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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易代，此之謂“亡國”。
如何是亡天下？中國人不成為中國人，盡變成夷狄了，即是說中國人所看重的人道亡了，這叫做“亡天下”。
明亡了，中國人的政權被滿人奪去，一時大賢像顧亭林、黃梨洲，都回頭注意到中國文化傳統上面去。
他們不是不想對國家負責任，但這責任負不起。
國家體制擺在外面，大亂局面已成，一時挽回不過來。
但還有隐藏在後面的，文化大傳統，道之興亡，則寄放在每一人身上，因此每一人各有一份責任。
因此其文化傳統與道究也不易亡，因每一人都可為轉移氣運扭轉時代的中心。
而且這一事又是最自由最堅強，誰也奪不了你的“志”與“德”。
此番話，說給西方人聽，會說你有點神秘性。
這不錯，這是中國人内傾文化的說法呀！ 所以我說中國文化是“個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這并不是說中國人不看重物質表現，但一切物質表現都得推本歸趨于“道德”。
此所謂“人本位”，以“個人”為中心，以“天下”即世界“人群”為極量。
《中庸》上又說：“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我在幼年時，即聽人批評此說要不得。
由今想來，《中庸》此語還是有道理。
埃及的金字塔，人亡了，塔還在。
一部《羅馬法》，羅馬亡了，法還在。
中國人則更看重人，光有物質建造，光有制度法律，也無用。
所以說：“人能宏道，非道宏人。
”要轉移世運，責任仍在“人”身上。
中國人愛講天運循環，又說“物極必反”。
物則必有極，“極”是盡頭處，物到盡頭，自然向前無路了。
人之道則沒有極。
人生有極是死，後浪推前浪，時代繼續向前，人物随時轉換，那是從生物界自然界來看是如此。
從人之修心養德處講，人到達為完人，不是做了完人就必然得要反。
而且我在上講又提過，人要做一完人，當下現前即可做，所謂“我欲仁，斯仁至”。
但也不是一為完人便到了盡頭，也還須時時不斷的“修”與“養”。
做人如此，世運亦然。
世運轉了，不是盡可恃，還有盛衰興亡接踵而來，但不能說道極必反。
因道在人為，非必反，亦非必不反。
由此講下，恐引伸過遠，暫不深講吧！ 現在再講“世運”與“人物”。
世運轉移也可分兩方面來講。
一是自然的物極必反，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久亂則人心思治，那是氣運自然在轉了。
但人物盛衰有時與氣運轉移未必緊密相依成為并行線。
有的是新朝開始，像是氣運已轉，然而人物未盛，如秦代統一，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大一新氣運，但秦始皇、李斯這些人物并不夠條件。
漢高祖平民革命，又是一番新氣運，但漢初人物條件還是不夠。
待過七十年，到漢武帝時，然後人物大盛。
也有些朝代氣運已衰，如東漢末年，而人物未衰，還是有存在，所以到三國時還有很多像樣人物。
從曆史看，新朝崛起，不一定就是太平治世。
而舊朝垂亡，卻已有許多新人物預備在那裡。
如唐初新人物早在北朝末及隋代孕育。
又如元代是中國史上一段黑暗時代，然而元朝末年孕育人才不少，明太祖一起便得用。
明初人物之多，較之唐初無愧色，兩漢、宋代均不能比。
明亡了，人物未衰，清人入關，那輩人物，間接直接，都影響了清初的政治。
最近如中華民國開國，這又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極大新氣運的轉變，然而人物準備似乎還沒有齊全。
實因清之末季，人物早已凋零了。
到今已經過了五十二年，但西漢開國經過七十年，北宋經過一百年，才始人物蔚起，何況這五十二年中，内亂外患頻乘，無怪我們這一時代，要感覺到人物異常缺乏。
但氣運可以陶鑄人才，新氣運來了，自然有新人物産生。
而人物也可扭轉氣運，縱在大亂世，隻要有人物，自可轉移氣運，開創出新時代。
西方人看法和我們不同，他們注重物質條件。
他們總說我們是落後，這幾年來台灣，說我們進步了。
究竟進步在哪裡？其實也隻從物質條件上衡量。
進一步，問言論自由嗎？法律平等嗎？政治民主嗎？仍是從外皮形迹看。
他們沒有能深一層像中國人來看所謂“道”。
西方道在上帝，在天國。
權力财富則在地上，在凱撒。
西方人把人生分作此兩部分。
現實人生則隻是現實的，理想人生不在現世，在天國。
希臘、羅馬、希伯來是現代西方文化三源，又加進“新科學”，遂成為現代的西方。
但這幾方面，始終不能調和融合。
在孔子時，若論富強，自然魯不如齊，齊不如晉。
但孔子的評論，則魯在齊前，齊在晉上。
此後晉分為三，田氏篡齊，魯最孱弱，但安和反較久。
唐初亦有一故事：西域高昌王曾派人入貢，見隋炀帝當時物阜民豐，他覺中國了不起，奉事甚恭。
隋亡，唐興，高昌王聽說中國換了朝代，再來朝，那時正經大破壞，不能和隋相比，高昌從此不再來中國。
沒幾年，唐朝派兵把高昌國王捉到，高昌國也就亡了。
那位高昌王也正是從物質形象表現在具體上的證據來看一個國家。
他可謂是不知“道”，從而也不能好好保住他的國。
七 中國文化最可寶貴的，在其知“重道”。
今再問道由何來？當然中國人一樣信有天，道是人本位的，人文的，但道之大原出于“天”。
中國人雖看重人文，但求“人文”與“自然”合一，此是中國人“天人合一”的理想。
不過道總表現在人身。
所以人可以“參天地贊化育”。
我又聽近代人常說黃金時代，其實時代不能把黃金來代表作衡量。
又常說中國唐虞三代是我們理想中的黃金時代。
其實中國人理想中，應該沒有黃金時代這觀念。
中國人隻說“大道之行”，孫中山先生也把此四字來想象新中國之将來。
這一傳統觀念，我深切希望大家莫忽略。
隻此一端，便可使中國永存天地間。
中國不亡，中國的文化傳統也永不至中斷。
“中國不亡”這句話，在今天講來已是鐵案不可移。
這又要講到我小孩子時的事。
我為讀到梁任公“中國不亡”這句話，才注意研究中國曆史，要為這句話求出其肯定的答案。
在我小孩時，人都說中國要亡，康有為就是這樣講，波蘭、印度就是中國兩面鏡子，中國是快被瓜分了。
到今天，我想不僅中國人，連全世界人，都不會想象到中國會亡，這句話已經不存在。
但要中國複興再盛，卻不可專靠時代和運氣。
反攻大陸，猶如“辛亥革命”，有時可以賴着氣運，而中國之真正複興，到底還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上，還在我們各自的“人”身上，在我們各人内心的“自覺自信”，在我們各自的“立志”上。
我上講每個人不論環境條件都可做一理想的完人，由此進一步，才是中國複興再盛的時期來臨了。
道有隐顯，有消長。
道之行亦有大、小、廣、狹。
但道則仍是道，不能說道之本身在進步。
我們豈能說孔子不如孟子，孟子不如朱子陽明，朱子陽明不如現代的外國人。
中國人看法，物質經濟可以有進步，人之生活可以有進步，“道”則自始至終無所謂進步。
“德”亦然，它可不論外在條件而完成。
所謂“東海有聖人，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不能說西海聖人定超過了東海的聖人。
因此照中國文化傳統講，“量”的方面可以擴大到世界全人類，到世界大同而天下平。
“質”的方面則還是這一道，道無所謂進步，因亦無所謂極限。
不如形而下之器與物是有極限的。
而且道，父不可以傳子，孔子不能傳付與伯魚，仍要伯魚自修自成。
所以世界随時要人來創造，永遠要人來創造。
今天盛，明天可以衰；今天衰，明天仍可以盛。
這是中國人看法，其責任則在我們每人各自的身上。
這是我們想望中國再興複盛一最要的契機。
我這兩次講演，可以推廣來專講中西藝術比較、中西文學比較、中西物質建設的比較、中西人生哲學的比較，如是以至整個中西文化的比較。
而我此兩講，雖籠統，也還親切，并不敢憑空發理論申意見，也決沒有看輕近代的西方。
我隻想指出一點中西雙方之不同處。
我們固然應該接受西方的，但也希望西方人能了解中國的。
如此下去，或許有一天，誠如中國人所謂“大同太平”時代之來臨。
可惜我所講粗略，請各位指教吧！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國防研究院”演講，刊載于“國防研究院”《中西文化論集》。
） 三 中華民族曆史精神 我們中華民族的曆史，普通從黃帝講起。
西漢司馬遷《史記》第一篇《五帝本紀》，第一帝即是黃帝。
從黃帝到今已五千年。
五帝以前，尚有三皇。
傳說綿遠，又不知有多少年。
以我民族如此悠久博大之曆史傳統，要在它裡面籀出一番“曆史精神”來，說明此一曆史傳統何以能如此悠久而博大，那豈是三言兩語可盡。
而且此一番精神，不僅苦于說不盡，更苦乃在于說不出。
我們的民族生命，由生長、壯大，而發展，從頭到尾隻在此一番精神之内，而我們的智慧，急切間實苦于無從深入了解此精神。
正如我們有此生命，而無法深入了解此生命。
但我們有此生命之一事實，則為一顯然之事實。
我民族之有此悠久博大之曆史傳統與其一番精神，亦同為一顯然之事實。
我自來到台灣，登阿裡山，及在其他地區，看見了許多神木。
它們矗立高山頂上，經曆風霜，耐抗冰雪，綿亘着幾千年的生命，而生氣充盈，精力飽滿，我不知它們何以得有如此曆久不老之大生命！但神木矗立我前，則又是顯然一不争之事實。
我們的民族曆史，屹立在并世各民族間，矯然不群，巍然獨出，此一種悠久博大之曆史精神，正可把我來台所見高山神木的那種生命精神作比拟。
我因此聯想到《論語》裡孔子所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這句話。
這句話也已流傳了兩千五百年，直到今天，成為中國社會人人俱知的一句話。
但此話實具深義，我們正可即憑孔子此一句話來發揮說明我們民族的曆史精神。
春天來到，綠草如茵，弱柳如綿，桃李競豔，芳菲滿目。
千紅萬紫，美不勝收。
一般遊春人，賞心樂事，流連忘返。
但哪有人會在此際卻去欣賞松柏。
一到夏天，衆木茂盛，枝葉扶蘇，生氣蓬勃，郁郁蔥蔥。
那時的人，也不會獨去注意松柏身上。
待到秋季，霜露已降，梧桐葉落。
但一方面可愛的是果實累累，另一方面可愛的還是絢爛绯紅。
人們的興趣，還不會轉移到松柏。
直要到嚴冬已屆，冰天雪地，衆卉盡枯，群木皆落。
那時候，天地間肅殺之氣已達極端，一切摧敗無遺，惟有松柏蒼翠，挺立在寒風苦雨中，而生氣盎然，因此使人知生命之無盡，而轉移心情以待陽和之重來。
此事說來易知，而實不易知。
孔子所說“……然後知……”三字，便蘊藏着無窮深義，耐人深省。
其中義蘊，确是大堪玩味，大堪探究。
但等待說出來，則又是人人皆知。
緊要者乃要在此人人皆知中，教我們去作無窮玩味，無窮探究，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
我們千萬莫平淡視之，讓它輕易忽過。
抑且松柏亦非不凋。
有豐則必有枯，有盛則必有衰，有榮華則必然有凋零。
此乃天地間生命界一共同現象，一共同通則。
松柏亦有凋時，隻其凋，較衆木之凋則在後。
而且舊葉未謝，新葉已萌，雖有凋而若不凋。
故松柏之凋，不僅在衆木之後，抑且讓人不易見，遂群認為松柏不凋。
所以我們說松柏長青。
孔子特地指點出此一人人共知的生命現象，教人來透悟其中之生命通則。
中國人接受孔子教訓，人人盡知在新春盛夏清秋之後，必然會有嚴冬之來臨。
方其在新春盛夏清秋時，卻先已為嚴冬作準備。
《易經·乾卦》上說：“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人固不能違天行事，但即在天時之後行事，隻要能率順于天，即是以人合天。
天有常，則人亦随之有常。
因于天時有常，我們還得在天時之前行事，天時接踵而來，反若天在人後，而不違于人，人不變則天亦随之不變。
現在再回到上面所講“松柏後凋”的一番話上來。
天地有春、夏、秋、冬四時之變，此即是天地之“常”。
有常則必有“變”，而變中則仍見其有常。
桃李争春，一時盛極得意；但隆冬來臨，在春時那一番盛極得意的桃李，到此不免要衰敗。
此亦是一種“後天而奉天時”。
但萬物生命究與天地不同，經不起那一時時的驟盛驟衰，與倏起倏落。
所以最多經曆了幾十寒暑，此等桃李生命便會枯竭而盡。
隻有松柏，好像在和煦春陽中，萬卉群木争盛之際，而早已作準備。
它雖不能如萬卉群木之随時而争變，而獨能超出乎萬卉群木之外，卓立乎四季之中，以守常而待變。
故松柏長青，乃獨有其千百年經久之大生命，此則可謂是一種“先天而天弗違”。
我中華民族，正為能遵守孔子古訓，看重松柏之後凋，而輕視了桃李之争春。
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之整部曆史，其間亦不乏盛時，但一輩先知先覺，都能教人保泰持盈，适可而止，不為已甚。
知亢龍之有悔，每思患而豫防。
及其遭逢挫折，陷處困厄中，乃仍能自強不息。
所以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整部曆史，乃常是一部居安思危、履險若易的曆史。
惟其能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履險而若易。
惟其不作春風之得意，所以亦不面對嚴冬而喪氣。
讓我們舉幾件曆代傳述的故事。
遠在夏少康時，他有田一成，隻十裡之廣；有衆一旅，隻五百人之多，能布其德而兆其謀，終以中興夏業。
此事尚遠在孔子前。
及孔子以後，吳滅越，越王勾踐身臣妾于吳者三年，及其反國，苦心焦思，卧薪嘗膽，二十餘年，終以覆吳。
此事則在春秋末，戰國初。
又其後，燕滅齊，隻剩莒、即墨兩城，齊王在莒，田單在即墨，終敗燕師，興複齊國，此事亦尚在先秦。
上之三事，脍炙人口，亦幾乎盡人皆知。
自茲以往，我中華曆史，擴展日益廣大，衍變日益繁複，而所遇艱困，乃至其踬而複起，仆而複興，大盛衰，大治亂，大存亡，以上述三事較之，則誠然渺乎其小。
然而事體雖異，事理則同。
我中華民族之曆史精神，見之承平盛世者，往往反不若其見之危難亂世之更為壯旺而健伉，堅強而有力。
亦如松柏之長青，并不見異于陽春和煦之日，而更益見異于嚴冬大寒之天。
所以由吾侪今日之處境，而來探究玩索我民族五千年來此整部曆史之傳統精神，亦将更見為親切而多味，融洽而易入。
抑且不惟時代為然，即人物亦複如是。
孔孟以下，大聖大賢，出于衰亂世者，實更盛更大于承平世。
其以失敗終其身者，乃亦益受後世尊崇，勝過于成功之人物。
如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戰國，何嘗非一失敗之人物。
其本身，固是未嘗得志。
在其當時，亦何嘗得其救濟。
然而暗然于一世，乃彰顯于萬代。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聖哲大賢，固不為存身謀，但其處亂世而抱道不屈，不汲汲于一時之功利，而實為民族萬代求存身。
松柏之在春時，方當萬花競豔，豈不亦見其為屈為蟄。
孔子後凋之訓，深矣遠矣。
以此治我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庶乎可見其精神之所在。
又如關羽、嶽飛、文天祥、史可法，此等人物，皆受中國社會人人奉仰。
在中國曆史上，建大業成大功之名将亦何限。
在當身，固是功名煊赫，在其當時，亦複對國家社會有大貢獻，得大福利。
然而我國人之崇拜失敗英雄，則尤益加甚。
豈不以彼輩之功業，亦如三春桃李，而此輩之風烈，則如嚴冬松柏。
我民族之常能在天寒、地凍、堅冰、厚雪中屹立無恙，正是憑此番心情與此種精神之有以緻之。
我民國建國六十年來，乃至追溯其開國前之數十年，我民族亦正處在一天寒、地凍、堅冰、厚雪之時代中。
乃我國人，于我先聖大訓，多數漫焉忽忘，未能加深體認。
競羨他方桃李之豔，轉厭本身松柏之貞。
不僅常此恹恹，轉複增其懵懵。
今日者，事益急，禍益深。
所幸乃是我民族此五千年來整部曆史之傳統精神，久已浸灌融凝在我民族每一分子之血液中。
松柏雖亦有凋時，隻要此精神重再抖擻，此血液再活潑運行，我民族此五千年來之貞固生命，當會依然如故，健壯猶昔。
我常憶某年遊西安，入一古寺，極荒破，僅一老僧。
大殿前廣院中一老柏一夾竹桃相對。
我問僧，此處為何栽一夾竹桃，成何體統？僧雲：“我已老病，補栽柏樹，不知何年見其成長。
夾竹桃，今年種，明年即有花可睹。
”我申斥之，謂：“大殿前種松柏，供殿上佛菩薩看，不是要你看。
”老僧淡然木然，不語不動。
我們此六十年來，多數人乃如此古寺老僧，急要眼前看花，卻不作長久像樣的打算。
激變而成今日之大陸，赤禍橫流，千百年古松柏，斬伐惟恐不盡。
翻土掘根，無所不用其極。
好讓遍地空出種夾竹桃，轉瞬間望其繁花盈目。
卻稱之曰“文化大革命”。
不悟我民族五千年曆史的傳統精神，豈容少數人一時狂妄，便得輕易斬斷。
天愈寒，地愈凍，冰雪愈堅厚；到此時，萬卉群木，均已萎枯，惟有松柏，蒼翠益顯。
我已在上面說過，在春、夏、秋三時，松柏固亦有不如其他卉木處，至其後凋精神，必待歲寒，始為人知。
今天則是這時候了，謂予不信，請以我民族此五千年曆史來為我作證。
實亦不必遠證于曆史，盡可近證之當代。
國父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正是此時代之先知先覺，在晦盲否塞中，露此一線陽光之照射，透此一道清風之飄拂。
令此一時代，豁然爽朗。
中山先生亦何嘗不知時風衆勢之急切難移，乃不禁發為“知難”之歎。
然前仆後繼，追随革命舍生殺身，成仁取義者，一時何可計數。
蔣公繼之，從事北伐、統一、抗日、反共，畢生在艱難困苦中奮鬥，境愈險而氣益厲，勢愈挫而志益貞。
國人之相随以赴湯蹈
如何是亡天下？中國人不成為中國人，盡變成夷狄了，即是說中國人所看重的人道亡了，這叫做“亡天下”。
明亡了，中國人的政權被滿人奪去，一時大賢像顧亭林、黃梨洲，都回頭注意到中國文化傳統上面去。
他們不是不想對國家負責任，但這責任負不起。
國家體制擺在外面，大亂局面已成，一時挽回不過來。
但還有隐藏在後面的，文化大傳統，道之興亡，則寄放在每一人身上，因此每一人各有一份責任。
因此其文化傳統與道究也不易亡，因每一人都可為轉移氣運扭轉時代的中心。
而且這一事又是最自由最堅強，誰也奪不了你的“志”與“德”。
此番話，說給西方人聽，會說你有點神秘性。
這不錯，這是中國人内傾文化的說法呀！ 所以我說中國文化是“個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這并不是說中國人不看重物質表現，但一切物質表現都得推本歸趨于“道德”。
此所謂“人本位”，以“個人”為中心，以“天下”即世界“人群”為極量。
《中庸》上又說：“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我在幼年時，即聽人批評此說要不得。
由今想來，《中庸》此語還是有道理。
埃及的金字塔，人亡了，塔還在。
一部《羅馬法》，羅馬亡了，法還在。
中國人則更看重人，光有物質建造，光有制度法律，也無用。
所以說：“人能宏道，非道宏人。
”要轉移世運，責任仍在“人”身上。
中國人愛講天運循環，又說“物極必反”。
物則必有極，“極”是盡頭處，物到盡頭，自然向前無路了。
人之道則沒有極。
人生有極是死，後浪推前浪，時代繼續向前，人物随時轉換，那是從生物界自然界來看是如此。
從人之修心養德處講，人到達為完人，不是做了完人就必然得要反。
而且我在上講又提過，人要做一完人，當下現前即可做，所謂“我欲仁，斯仁至”。
但也不是一為完人便到了盡頭，也還須時時不斷的“修”與“養”。
做人如此，世運亦然。
世運轉了，不是盡可恃，還有盛衰興亡接踵而來，但不能說道極必反。
因道在人為，非必反，亦非必不反。
由此講下，恐引伸過遠，暫不深講吧！ 現在再講“世運”與“人物”。
世運轉移也可分兩方面來講。
一是自然的物極必反，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久亂則人心思治，那是氣運自然在轉了。
但人物盛衰有時與氣運轉移未必緊密相依成為并行線。
有的是新朝開始，像是氣運已轉，然而人物未盛，如秦代統一，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大一新氣運，但秦始皇、李斯這些人物并不夠條件。
漢高祖平民革命，又是一番新氣運，但漢初人物條件還是不夠。
待過七十年，到漢武帝時，然後人物大盛。
也有些朝代氣運已衰，如東漢末年，而人物未衰，還是有存在，所以到三國時還有很多像樣人物。
從曆史看，新朝崛起，不一定就是太平治世。
而舊朝垂亡，卻已有許多新人物預備在那裡。
如唐初新人物早在北朝末及隋代孕育。
又如元代是中國史上一段黑暗時代，然而元朝末年孕育人才不少，明太祖一起便得用。
明初人物之多，較之唐初無愧色，兩漢、宋代均不能比。
明亡了，人物未衰，清人入關，那輩人物，間接直接，都影響了清初的政治。
最近如中華民國開國，這又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極大新氣運的轉變，然而人物準備似乎還沒有齊全。
實因清之末季，人物早已凋零了。
到今已經過了五十二年，但西漢開國經過七十年，北宋經過一百年，才始人物蔚起，何況這五十二年中，内亂外患頻乘，無怪我們這一時代，要感覺到人物異常缺乏。
但氣運可以陶鑄人才，新氣運來了，自然有新人物産生。
而人物也可扭轉氣運，縱在大亂世，隻要有人物，自可轉移氣運，開創出新時代。
西方人看法和我們不同，他們注重物質條件。
他們總說我們是落後，這幾年來台灣，說我們進步了。
究竟進步在哪裡？其實也隻從物質條件上衡量。
進一步，問言論自由嗎？法律平等嗎？政治民主嗎？仍是從外皮形迹看。
他們沒有能深一層像中國人來看所謂“道”。
西方道在上帝，在天國。
權力财富則在地上，在凱撒。
西方人把人生分作此兩部分。
現實人生則隻是現實的，理想人生不在現世，在天國。
希臘、羅馬、希伯來是現代西方文化三源，又加進“新科學”，遂成為現代的西方。
但這幾方面，始終不能調和融合。
在孔子時，若論富強，自然魯不如齊，齊不如晉。
但孔子的評論，則魯在齊前，齊在晉上。
此後晉分為三，田氏篡齊，魯最孱弱，但安和反較久。
唐初亦有一故事：西域高昌王曾派人入貢，見隋炀帝當時物阜民豐，他覺中國了不起，奉事甚恭。
隋亡，唐興，高昌王聽說中國換了朝代，再來朝，那時正經大破壞，不能和隋相比，高昌從此不再來中國。
沒幾年，唐朝派兵把高昌國王捉到，高昌國也就亡了。
那位高昌王也正是從物質形象表現在具體上的證據來看一個國家。
他可謂是不知“道”，從而也不能好好保住他的國。
七 中國文化最可寶貴的，在其知“重道”。
今再問道由何來？當然中國人一樣信有天，道是人本位的，人文的，但道之大原出于“天”。
中國人雖看重人文，但求“人文”與“自然”合一，此是中國人“天人合一”的理想。
不過道總表現在人身。
所以人可以“參天地贊化育”。
我又聽近代人常說黃金時代，其實時代不能把黃金來代表作衡量。
又常說中國唐虞三代是我們理想中的黃金時代。
其實中國人理想中，應該沒有黃金時代這觀念。
中國人隻說“大道之行”，孫中山先生也把此四字來想象新中國之将來。
這一傳統觀念，我深切希望大家莫忽略。
隻此一端，便可使中國永存天地間。
中國不亡，中國的文化傳統也永不至中斷。
“中國不亡”這句話，在今天講來已是鐵案不可移。
這又要講到我小孩子時的事。
我為讀到梁任公“中國不亡”這句話，才注意研究中國曆史，要為這句話求出其肯定的答案。
在我小孩時，人都說中國要亡，康有為就是這樣講，波蘭、印度就是中國兩面鏡子，中國是快被瓜分了。
到今天，我想不僅中國人，連全世界人，都不會想象到中國會亡，這句話已經不存在。
但要中國複興再盛，卻不可專靠時代和運氣。
反攻大陸，猶如“辛亥革命”，有時可以賴着氣運，而中國之真正複興，到底還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上，還在我們各自的“人”身上，在我們各人内心的“自覺自信”，在我們各自的“立志”上。
我上講每個人不論環境條件都可做一理想的完人，由此進一步，才是中國複興再盛的時期來臨了。
道有隐顯，有消長。
道之行亦有大、小、廣、狹。
但道則仍是道，不能說道之本身在進步。
我們豈能說孔子不如孟子，孟子不如朱子陽明，朱子陽明不如現代的外國人。
中國人看法，物質經濟可以有進步，人之生活可以有進步，“道”則自始至終無所謂進步。
“德”亦然，它可不論外在條件而完成。
所謂“東海有聖人，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不能說西海聖人定超過了東海的聖人。
因此照中國文化傳統講，“量”的方面可以擴大到世界全人類，到世界大同而天下平。
“質”的方面則還是這一道，道無所謂進步，因亦無所謂極限。
不如形而下之器與物是有極限的。
而且道，父不可以傳子，孔子不能傳付與伯魚，仍要伯魚自修自成。
所以世界随時要人來創造，永遠要人來創造。
今天盛，明天可以衰；今天衰，明天仍可以盛。
這是中國人看法，其責任則在我們每人各自的身上。
這是我們想望中國再興複盛一最要的契機。
我這兩次講演，可以推廣來專講中西藝術比較、中西文學比較、中西物質建設的比較、中西人生哲學的比較，如是以至整個中西文化的比較。
而我此兩講，雖籠統，也還親切，并不敢憑空發理論申意見，也決沒有看輕近代的西方。
我隻想指出一點中西雙方之不同處。
我們固然應該接受西方的，但也希望西方人能了解中國的。
如此下去，或許有一天，誠如中國人所謂“大同太平”時代之來臨。
可惜我所講粗略，請各位指教吧！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國防研究院”演講，刊載于“國防研究院”《中西文化論集》。
） 三 中華民族曆史精神 我們中華民族的曆史，普通從黃帝講起。
西漢司馬遷《史記》第一篇《五帝本紀》，第一帝即是黃帝。
從黃帝到今已五千年。
五帝以前，尚有三皇。
傳說綿遠，又不知有多少年。
以我民族如此悠久博大之曆史傳統，要在它裡面籀出一番“曆史精神”來，說明此一曆史傳統何以能如此悠久而博大，那豈是三言兩語可盡。
而且此一番精神，不僅苦于說不盡，更苦乃在于說不出。
我們的民族生命，由生長、壯大，而發展，從頭到尾隻在此一番精神之内，而我們的智慧，急切間實苦于無從深入了解此精神。
正如我們有此生命，而無法深入了解此生命。
但我們有此生命之一事實，則為一顯然之事實。
我民族之有此悠久博大之曆史傳統與其一番精神，亦同為一顯然之事實。
我自來到台灣，登阿裡山，及在其他地區，看見了許多神木。
它們矗立高山頂上，經曆風霜，耐抗冰雪，綿亘着幾千年的生命，而生氣充盈，精力飽滿，我不知它們何以得有如此曆久不老之大生命！但神木矗立我前，則又是顯然一不争之事實。
我們的民族曆史，屹立在并世各民族間，矯然不群，巍然獨出，此一種悠久博大之曆史精神，正可把我來台所見高山神木的那種生命精神作比拟。
我因此聯想到《論語》裡孔子所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這句話。
這句話也已流傳了兩千五百年，直到今天，成為中國社會人人俱知的一句話。
但此話實具深義，我們正可即憑孔子此一句話來發揮說明我們民族的曆史精神。
春天來到，綠草如茵，弱柳如綿，桃李競豔，芳菲滿目。
千紅萬紫，美不勝收。
一般遊春人，賞心樂事，流連忘返。
但哪有人會在此際卻去欣賞松柏。
一到夏天，衆木茂盛，枝葉扶蘇，生氣蓬勃，郁郁蔥蔥。
那時的人，也不會獨去注意松柏身上。
待到秋季，霜露已降，梧桐葉落。
但一方面可愛的是果實累累，另一方面可愛的還是絢爛绯紅。
人們的興趣，還不會轉移到松柏。
直要到嚴冬已屆，冰天雪地，衆卉盡枯，群木皆落。
那時候，天地間肅殺之氣已達極端，一切摧敗無遺，惟有松柏蒼翠，挺立在寒風苦雨中，而生氣盎然，因此使人知生命之無盡，而轉移心情以待陽和之重來。
此事說來易知，而實不易知。
孔子所說“……然後知……”三字，便蘊藏着無窮深義，耐人深省。
其中義蘊，确是大堪玩味，大堪探究。
但等待說出來，則又是人人皆知。
緊要者乃要在此人人皆知中，教我們去作無窮玩味，無窮探究，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
我們千萬莫平淡視之，讓它輕易忽過。
抑且松柏亦非不凋。
有豐則必有枯，有盛則必有衰，有榮華則必然有凋零。
此乃天地間生命界一共同現象，一共同通則。
松柏亦有凋時，隻其凋，較衆木之凋則在後。
而且舊葉未謝，新葉已萌，雖有凋而若不凋。
故松柏之凋，不僅在衆木之後，抑且讓人不易見，遂群認為松柏不凋。
所以我們說松柏長青。
孔子特地指點出此一人人共知的生命現象，教人來透悟其中之生命通則。
中國人接受孔子教訓，人人盡知在新春盛夏清秋之後，必然會有嚴冬之來臨。
方其在新春盛夏清秋時，卻先已為嚴冬作準備。
《易經·乾卦》上說：“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人固不能違天行事，但即在天時之後行事，隻要能率順于天，即是以人合天。
天有常，則人亦随之有常。
因于天時有常，我們還得在天時之前行事，天時接踵而來，反若天在人後，而不違于人，人不變則天亦随之不變。
現在再回到上面所講“松柏後凋”的一番話上來。
天地有春、夏、秋、冬四時之變，此即是天地之“常”。
有常則必有“變”，而變中則仍見其有常。
桃李争春，一時盛極得意；但隆冬來臨，在春時那一番盛極得意的桃李，到此不免要衰敗。
此亦是一種“後天而奉天時”。
但萬物生命究與天地不同，經不起那一時時的驟盛驟衰，與倏起倏落。
所以最多經曆了幾十寒暑，此等桃李生命便會枯竭而盡。
隻有松柏，好像在和煦春陽中，萬卉群木争盛之際，而早已作準備。
它雖不能如萬卉群木之随時而争變，而獨能超出乎萬卉群木之外，卓立乎四季之中，以守常而待變。
故松柏長青，乃獨有其千百年經久之大生命，此則可謂是一種“先天而天弗違”。
我中華民族，正為能遵守孔子古訓，看重松柏之後凋，而輕視了桃李之争春。
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之整部曆史，其間亦不乏盛時，但一輩先知先覺，都能教人保泰持盈，适可而止，不為已甚。
知亢龍之有悔，每思患而豫防。
及其遭逢挫折，陷處困厄中，乃仍能自強不息。
所以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整部曆史，乃常是一部居安思危、履險若易的曆史。
惟其能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履險而若易。
惟其不作春風之得意，所以亦不面對嚴冬而喪氣。
讓我們舉幾件曆代傳述的故事。
遠在夏少康時，他有田一成，隻十裡之廣；有衆一旅，隻五百人之多，能布其德而兆其謀，終以中興夏業。
此事尚遠在孔子前。
及孔子以後，吳滅越，越王勾踐身臣妾于吳者三年，及其反國，苦心焦思，卧薪嘗膽，二十餘年，終以覆吳。
此事則在春秋末，戰國初。
又其後，燕滅齊，隻剩莒、即墨兩城，齊王在莒，田單在即墨，終敗燕師，興複齊國，此事亦尚在先秦。
上之三事，脍炙人口，亦幾乎盡人皆知。
自茲以往，我中華曆史，擴展日益廣大，衍變日益繁複，而所遇艱困，乃至其踬而複起，仆而複興，大盛衰，大治亂，大存亡，以上述三事較之，則誠然渺乎其小。
然而事體雖異，事理則同。
我中華民族之曆史精神，見之承平盛世者，往往反不若其見之危難亂世之更為壯旺而健伉，堅強而有力。
亦如松柏之長青，并不見異于陽春和煦之日，而更益見異于嚴冬大寒之天。
所以由吾侪今日之處境，而來探究玩索我民族五千年來此整部曆史之傳統精神，亦将更見為親切而多味，融洽而易入。
抑且不惟時代為然，即人物亦複如是。
孔孟以下，大聖大賢，出于衰亂世者，實更盛更大于承平世。
其以失敗終其身者，乃亦益受後世尊崇，勝過于成功之人物。
如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戰國，何嘗非一失敗之人物。
其本身，固是未嘗得志。
在其當時，亦何嘗得其救濟。
然而暗然于一世，乃彰顯于萬代。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聖哲大賢，固不為存身謀，但其處亂世而抱道不屈，不汲汲于一時之功利，而實為民族萬代求存身。
松柏之在春時，方當萬花競豔，豈不亦見其為屈為蟄。
孔子後凋之訓，深矣遠矣。
以此治我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庶乎可見其精神之所在。
又如關羽、嶽飛、文天祥、史可法，此等人物，皆受中國社會人人奉仰。
在中國曆史上，建大業成大功之名将亦何限。
在當身，固是功名煊赫，在其當時，亦複對國家社會有大貢獻，得大福利。
然而我國人之崇拜失敗英雄，則尤益加甚。
豈不以彼輩之功業，亦如三春桃李，而此輩之風烈，則如嚴冬松柏。
我民族之常能在天寒、地凍、堅冰、厚雪中屹立無恙，正是憑此番心情與此種精神之有以緻之。
我民國建國六十年來，乃至追溯其開國前之數十年，我民族亦正處在一天寒、地凍、堅冰、厚雪之時代中。
乃我國人，于我先聖大訓，多數漫焉忽忘，未能加深體認。
競羨他方桃李之豔，轉厭本身松柏之貞。
不僅常此恹恹，轉複增其懵懵。
今日者，事益急，禍益深。
所幸乃是我民族此五千年來整部曆史之傳統精神，久已浸灌融凝在我民族每一分子之血液中。
松柏雖亦有凋時，隻要此精神重再抖擻，此血液再活潑運行，我民族此五千年來之貞固生命，當會依然如故，健壯猶昔。
我常憶某年遊西安，入一古寺，極荒破，僅一老僧。
大殿前廣院中一老柏一夾竹桃相對。
我問僧，此處為何栽一夾竹桃，成何體統？僧雲：“我已老病，補栽柏樹，不知何年見其成長。
夾竹桃，今年種，明年即有花可睹。
”我申斥之，謂：“大殿前種松柏，供殿上佛菩薩看，不是要你看。
”老僧淡然木然，不語不動。
我們此六十年來，多數人乃如此古寺老僧，急要眼前看花，卻不作長久像樣的打算。
激變而成今日之大陸，赤禍橫流，千百年古松柏，斬伐惟恐不盡。
翻土掘根，無所不用其極。
好讓遍地空出種夾竹桃，轉瞬間望其繁花盈目。
卻稱之曰“文化大革命”。
不悟我民族五千年曆史的傳統精神，豈容少數人一時狂妄，便得輕易斬斷。
天愈寒，地愈凍，冰雪愈堅厚；到此時，萬卉群木，均已萎枯，惟有松柏，蒼翠益顯。
我已在上面說過，在春、夏、秋三時，松柏固亦有不如其他卉木處，至其後凋精神，必待歲寒，始為人知。
今天則是這時候了，謂予不信，請以我民族此五千年曆史來為我作證。
實亦不必遠證于曆史，盡可近證之當代。
國父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正是此時代之先知先覺，在晦盲否塞中，露此一線陽光之照射，透此一道清風之飄拂。
令此一時代，豁然爽朗。
中山先生亦何嘗不知時風衆勢之急切難移，乃不禁發為“知難”之歎。
然前仆後繼，追随革命舍生殺身，成仁取義者，一時何可計數。
蔣公繼之，從事北伐、統一、抗日、反共，畢生在艱難困苦中奮鬥，境愈險而氣益厲，勢愈挫而志益貞。
國人之相随以赴湯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