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傳奇主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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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Lucia已字Lorenzo，貴人DonRodrigo欲克期得之，戒牧師DonAbbondio勿為結婚，二人遂亡去。
Manzoni自言，此書主旨在于任天。
理力交争，而理終勝。
蓋其言任天，異于安命。
人當确守正道，與患難抗，先自盡其所能，而後聽之于天。
此虔敬之信，即Manzoni一生行事之本，與愛國思想，亦相表裡。
其取材于西班牙朝者，即諷示外族政治之惡，故其書影響流行皆甚廣。
唯偏重史實，恒苦煩冗，又難與虛構相調和，不能及Scott也。
GiacomoLeopardi（1798－1837）父為伯爵，少遊惰，家遂中落。
其夫人Antici持家政，一意欲興複舊業，曆三十年竟成，然務儉寡恩，至喜子女殇夭，以為可節教食之費。
Leopardi幼慧有大志，而不得出，因日夕讀父藏書，冀以學成名，遂深通古文學。
年十九，仿造希臘逸文，學者不能辨。
然研究過勞，體乃益羸，終病佝偻，又苦拘系，欲亡去而不成，監視益嚴，因是郁郁，遂厭人世，常見于詩文，以為人生止有苦趣，靈智之士，苦亦益大，蓋人生慰藉，實唯空虛，人有希望空想幻覺，乃得安住。
如幻滅時，止見實在，即是悲苦。
欲脫此苦，唯夢或死。
如題古墓碑詩中所雲，人唯不見日光，斯為最善也。
自然生萬物，而複滅之，其視人類，不異蟻子。
《蓬蒿》（“Ginestra”）詩中雲，初為生母，終為繼母，與Vigny意見相同。
自然與魂問答，以三事命之曰，其生存，其偉大，其困苦，即其人生觀之精義也。
悲觀思想，為傳奇時代所共有，在Leopardi特尤甚。
蓋身世之感，有以使之然，非盡緣于哲理，故雖以世事為幻，而希求未絕。
Raniero謂所慕有三，愛戀，光榮與祖國是也。
Leopardi之厭世，與Manzoni之任天，并由際遇，而愛國之心亦無殊。
Manzoni如DonAbbdondio，未能蹈危以赴義。
Leopardi則由弱敗，入于絕望。
唯《詠意大利》（“All'Italia”）諸詩，純為革命之音，奧國政府謂其背道禍世，力禁流行，而不能絕。
授吾甲與兵，吾願獨戰死一解，最為世所知。
其鼓厲人心，不下于GiuseppeGiusti（1809－1857）之政治諷刺詩也。
Manzoni後，傳奇派文學發達極盛，多為小說，雖仿效Scott派，别無特色，而在意大利則感化甚大。
當時作者，本非以文藝為業，類皆愛國之士，有志未逮，故藉文字以宣傳意旨，Guerrazzi所謂不能戰鬥乃作小說是也。
GiuseppeMazzini（1805－1872）緻力于政治，亦提倡文學，以益世為旨，重思想而輕形式。
美非藝術極則，其所尊尚，在能發表共通情思，以利益人生。
故曆史小說獨盛，其效在叙古昔光榮，能起國人仰慕之心，自慚目前衰落，或如Manzoni假古事以言異政治，皆合于益世之義也。
TommasoGrossi與MassimoAzeglio均屬此派。
d'Azeglio（1798－1866）為Manzoni女夫，以EttoreFieramosca一書著名。
FrancescoGuerrazzi獨不仿Manzoni，自成一家。
此他作者，更無可稱述。
正如Flamin言，仰慕中古之風，不适于羅馬民族，傳奇文學不二十年而就衰矣。
SilvioPellico（1789－1854）初作戲曲，以編Conciliatore為奧政府所忌。
後入燒炭黨（Corbonaro）遂被捕，由死刑減為禁锢，十年後得釋。
著《獄中記》（LemiePrigioni），風行全國，與Manzoni之作并稱。
Pellico本懷疑派，及經曆憂患，信教甚笃。
作書之旨，本以言宗教之慰安，唯叙述所曆諸苦，令人感憤，不直奧政府所為，于國事有大影響。
論者謂此書一出，奧國之損，不下于敗績一次，非過言也。
西班牙與法國接境，故文學亦甚蒙法之影響。
AngeldeSaavedra（1791－1865）本貴族，以國事出亡，居英法，受Byron與Chateaubriand之化，始立傳奇派。
JosedeEspronceda（1810－1842）性放曠，為自由而戰，大類Byron，其詩悲觀而含抗音，亦複相似。
JoseZorrilla與ManuelTamayo等以戲曲稱。
GustavoAdolfoBécquer（1836－1870）流轉困頓以沒，為詩每仿Heine，小說師Hoffmann，有《碧眼》（LosOjosVerdes）一篇最有名。
其他文人著作，與世界思潮有系屬者，别無可言。
二八 俄國 俄國十九世紀文學，始于Puschkin，而Zhukovskij為之先驅。
VasilijZhukovskij（1783－1852）本貴家子，通西歐諸國文學。
一八一六年與Puschkin等結社于彼得堡，播布傳奇派思想，未幾Zhukovskij被命為宮廷詩人，Puschkin又以筆禍竄邊地，社遂散。
Zhukovskij雖亦自作詩，而翻譯之影響于當世者尤巨，如德之Bürger與Fouqué，英之Gray與Byron皆是。
故Brandes以俄國傳奇文學之Columbus稱之。
俄之情勢，頗異他國，故文學現象亦稍不同。
專制之下民主思想既難長發，古學又湮沒，中世趣味，亦不能為世人所解。
于是專尚主觀，斥棄舊章，自抒新意者，最所尊尚。
故Byron著作，獨為俄人推重，當代大家如Puschkin及Lermontov，固皆奉Byronism者也。
AleksandrPuschkin（1799－1837）以家風喜用法國語，故幼時已讀Rousseau等書，早歲有詩名。
千八百二十年以作詩刺俄帝寵臣，獲罪，将流鮮卑，有耆宿數人解之，得免，谪居南方。
後以行旅過高加索，深感自然之美，又始讀Byron詩，受其感化，因力仿之。
詩中主人，多頹唐憂郁，輕于失望，易于奮迅，有厭世之風，而志又甚不固，蓋Byron式英雄，複不脫俄國氣質者。
其詩亦正如是，故雖雲模拟，而仍自表其個性，不流于僞飾也。
唯Byron天性桀骜，追慕自由，畢生不貳，Puschkin則外緣轉變，性格辄移。
三十五年冬，十二月黨敗，獨以流谪在外得免，俄帝亦優容之，召令給事宮中，作《大彼得史》，至三十七年，與法人D'AnthesdeHeeckeren決鬥，見殺。
傑作有IevgeniOnjegin，初仿DonJuan，曆八年始成，中經變易，故先後歧異，可略見其為人。
蓋Puschkin意向，不如Byron峻絕。
昔之崇信，第由一時激越，迨放浪之生涯畢，則又返其本來，不能如Lermontov之堅執而不舍也。
Puschkin見諸友為争自由，或囚或竄，而己獨無恙，則遁入斯拉夫愛國說以自慰解。
多贊誦武功，以為國之榮光在是。
Brandes謂其始慕自由，而終歸于獸性之愛國，定力不及Byron，唯描寫性格，才頗勝之耳。
所作小說數篇，皆有特色，Gogolj之感情派寫實小說，即出于此者也。
MikhailLermontov（1814－1841）系出Learmonth氏，本蘇格闌人。
少習陸軍，出為騎兵小校，喜Byron之詩，并慕其為人。
又受Shelley之化，于人生善惡争競諸事，多所興感，尊自由尤至。
Puschkin死作詩哀之，籲天為之複仇，時俄帝方寵任D'Anthes，因罪Lermontov，流之高加索。
四十年，與法國公使子決鬥，複遣戍，是年作小說曰“當世之英雄”，有僚友Martynov疑其言涉己，請決鬥，Lermontov遂見殺，年二十七。
Lermontov少時，甚慕Byron為人，至願己之生涯，有以相肖，然又深受Shelley感化。
故其悲觀，亦非盡緣絕望，實以孤憤而然。
如勇猛者，懷崇高之望，而閱曆世事，所遇皆庸懦醜惡，不副所期，則緣生激怒，聊以獨行自快。
故其抗鬥，即以保人類尊嚴，不欲随順流俗，與自棄作達者不同，蓋甚近Prometheus而與DonJuan遠矣。
初仿民謠體作詩，有《商人Kalaschnikov之歌》，言與禁衛軍官決鬥，既複仇，遂願就死，已多革命之音。
“Mtsyri”一篇，意義尤溥博。
Mtsyri者，本高加索四部童子，久居山寺，受長老教誨，而慕自由不已。
一夕暴風雨，遂亡去，欲歸故鄉，迷林中不能出，數日後覓得之，以與豹鬥受傷，竟殒。
詩述其對長老之言曰，汝問我自由之時，何所為乎，爾時吾“生存”耳，使吾生無此三日，且将暗淡無歡，逾汝暮年耳。
此即Lermontov自由之歌，合生命與自由為一，最足以見其深意者也。
Lermontov亦甚愛國，顧與Puschkin絕異。
不以威武光榮為偉大，所眷念者，乃在鄉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
且推其愛及于高加索土人。
此土人者，即以自由故，力與俄國抗者也。
Lermontov曾自從軍，兩與其役，然終愛之。
所作“IzmailBey”一篇，即紀此事。
又Valerik亦言二族戰事，至為精确，論者謂非身曆者不能道。
末雲，吾思人間擾擾，将欲何求。
天宇清淨，盡多栖息之地，而人心之中，充滿恨意者何耶。
其反對戰争之意至明，與Puschkin之作詩頌克波闌者，相去遠甚。
俄人Kropotkin稱之曰Humanist，得其實也。
《當世之英雄》（GeroyNaschegoVremeni）記高加索軍官Petchorin事。
其人有才而無所施，乃蔑棄一切，獨行其是，以自滿足。
初悅回部女Bela，劫至營中，己複棄去。
後以事與僚友Gruschnitskij忤，Gruschnitskij恨之，請與決鬥，反為所殺。
Petchorin為人，與Onjegin略同，而描畫更精善。
書出，世人頗疑即著者自況，Lermontov乃于第二版序中釋之曰，是中所言不為一人，實當世衆惡之畫像。
蓋尼古拉一世時，農奴之制未廢，上級社會，多極逸豫。
又方厲行專制，貴介子弟，懷抱才智，不能于政治社會有所展施，因多轉入Petchorin一流，以自放逸。
故《當世之英雄》一書，雖為小說，亦近實錄。
至于描寫方法，多用寫實，已離傳奇派之習。
及Gogolj繼起，而俄國小說愈益發達，然探求本始，固當推Lermontov為首出也。
同時詩人最著名者，有AleksejKoltsov（1808－1842）。
本農人仿民謠作詩，善言農民生活與其哀樂之情。
論者以比英之Burns，而Nekrasov則Crabbe也。
NikolajNekrasov（1821－1877）詩多述民間困苦，一一如實，其志在救世，故不入于絕望之悲觀。
有《赤鼻霜》一篇，述農婦苦辛，終至凍死山林中，為諸作中最雲。
二九 波闌 波闌文學盛于十九世紀，其先多被法國之化，未能自有表見。
及傳奇主義興，趨向始變，師法英德，而Byron之力特大，蓋傳奇派思想，本從反抗之精神出。
個性主義與平民傾向，即可推及于邦國民族，轉為愛國之思，故危亡之國，大抵受其影響，文學與政治，并見發展。
波闌千八百三十年革命不成，Mickiewicz等複仇詩人，即出于此時，欲以文字振起國人，寄精誠于至文，感化之力甚深且廣，為前此未有。
JandeHolewinski稱之為波闌文學之黃金時代，蓋以此也。
Mickiewicz前，有Ukraine派詩人，紹述KazimierzBrod-zinski之說，立傳奇派基本。
AntoniMalczewski（1793－1826）本貴胄，受法國教育，慕自由。
嘗從那頗侖北征，逮事敗後，漫遊列國，遇Byron于意大利，甚相得。
Byron為賦Mazeppa一詩。
Malczewski所作記事詩Maria，亦仿Byron詩風，而意獨深摯，言Waclaw悅Maria，逆父意納之，父怒，僞作和解，遣子從征鞑靼，而使力士著面具溺女于城濠，蓋絕作也。
BohdanZaleski（1802－1889）為詩，則純詠故鄉物色，頌美大野巨川，流連無已，又喜述哥薩克人憂患生涯。
三十年變後，亡命居巴黎，至于沒世。
SewerynGoszczynski（1801－1876）本Kiev人，波闌大舉時，亦與其事，及敗，出亡法國。
有Kaniow一詩，述十八世紀中哥薩克亂事，所叙兵燹之狀皆逼真，最為世人所稱。
此三人者，皆生于Ukraine，以波闌文著作，而念念不忘故鄉，故稱之曰Ukraine派。
其思想雖不一緻，唯愛天物，重自由，言戀愛，皆出傳奇派。
又以愛國精神貫通其間，則并同。
凡諸詩人亦悉如是，是為波闌文學之一特色也。
Mickiewicz與Slowacki二人，皆以救國為職志，及獨立不成，乃由絕望而言報複，世謂之複仇詩人。
AdamMickiewicz（1795－1855）生長鄉曲，習聞民謠童話，甚好之。
民謠多言中世時鞑靼内侵事，Mickiewicz感動，遂為愛國思想之根本。
少時學于Wilno大學，有TomaszZan者，聯合學生結社曰愛德（Philaretia），以家國學術道德三者自勉，一八二二年為俄政府所禁，Mickiewicz被捕入獄十閱月，徙居俄國。
經苦裡米亞至莫斯科，多見東方物色，成詩集一卷。
為Puschkin所知，遂相友善。
居俄五年，作長詩二篇。
一曰Grazyna，言有Nowogradk王Litawor與外父忤，将引外兵攻之。
其妻Grazyna潛命門卒勿納日耳曼使者，授兵怒而反攻，Grazyna殺破之，自亦中流彈死。
此篇之意，蓋極端之愛國主義，謂苟以此最高目的故，則雖違命召禍，如Grazyna，亦無不可也。
一曰KonradWallenrod，取材古昔，言有英雄以敗亡之餘，謀複國仇，因僞降敵，漸為其長，得一舉報之。
此蓋以Machiavelli之意，附諸Byron之英雄，故驟視之，亦第傳奇之作，檢文者弗喻其意，得印行。
Mickiewicz名遂大起。
未幾得請，漫遊歐洲，作《死人祭》（Dziady）。
波闌舊俗，每十一月二日，必置酒果垅上，以
Manzoni自言，此書主旨在于任天。
理力交争，而理終勝。
蓋其言任天，異于安命。
人當确守正道，與患難抗，先自盡其所能，而後聽之于天。
此虔敬之信，即Manzoni一生行事之本，與愛國思想，亦相表裡。
其取材于西班牙朝者，即諷示外族政治之惡，故其書影響流行皆甚廣。
唯偏重史實，恒苦煩冗，又難與虛構相調和，不能及Scott也。
GiacomoLeopardi（1798－1837）父為伯爵，少遊惰，家遂中落。
其夫人Antici持家政，一意欲興複舊業，曆三十年竟成，然務儉寡恩，至喜子女殇夭，以為可節教食之費。
Leopardi幼慧有大志，而不得出，因日夕讀父藏書，冀以學成名，遂深通古文學。
年十九，仿造希臘逸文，學者不能辨。
然研究過勞，體乃益羸，終病佝偻，又苦拘系，欲亡去而不成，監視益嚴，因是郁郁，遂厭人世，常見于詩文，以為人生止有苦趣，靈智之士，苦亦益大，蓋人生慰藉，實唯空虛，人有希望空想幻覺，乃得安住。
如幻滅時，止見實在，即是悲苦。
欲脫此苦，唯夢或死。
如題古墓碑詩中所雲，人唯不見日光，斯為最善也。
自然生萬物，而複滅之，其視人類，不異蟻子。
《蓬蒿》（“Ginestra”）詩中雲，初為生母，終為繼母，與Vigny意見相同。
自然與魂問答，以三事命之曰，其生存，其偉大，其困苦，即其人生觀之精義也。
悲觀思想，為傳奇時代所共有，在Leopardi特尤甚。
蓋身世之感，有以使之然，非盡緣于哲理，故雖以世事為幻，而希求未絕。
Raniero謂所慕有三，愛戀，光榮與祖國是也。
Leopardi之厭世，與Manzoni之任天，并由際遇，而愛國之心亦無殊。
Manzoni如DonAbbdondio，未能蹈危以赴義。
Leopardi則由弱敗，入于絕望。
唯《詠意大利》（“All'Italia”）諸詩，純為革命之音，奧國政府謂其背道禍世，力禁流行，而不能絕。
授吾甲與兵，吾願獨戰死一解，最為世所知。
其鼓厲人心，不下于GiuseppeGiusti（1809－1857）之政治諷刺詩也。
Manzoni後，傳奇派文學發達極盛，多為小說，雖仿效Scott派，别無特色，而在意大利則感化甚大。
當時作者，本非以文藝為業，類皆愛國之士，有志未逮，故藉文字以宣傳意旨，Guerrazzi所謂不能戰鬥乃作小說是也。
GiuseppeMazzini（1805－1872）緻力于政治，亦提倡文學，以益世為旨，重思想而輕形式。
美非藝術極則，其所尊尚，在能發表共通情思，以利益人生。
故曆史小說獨盛，其效在叙古昔光榮，能起國人仰慕之心，自慚目前衰落，或如Manzoni假古事以言異政治，皆合于益世之義也。
TommasoGrossi與MassimoAzeglio均屬此派。
d'Azeglio（1798－1866）為Manzoni女夫，以EttoreFieramosca一書著名。
FrancescoGuerrazzi獨不仿Manzoni，自成一家。
此他作者，更無可稱述。
正如Flamin言，仰慕中古之風，不适于羅馬民族，傳奇文學不二十年而就衰矣。
SilvioPellico（1789－1854）初作戲曲，以編Conciliatore為奧政府所忌。
後入燒炭黨（Corbonaro）遂被捕，由死刑減為禁锢，十年後得釋。
著《獄中記》（LemiePrigioni），風行全國，與Manzoni之作并稱。
Pellico本懷疑派，及經曆憂患，信教甚笃。
作書之旨，本以言宗教之慰安，唯叙述所曆諸苦，令人感憤，不直奧政府所為，于國事有大影響。
論者謂此書一出，奧國之損，不下于敗績一次，非過言也。
西班牙與法國接境，故文學亦甚蒙法之影響。
AngeldeSaavedra（1791－1865）本貴族，以國事出亡，居英法，受Byron與Chateaubriand之化，始立傳奇派。
JosedeEspronceda（1810－1842）性放曠，為自由而戰，大類Byron，其詩悲觀而含抗音，亦複相似。
JoseZorrilla與ManuelTamayo等以戲曲稱。
GustavoAdolfoBécquer（1836－1870）流轉困頓以沒，為詩每仿Heine，小說師Hoffmann，有《碧眼》（LosOjosVerdes）一篇最有名。
其他文人著作，與世界思潮有系屬者，别無可言。
二八 俄國 俄國十九世紀文學，始于Puschkin，而Zhukovskij為之先驅。
VasilijZhukovskij（1783－1852）本貴家子，通西歐諸國文學。
一八一六年與Puschkin等結社于彼得堡，播布傳奇派思想，未幾Zhukovskij被命為宮廷詩人，Puschkin又以筆禍竄邊地，社遂散。
Zhukovskij雖亦自作詩，而翻譯之影響于當世者尤巨，如德之Bürger與Fouqué，英之Gray與Byron皆是。
故Brandes以俄國傳奇文學之Columbus稱之。
俄之情勢，頗異他國，故文學現象亦稍不同。
專制之下民主思想既難長發，古學又湮沒，中世趣味，亦不能為世人所解。
于是專尚主觀，斥棄舊章，自抒新意者，最所尊尚。
故Byron著作，獨為俄人推重，當代大家如Puschkin及Lermontov，固皆奉Byronism者也。
AleksandrPuschkin（1799－1837）以家風喜用法國語，故幼時已讀Rousseau等書，早歲有詩名。
千八百二十年以作詩刺俄帝寵臣，獲罪，将流鮮卑，有耆宿數人解之，得免，谪居南方。
後以行旅過高加索，深感自然之美，又始讀Byron詩，受其感化，因力仿之。
詩中主人，多頹唐憂郁，輕于失望，易于奮迅，有厭世之風，而志又甚不固，蓋Byron式英雄，複不脫俄國氣質者。
其詩亦正如是，故雖雲模拟，而仍自表其個性，不流于僞飾也。
唯Byron天性桀骜，追慕自由，畢生不貳，Puschkin則外緣轉變，性格辄移。
三十五年冬，十二月黨敗，獨以流谪在外得免，俄帝亦優容之，召令給事宮中，作《大彼得史》，至三十七年，與法人D'AnthesdeHeeckeren決鬥，見殺。
傑作有IevgeniOnjegin，初仿DonJuan，曆八年始成，中經變易，故先後歧異，可略見其為人。
蓋Puschkin意向，不如Byron峻絕。
昔之崇信，第由一時激越，迨放浪之生涯畢，則又返其本來，不能如Lermontov之堅執而不舍也。
Puschkin見諸友為争自由，或囚或竄，而己獨無恙，則遁入斯拉夫愛國說以自慰解。
多贊誦武功，以為國之榮光在是。
Brandes謂其始慕自由，而終歸于獸性之愛國，定力不及Byron，唯描寫性格，才頗勝之耳。
所作小說數篇，皆有特色，Gogolj之感情派寫實小說，即出于此者也。
MikhailLermontov（1814－1841）系出Learmonth氏，本蘇格闌人。
少習陸軍，出為騎兵小校，喜Byron之詩，并慕其為人。
又受Shelley之化，于人生善惡争競諸事，多所興感，尊自由尤至。
Puschkin死作詩哀之，籲天為之複仇，時俄帝方寵任D'Anthes，因罪Lermontov，流之高加索。
四十年，與法國公使子決鬥，複遣戍，是年作小說曰“當世之英雄”，有僚友Martynov疑其言涉己，請決鬥，Lermontov遂見殺，年二十七。
Lermontov少時，甚慕Byron為人，至願己之生涯，有以相肖，然又深受Shelley感化。
故其悲觀，亦非盡緣絕望，實以孤憤而然。
如勇猛者，懷崇高之望，而閱曆世事，所遇皆庸懦醜惡，不副所期，則緣生激怒，聊以獨行自快。
故其抗鬥，即以保人類尊嚴，不欲随順流俗，與自棄作達者不同，蓋甚近Prometheus而與DonJuan遠矣。
初仿民謠體作詩，有《商人Kalaschnikov之歌》，言與禁衛軍官決鬥，既複仇，遂願就死，已多革命之音。
“Mtsyri”一篇，意義尤溥博。
Mtsyri者，本高加索四部童子，久居山寺，受長老教誨，而慕自由不已。
一夕暴風雨，遂亡去，欲歸故鄉，迷林中不能出，數日後覓得之，以與豹鬥受傷，竟殒。
詩述其對長老之言曰，汝問我自由之時，何所為乎，爾時吾“生存”耳，使吾生無此三日，且将暗淡無歡，逾汝暮年耳。
此即Lermontov自由之歌，合生命與自由為一，最足以見其深意者也。
Lermontov亦甚愛國，顧與Puschkin絕異。
不以威武光榮為偉大，所眷念者，乃在鄉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
且推其愛及于高加索土人。
此土人者，即以自由故，力與俄國抗者也。
Lermontov曾自從軍，兩與其役，然終愛之。
所作“IzmailBey”一篇，即紀此事。
又Valerik亦言二族戰事，至為精确，論者謂非身曆者不能道。
末雲，吾思人間擾擾，将欲何求。
天宇清淨，盡多栖息之地，而人心之中，充滿恨意者何耶。
其反對戰争之意至明，與Puschkin之作詩頌克波闌者，相去遠甚。
俄人Kropotkin稱之曰Humanist，得其實也。
《當世之英雄》（GeroyNaschegoVremeni）記高加索軍官Petchorin事。
其人有才而無所施，乃蔑棄一切，獨行其是，以自滿足。
初悅回部女Bela，劫至營中，己複棄去。
後以事與僚友Gruschnitskij忤，Gruschnitskij恨之，請與決鬥，反為所殺。
Petchorin為人，與Onjegin略同，而描畫更精善。
書出，世人頗疑即著者自況，Lermontov乃于第二版序中釋之曰，是中所言不為一人，實當世衆惡之畫像。
蓋尼古拉一世時，農奴之制未廢，上級社會，多極逸豫。
又方厲行專制，貴介子弟，懷抱才智，不能于政治社會有所展施，因多轉入Petchorin一流，以自放逸。
故《當世之英雄》一書，雖為小說，亦近實錄。
至于描寫方法，多用寫實，已離傳奇派之習。
及Gogolj繼起，而俄國小說愈益發達，然探求本始，固當推Lermontov為首出也。
同時詩人最著名者，有AleksejKoltsov（1808－1842）。
本農人仿民謠作詩，善言農民生活與其哀樂之情。
論者以比英之Burns，而Nekrasov則Crabbe也。
NikolajNekrasov（1821－1877）詩多述民間困苦，一一如實，其志在救世，故不入于絕望之悲觀。
有《赤鼻霜》一篇，述農婦苦辛，終至凍死山林中，為諸作中最雲。
二九 波闌 波闌文學盛于十九世紀，其先多被法國之化，未能自有表見。
及傳奇主義興，趨向始變，師法英德，而Byron之力特大，蓋傳奇派思想，本從反抗之精神出。
個性主義與平民傾向，即可推及于邦國民族，轉為愛國之思，故危亡之國，大抵受其影響，文學與政治，并見發展。
波闌千八百三十年革命不成，Mickiewicz等複仇詩人，即出于此時，欲以文字振起國人，寄精誠于至文，感化之力甚深且廣，為前此未有。
JandeHolewinski稱之為波闌文學之黃金時代，蓋以此也。
Mickiewicz前，有Ukraine派詩人，紹述KazimierzBrod-zinski之說，立傳奇派基本。
AntoniMalczewski（1793－1826）本貴胄，受法國教育，慕自由。
嘗從那頗侖北征，逮事敗後，漫遊列國，遇Byron于意大利，甚相得。
Byron為賦Mazeppa一詩。
Malczewski所作記事詩Maria，亦仿Byron詩風，而意獨深摯，言Waclaw悅Maria，逆父意納之，父怒，僞作和解，遣子從征鞑靼，而使力士著面具溺女于城濠，蓋絕作也。
BohdanZaleski（1802－1889）為詩，則純詠故鄉物色，頌美大野巨川，流連無已，又喜述哥薩克人憂患生涯。
三十年變後，亡命居巴黎，至于沒世。
SewerynGoszczynski（1801－1876）本Kiev人，波闌大舉時，亦與其事，及敗，出亡法國。
有Kaniow一詩，述十八世紀中哥薩克亂事，所叙兵燹之狀皆逼真，最為世人所稱。
此三人者，皆生于Ukraine，以波闌文著作，而念念不忘故鄉，故稱之曰Ukraine派。
其思想雖不一緻，唯愛天物，重自由，言戀愛，皆出傳奇派。
又以愛國精神貫通其間，則并同。
凡諸詩人亦悉如是，是為波闌文學之一特色也。
Mickiewicz與Slowacki二人，皆以救國為職志，及獨立不成，乃由絕望而言報複，世謂之複仇詩人。
AdamMickiewicz（1795－1855）生長鄉曲，習聞民謠童話，甚好之。
民謠多言中世時鞑靼内侵事，Mickiewicz感動，遂為愛國思想之根本。
少時學于Wilno大學，有TomaszZan者，聯合學生結社曰愛德（Philaretia），以家國學術道德三者自勉，一八二二年為俄政府所禁，Mickiewicz被捕入獄十閱月，徙居俄國。
經苦裡米亞至莫斯科，多見東方物色，成詩集一卷。
為Puschkin所知，遂相友善。
居俄五年，作長詩二篇。
一曰Grazyna，言有Nowogradk王Litawor與外父忤，将引外兵攻之。
其妻Grazyna潛命門卒勿納日耳曼使者，授兵怒而反攻，Grazyna殺破之，自亦中流彈死。
此篇之意，蓋極端之愛國主義，謂苟以此最高目的故，則雖違命召禍，如Grazyna，亦無不可也。
一曰KonradWallenrod，取材古昔，言有英雄以敗亡之餘，謀複國仇，因僞降敵，漸為其長，得一舉報之。
此蓋以Machiavelli之意，附諸Byron之英雄，故驟視之，亦第傳奇之作，檢文者弗喻其意，得印行。
Mickiewicz名遂大起。
未幾得請，漫遊歐洲，作《死人祭》（Dziady）。
波闌舊俗，每十一月二日，必置酒果垅上，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