉夢，身死入幽冥，Tojon判其罪，将罰轉生為禮拜堂馬，Makar乃自申辯，善惡之衡複轉。
蓋Korolenko之意，以為人性本善，唯緣社會不良，個人為生計所迫，遂有過惡，若略迹而論，則人人平等，盜賊流亡，與賢人善士，同具性靈，别無差異，正與Dostojevskij所說同。
又有《下流》一篇，自述兒時經曆，為世所稱。
其人道主義思想，亦與他著一緻。
描寫自然之美，有Turgenjev之風又稍含滑稽，則似Gogolj也。
AntonTchekhov（1860－1904）父本農奴，有才幹，以商起家，自脫其籍。
Tchekhov卒業大學，為醫師，多閱世故，又得科學思想之益，理解力極明敏。
初匿名曰Tchekhonte，作小品二卷，多诙諧之詞。
至八十年後，時勢驟變，其作風亦随轉，雖仍稍含滑稽，而陰慘之氣彌漫篇中，故人謂Tchekhov所寫人生，皆呈灰色。
爾時亞力山大一世被殺，二世繼位，用舊派之言，大行虐政。
往昔革新之萌牙，摧滅無遺。
舉國咨嗟絕望，而士流之頹喪尤甚，雖曾受教育，懷有理想，然為暮氣所中，終複合于流俗，浮沉度世，别無意趣。
Tchekhov著作，善能記此時情狀，以時代為背景，以國民性為主題，正如Lermontov之寫Petchorin或Goncharov之Oblomov也。
Tchekhov以短篇著名，論者比之Maupassant，然亦僅技術相似，思想則複不同。
Maupassant純為客觀，又由唯物思想而厭世。
Tchekhov雖悲觀現世，而于未來，猶有希望。
所作劇中此義尤顯。
著作計十六卷。
短篇《鳴唼夢》，《可兒》（“Golubuschka”），及“DvaVolodja”等為最勝。
又《決鬥》（“Pojedinok”），《農夫》（“Muzhiki”）諸篇稍長，亦有名。
《決鬥》寫志行弱薄之少年，與Rudin相似。
《農夫》則言鄉村生活，暗淡可怖，近于法國純自然派之作矣。
MaksimGorjkij（1869－）本名AleksejPjeschkov，以身曆憂患，故取Gorjkij自号，義雲苦也。
幼喪父母，育于外家。
大父本一老兵，待之頗嚴，使從工師習藝，屢試不成。
Gorjkij乃逃去，為Volga商船厮役。
始得見Gogolj著作，有志于讀書。
至Kazan，欲學，不可得。
傭于餅師家，二年，複辭去。
入遊民之群，遊行各地，為種種工役商販以自給。
間作小說，記浪遊生活，投諸地方新聞。
九十四年始為Korolenko所知，極力贊許，為揭載所作“Tchelkasch”一篇，自是遂顯于世。
Gorjkij與Tchekhov生同時，各能表現社會之一面。
Tchekhov多寫士流，Gorjkij則叙遊民言行，至極精微。
蓋事多身曆，故非餘人所及，且亦性情相近，言之益複親切。
遊民生活，類極困苦，唯受者别無怨尤之辭。
性重自由而敢反抗，恒不惜與全社會忤，以得一己快意。
顧亦非暴棄放縱，營求自利。
雖身在惡趣中，而内心常有希冀，欲解不可知之人生，求不可知之幸福。
如《昔曾為人者》（“ByvschijLjudi”），《心痛》（“Toska”）二篇，足為代表。
毀棄拘束，力求自由，又終無厭足，不知安住，是為遊民之特質，足為國民惰性之藥石者。
Gorjkij實寫其狀，而複稍以理想化之，遂有人生戰士之風。
蓋作者之理想人物，實為強者，能反抗之人，乃得之遊民中。
故于士流之沮喪，則唾棄不屑道也。
其前本有民俗小說家甚多。
Rjeschtnikov專主寫實，Uspenskij等繼之，Grigorovich作又偏于理想，寫農夫堅忍之德，頗近誇飾，Gorjkij始能合二者之長，進于完善。
所作有《Orlov夫婦》（“SuprugiOrlovy”），《二十六人與一女》（“Dvadtsatschestjiodna”），《鷹之歌》（“PesnyaoSokolje”）等最勝。
《秋夜之事》（“OdnazhdyOsenju”）言Natascha之愛，悲怆而蘊藉，有Dostojevskij餘風。
又有長篇小說及戲曲數種，然皆在短篇下。
Gorjkij與謀革命，亡命意大利。
一九一三年，政府許其歸附，不應。
至俄國革命成，乃歸。
LeonidAndrejev（1871－）家素貧，幼時苦學，恒受寒餓。
卒業大學為律師，又不行，乃為新聞法廷記者。
一八九八年始作小說，得Gorjkij推賞，Merezhkovskij複投函緻詢，疑是Tchekhov托名，遂知于世。
有《深淵》（“Bezdna”），《霧中》（“VTumanje”）諸篇，頗似法國純自然派，唯别有神秘之色，感人愈益深切。
故若以《深淵》較Maupassant之《小Roque》，則陰森可怖，殆有甚焉。
凡所著作，多屬象征派，表示人生全體，不限于一隅，如戲劇《人之一生》（Zhiznjtchelovjeka），可為代表。
短篇中《謾》（“Lozhj”），《默》（“Moltchanije”），《小天使》（“Angelotchek”）等，俱佳。
又有《Fivejskij傳》及《赤笑》等，篇幅稍長。
雖并屬悲觀，而對于人生之摯愛，亦甚顯著，同具人道主義之傾向也。
“ZhiznjVasilijaFivejskogo”述牧師Fivejskij之不幸，略如《約百記》。
唯約百終以信仰得勝，Fivejskij則由虔敬而入懷疑，又轉為狂信，終複決絕，以狂易死。
信仰破滅，唯有定命為宇宙主宰，蓋與《人之一生》，同其暗淡者也。
《赤笑》（“KrasnyjSmjekh”）作于千九百四年，值日俄戰後。
Andrejev雖未親曆，而憑神思之力，寫戰争慘狀，能達其極，與Sjevastopolskiye及《四日》等并稱。
Tolstoj與Garschin寫戰時事實與心理，已極深刻，Andrejev則多用象征，暗示之力，較明言尤大，故《赤笑》之恐怖，尤足令人震惕。
美國Phelps言世界非戰之文學中，猛烈更無逾《赤笑》者，殆非過譽。
同時有AleksandrKuprin（1870－）為陸軍中尉，作《決鬥》一書。
寫平日軍隊生活，極種種惡德，或以為即揭發戰敗之因，唯作者之旨，實不在此。
據所自述，則唯欲實寫軍官社會情狀，而反對軍役之意，亦寓其中。
Nazanskij所說愛之宗教，蓋即Kuprin之理想，與Andrejev相同者也。
《七死囚記》（“Rasskazosemipovjeschennykh”）卷端題雲，呈Tolstoj伯。
中叙五革命黨人，一劇盜，一殺人者同日就刑，記其犯事始末及獄中心理狀态。
Andrejev自序雲，吾著書之旨，在指示死刑之恐怖，與其不法。
正直勇敢之人，徒以過懷仁愛，主持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