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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
所以意大利的新生機不易成長。
隻看文藝複興那一時期的表現，意大利人的聰明智慧，斷不差于英法人，正因為在其境内的物質形象化已到達了某階段，遂使這一塊疆土内生機衰落，停滞不前了。
英、法、意以外，要講到德國。
德國同是一個新興國。
但意大利有曆史擔負，遠古西方文化之物質形象，重重地累積壓迫在它身上。
德國比較是平地拔起，柏林是一新興城市，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整個毀滅了，此刻正在新興。
在德國，物質形象化方面似乎還沒發展出一定型來，因此他的向前的生命力，似乎也比較旺盛。
現再綜述上面所講，我認為西方文化總會在外面客觀化，在外在的物質上表現出它的精神來。
因此一定會具體形象化，看得見，摸得着；既具體，又固定；有目共睹，不由不承認它的偉大有力量。
這一種文化，固然值得欣賞，但它會外在于人而獨立。
我們遊曆到埃及，埃及古國早已滅亡，但金字塔依然屹立。
歐洲中古時期各地的大教堂也如此，似乎在此以前的耶教精神都由它接受過來而作為惟一真實的代表似的。
此後的耶教心靈，卻不免為此等偉大而宏麗的教堂建築所拘束、所範圍。
換言之，從前耶教精神，多表現在人物及其信仰上。
此下耶教精神，則物質形象化了，人物和信仰，不能超過那些莊嚴偉大的物質建設。
英、法各有一段光榮曆史，亦都表現在倫敦、巴黎兩都市之物質形象裡去了。
遊倫敦如讀英國史，遊巴黎如讀法國史，至少其曆史上之精采部分揭然提示在眼前。
然而，文化精神表現在物質上而定型了，便不能追随曆史而前進。
起先是心靈創出了物質形象，繼之是物質形象窒塞了心靈生機。
前代之物質造形，已臻于外在獨立之階段，與後起之新生機有沖突性，舊定型吞滅了新生機，而此國家民族，乃終于要走上衰運。
而且一衰就不易複盛。
再論國家體制，它們也多定了型，所以近代歐洲極難有統一之望。
我們由此推想古代希臘各城邦，始終不能統一而卒為馬其頓所并，希臘燦爛文化，亦終告熄滅，此非偶然。
若要在定型後更求發展，則如古代羅馬及近代歐洲走上“帝國主義”而“向外征服”，這是惟一可能的路線。
但帝國主義違背曆史進程，到後仍隻有以悲劇收場。
故國家定了型，是除非革命，從新改造，否則擺脫不了以前的舊傳統。
三 現在代表西方文化的應輪到美國。
美國又是一個新興國，其年代比較淺。
從曆史來看美國，應可分四階段。
我們也不必定讀美國史，隻到美國各地遊曆一番，便可明白一大概。
因美國不脫西方文化範圍，一切也是外在形象化的。
如到康橋、到新港，哈佛、耶魯幾個大學所在地，尚可約略想象英國人最先移民來此，他們的社會村落人情生态一個簡單輪廓來。
其次看美國首都華盛頓，市區計劃模仿巴黎，可是和巴黎不同。
巴黎充滿着個人英雄崇拜、帝國主義的色彩。
華盛頓的市區形象顯然是平民化，是民主的。
市區中心是國會，向四面展開。
而總統白宮則并不占重要地位。
當時美國建國那種素樸的民主作風，一遊華盛頓，還可想象到。
接着是美國的西部發展，這猶如中國曆史上有“南向”發展一樣，造成中美兩國泱泱大國之風者在此。
此下，就發展出一個極端繁榮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紐約市作為其代表。
紐約市容，亦可謂是近代西方文化到達了一個登峰造極的階段，這是人類一奇迹，乃是現代西方文化物質形象化之一奇迹。
這當然是近代科學工商文明一項得意的傑作。
華盛頓市代表“舊”美國素樸的，涵帶農村意味的“平等民主”精神。
紐約市代表“新”美國豪華的高生活的，沉浸于物質享受的“自由資本主義”精神。
這兩個中心，到今天，不見有大沖突，這誠然是美國國運之深厚處。
但光看它政治、經濟，不看哈佛、耶魯這許多學校，及其各地鄉村和教堂的情形；單看它東部十三州，不看它西部發展，等于在中國隻看黃河流域，不到長江流域去，同樣不易了解美國。
因此到今為止，我們還難看出美國的将來。
可是我們可以想象，美國實際上大部分由英國移民，雖然兩國國民性有不同，但美國幾百年來的曆史演變，由移民到獨立，而西部發展，而到現今高度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基督教”與“民主政治”與“自由資本”之三位一體而結成為一新美國，他們能兼容并包在一體之下，而亦仍然是物質形象化了，這一點，還是保有很多英國色彩。
換言之，美國社會也是一個無理想的，現實經驗主義的，到今天隻有三百多年曆史，再往下，曆史積累慢慢加厚，将仍不免由淺灰色變深灰色。
他們亦已在全盛中潛伏衰象。
我們很難想象如紐約，仍然繼長增高，更有何種新花樣出現。
不僅如此，即現狀也難有長久維持之可能。
今天紐約的飛機場，任何一架飛機不能按照定時起落。
天空的沒有降，地上的不能升。
任何一輛車，不能定時進出。
首尾銜接的大批車子排長龍蜿蜒着，亦壯觀，亦麻煩。
車子進了市，要找一停車處，又極難。
本由最科學的發展出紐約，現在的紐約卻變成為不科學。
最不能遵守時間的是紐約，交通最困難的是紐約。
若我們超然置身在紐約市之外，紐約大值欣賞。
但一旦進入其内，容身紐約市中，則紐約市實已是外在獨立于人生活之外，它不斷會來束縛壓迫人。
總而言之，紐約市之出現，亦證明了我所說外傾文化之一切外在客觀化，物質形象化，而已到達了一限度，沒法再進展。
再看全美國的公路網，亦是一偉大壯觀。
有些是八道平行，四往四來，又且上下架疊，終日夜車輛飛馳，但全國也好像被許多繩束緊緊捆紮了。
幾乎盡人可有一輛車，最少一家有一輛，可以直達各家門。
但你在家想買一包香煙，也得駕車去。
一出大門就是公路，兩方車子對開，道路交通之發達，剝奪了人在路上之散步自由。
周末和星期，有着半天一天閑，除非關門在家困坐，否則隻有開車出門奔馳。
若星五星一有假期，連得三天閑，就會舉國若狂，披閱明天報紙，準見因車禍死亡的統計數字。
平地上的公路網，亦如大都市中的摩天大廈，同可在外面欣賞它，跑進去了，便見困縛與壓迫。
在美國，黑人是一大問題。
個性伸展與群體緊縮相沖突，如大都市集中，如公路網之捆縛，都會使個人自由窒息，也是一大問題。
現狀的美國，顯然有種種隐憂。
而其一往直前，趨向定型化；愈定型，将使各種隐憂愈曝着，愈難得圓通的解決。
以上講西方文化都帶有一種“外傾性”，物質形象化之逐步進展，一定會到達一限度，前面便苦無路，人的精神到時就衰下。
一衰下，就沒有辦法。
這些都從最簡單處講，既不是講哲學，也不是講曆史，隻是些親眼目睹的情形，也說不上是創見。
西方學者從經濟發展來讨論文化盛衰的，如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也認為大都市集中到某一限度，就轉向衰運。
古代的羅馬，近代的美國紐約就有其相似處。
進一步，乃有馬克思的“唯物哲學”與其“曆史必然論”。
馬克思也是西方人，他對西方曆史進展不能謂無所見。
固然西方全部曆史不能如馬克思那樣簡單武斷，但其有所見處，也不該全抹殺。
至于我們中國人說曆史，如“天運循環”，“暑往寒來”，這一理論，西方人是不易接受的。
但即拿人的生命來講，生命走入物質中，從生物學講，每一種生物，發展都有一最高限度。
到人類形體，幾乎是再難演進了。
人又不能不死，起初是生命依賴物質而表現，生機在物質中，但物質限制着生機，物質變化，生機壞了，生命亦跟着壞。
任何生命不得不依賴物質。
有物質就有死亡，生命隻有轉向新物質體中去求再生。
這是一個很粗淺的譬喻，但在這譬喻中，實可把中西文化曆史聯挽在一起來作說明。
下面我将轉說到中國。
四 講到中國曆史的發展，似乎沒有一定型，至少是不傾向某一定型而發展。
亦可說，它沒有一個客觀外在具體而固定的物質形象，可作為其曆史文化的象征。
因此，中國文化轉像是新陳代謝生機活潑。
姑舉曆代首都為例，遠從商朝有沫邑，這一首都也有幾百年曆史，并相當富庶與繁榮。
接着是西周鎬京，也是幾百年。
秦代鹹陽，體制更大。
西漢長安，東漢洛陽，南朝金陵，北朝新洛陽，隋唐兩朝的兩京，北宋汴京，南宋臨安，遼、金、元、明、清的燕京、北京，各朝代各首都的物質建設，都極偉大壯麗。
讀《洛陽伽藍記》《長安巷坊志》等書，可見一斑。
西方學人對此甚感興趣，隻要有物質具體證據，如殷墟地下發掘，如最近長安古城遺迹發掘，以及其他古器物，他們都認為是那時文化水準的無上證明。
但在我們，曆代首都，一個接一個地毀滅，在今天去遊洛陽、長安，真有銅駝荊棘，黍離麥秀之感。
俯仰之間，高天厚地，一片蒼涼，文物建設蕩焉無存。
但國脈不傷，整個文化傳統依然存在。
雅典毀滅了便沒有希臘，羅馬城毀滅了便沒有羅馬，今天的倫敦、巴黎不存在了，英法又如何，這就很難想象。
這是中西雙方曆史文化一相異點，值得我們注意。
再講整個的國家體制，在中國亦可謂未有一定型。
從遠古起，夏、商、周三代一路下來，大體言之，永是一中國。
實際上，中國疆域是在慢慢地擴大而始有今天的。
西方又不然，英國就是一英國，法國就是一法國。
定了型，再向外，便成為帝國主義。
到今天，在歐洲有羅馬、有巴黎、有倫敦、有柏林，有英、法、德、意諸國，國家雖小，曆史雖短，都像已成了型。
即如他們講學問，分門别類，有組織、有系統，總愛把來定一型。
不僅自然科學如此，人文科學也如此。
在中國，一門學問劃分得太清楚，太定型了，反而看不起。
這好像中國人頭腦不科學，然而這裡面長短得失很難言。
這一層暫不講。
要之，拿今天的西方各國來回想從前希臘各城邦，我們可以說，希臘即是今天西歐的縮影，今天西歐之不易統一是可以想象的。
但在中國，從春秋到戰國，以至秦代統一，其間楚國、燕國各曆八百年。
齊國隻統治者換了姓，實也有八百年。
韓、趙、魏三晉都有三百年，宋、衛諸邦都有八百年。
當時曆史最短的國家如今美國，長的如今英法。
何以秦始皇能一舉把天下統一，而且此後就不再分裂。
若把西方曆史作比，這就很難講。
我隻說：中國國家發展無定型，疆土可大可小，可分可合，立國的主要精神不在此。
一個國家當然有一首都，首都當然有其物質建設，然而此非立國精神所在。
破壞了，也并不傷害國家的命脈。
曆史文化生命可以依然還在。
從我們的曆史看，這是很清楚的。
但西方顯然不同。
以上隻講曆史現象，雙方不同處已顯見。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并非沒有物質建造，物質建造則必然形象化，但與中國文化大統沒有甚深之勾聯。
即是說，中國文化命脈，不表現在這些上，也不依托在這些上。
其存其毀，與中國文化大統無甚深之影響。
即如今天的北平故宮三大殿、天壇、北海、中南海、頤和園等建築都還存在，西方人每好憑此來欣賞中國文化，但中國人心中，則另有一套想法。
孫中山先生建都南京，中國人都想新中國複興了。
在極平常的心理反映上，可知必有一番道理可資闡說。
五 今且問中國文化命脈，與其傳統精神究表現寄放在哪裡？上面說過，西方文化是外傾的，中國文化是内傾的，外傾的便在物質形象上表現，内傾的又在何處表現呢？《易經》上有句話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器”即屬于物質形象，形而下是說成形以後，客觀具體看得見。
我上面講都市建築，也可說其都屬器。
形而上是在成形以前，這叫做“道”。
器可見，而任何器之形成，則必有一本源所在，那是道。
開物成務屬“器”，在開物成務之上還有其不可見之“道”。
因此《易經》上把“開物成務”都歸屬于“聖人”。
聖人便是有道者，當知宮室衣冠一切文物都從道而來。
但這是中國人觀念。
今且問：埃及金字塔其道何在？可知西方人所震驚重視者即在器。
中國人必從器求道，苟其無道，斯器不足貴。
希臘人雕刻一人像，極盡曲線之美，那亦是物質形象。
中國人畫一人，重其氣韻，注意在其眸子，在其頰上三毫。
這些處，都可見中西方人實在所重有不同。
中國古代傳下的禮樂器，乃至一切瓷器絲織品等，專從器方面講，也都極精妙，但這裡更應注意者，在中國一切物中所包涵的關于人生意義的分數卻多過于物質意義的分數。
因此中國人又要說“技而進乎道”，這是中國的藝術精神，在中國藝術之背後也必有一個“道”的存在。
中國人并不想科學隻是科學，藝術隻是藝術，宗教隻是宗教，可以各自獨立。
卻要在科學、藝術、宗教之背後尋出一“道”來，此即藝術、科學、宗教之“共同相通”處。
器有成壞，舊的不壞，新的不成。
這一所房子不拆，不能在此再造一所新房子。
房子裡的舊陳設不拿走，新陳設就擺不進。
一所房子造成即已定了型，建造工程也從此終止，不能在這所房子上再造。
所以西方人要講革命，把舊的拆了造新的。
中國曆史上有湯武革命，但意義甚不同。
中國人認為道有“隐顯”，有“消長”。
道顯固然是存在，道隐還仍是存在。
如說“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或“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消即隐了，但不就是毀滅，可毀滅的即非道。
中國人講道，即表現在人身上，人群中，所以說“道不遠人”，“道不離人”。
中國人所講道，主要是“人道”，即“人之道”，因此說中國文化是“人本位”的。
中國人所謂“人”，包括“個人”與“大群”，既非個人主義，亦非集體主義。
道則存在于各人，存在于社會，存在于天下，存在于曆史傳統裡。
子貢說：“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可見道表現寄托在人。
隻要人存在，道就不會墜地而盡。
孟子也說過：“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豪傑之士，不待文王猶興。
”亂世不會無好人。
世界不理想，人仍可以有理想。
世界亂，人自己還可治，至少是治在他的“心”。
道消而隐，舉世陷于衰亂，但道仍可以在人。
人興，即道興之機緣。
道興則曆史時代可以複興，而文王之世亦再見了。
故說“道不行，卷而藏之”，“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道”與“善”，在我心裡，在我身上。
因此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我上次講中國人所謂“道”即是“文化”，即是文化中之“有價值意義”者。
中國文化之内傾性，正在其把文化傳統精神表現寄托在各個人之“身”與“心”，乃以各個人為中心出發點，由此推去，到人皆可以為堯舜，到各自身修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乃以“天下平”與“世界大同”為道之極限。
到此極限，道仍可有隐顯消長，但道則仍在，故曆史文化可以不斷有再興與複盛。
剛才講過，外傾文化總要拿我們的聰明、智慧、技能、才力一切表現到外面具體物質上去。
譬如今天美國人要送人上月球，可能十年八年真見此事。
自然要整個文化配合，各方面條件夠，才能送人上月球。
這是今天西方文化一大表現。
我并不抹殺此種文化之力量與價值。
但人上月球又怎樣，能不能再上太陽去？一方面在上月球，一方面卻共産主義、資本主義永遠對立，種種不合理的人生還存在。
當前人類各項問題仍不得解決。
西方人遇要解決問題，或表現其文化偉大，每好從遠大艱難處，人所難能而已所獨能處着意用力。
如古埃及人造金字塔，英國人自誇其國旗無日落，及最近美國人之要争先送人上月球皆是。
中國人又不然。
遇要解決問題及表現其文化偉力，隻從日常親切處，細微輕易處，人所共能處下手。
我上講提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雖遇無道之世，個人仍可自求有得，其所得乃在“道”。
行道有得，得于己之謂“德”。
德在己，别人拿不去，因此縱在大亂世，個人修德，亦可以避艱險，渡難關。
國家大事也如此，如孟子告滕、告鄒，如宋儒告其君，都隻從“正心”“誠意”“敬天”“修德”處求。
中國人又說：“士可殺，不可辱。
”“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
”原子彈氫氣彈可以屈服強敵，夷滅人之國家，今天美、蘇互怕，都隻怕在此。
但每人有其内心決定，有每一人之德操與人格修養，雖不表現在外，看不見，卻為外力所無奈何。
中國人又說：“德不孤，必有鄰。
”這一細微看不見處，卻可影響别人。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一君子有德，慢慢地可以影響後世千萬人，使次第盡變為君子。
但小人則無法影響到君子，君子則必不為小人所影響。
因此一人之“德”可以變成一時代的“氣運”，氣運轉而時代就複興了。
六 《中庸》上講：“莫見乎隐，莫顯乎微。
”最容易見的反在隐處，就在人之“心”。
力量最顯著的反在輕微處，就在人的一“言”一“行”。
《中庸》上又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中國人看天，好從此無聲無臭處看，聽不見，聞不到，然而它的力量最大，可以運轉主宰一切。
待具體擺出來後，那就小了，形而下的則總有限。
因此中國人的“文化觀”，其基本隻在“道”。
道存，國家存，民族存，文化就傳下；道滅，那就完了。
所以顧亭林有“亡國”“亡天下”之辨。
如西周鎬京毀滅了，秦之鹹陽、西漢長安、東漢洛陽毀滅了，
所以意大利的新生機不易成長。
隻看文藝複興那一時期的表現，意大利人的聰明智慧，斷不差于英法人，正因為在其境内的物質形象化已到達了某階段，遂使這一塊疆土内生機衰落，停滞不前了。
英、法、意以外，要講到德國。
德國同是一個新興國。
但意大利有曆史擔負，遠古西方文化之物質形象，重重地累積壓迫在它身上。
德國比較是平地拔起，柏林是一新興城市，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整個毀滅了，此刻正在新興。
在德國，物質形象化方面似乎還沒發展出一定型來，因此他的向前的生命力，似乎也比較旺盛。
現再綜述上面所講，我認為西方文化總會在外面客觀化，在外在的物質上表現出它的精神來。
因此一定會具體形象化，看得見，摸得着；既具體，又固定；有目共睹，不由不承認它的偉大有力量。
這一種文化，固然值得欣賞，但它會外在于人而獨立。
我們遊曆到埃及，埃及古國早已滅亡，但金字塔依然屹立。
歐洲中古時期各地的大教堂也如此，似乎在此以前的耶教精神都由它接受過來而作為惟一真實的代表似的。
此後的耶教心靈，卻不免為此等偉大而宏麗的教堂建築所拘束、所範圍。
換言之，從前耶教精神，多表現在人物及其信仰上。
此下耶教精神，則物質形象化了，人物和信仰，不能超過那些莊嚴偉大的物質建設。
英、法各有一段光榮曆史，亦都表現在倫敦、巴黎兩都市之物質形象裡去了。
遊倫敦如讀英國史，遊巴黎如讀法國史，至少其曆史上之精采部分揭然提示在眼前。
然而，文化精神表現在物質上而定型了，便不能追随曆史而前進。
起先是心靈創出了物質形象，繼之是物質形象窒塞了心靈生機。
前代之物質造形，已臻于外在獨立之階段，與後起之新生機有沖突性，舊定型吞滅了新生機，而此國家民族，乃終于要走上衰運。
而且一衰就不易複盛。
再論國家體制，它們也多定了型，所以近代歐洲極難有統一之望。
我們由此推想古代希臘各城邦，始終不能統一而卒為馬其頓所并，希臘燦爛文化，亦終告熄滅，此非偶然。
若要在定型後更求發展，則如古代羅馬及近代歐洲走上“帝國主義”而“向外征服”，這是惟一可能的路線。
但帝國主義違背曆史進程，到後仍隻有以悲劇收場。
故國家定了型，是除非革命，從新改造，否則擺脫不了以前的舊傳統。
三 現在代表西方文化的應輪到美國。
美國又是一個新興國，其年代比較淺。
從曆史來看美國，應可分四階段。
我們也不必定讀美國史，隻到美國各地遊曆一番，便可明白一大概。
因美國不脫西方文化範圍，一切也是外在形象化的。
如到康橋、到新港，哈佛、耶魯幾個大學所在地，尚可約略想象英國人最先移民來此，他們的社會村落人情生态一個簡單輪廓來。
其次看美國首都華盛頓，市區計劃模仿巴黎，可是和巴黎不同。
巴黎充滿着個人英雄崇拜、帝國主義的色彩。
華盛頓的市區形象顯然是平民化，是民主的。
市區中心是國會，向四面展開。
而總統白宮則并不占重要地位。
當時美國建國那種素樸的民主作風，一遊華盛頓，還可想象到。
接着是美國的西部發展，這猶如中國曆史上有“南向”發展一樣，造成中美兩國泱泱大國之風者在此。
此下，就發展出一個極端繁榮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紐約市作為其代表。
紐約市容，亦可謂是近代西方文化到達了一個登峰造極的階段，這是人類一奇迹，乃是現代西方文化物質形象化之一奇迹。
這當然是近代科學工商文明一項得意的傑作。
華盛頓市代表“舊”美國素樸的，涵帶農村意味的“平等民主”精神。
紐約市代表“新”美國豪華的高生活的，沉浸于物質享受的“自由資本主義”精神。
這兩個中心，到今天，不見有大沖突，這誠然是美國國運之深厚處。
但光看它政治、經濟，不看哈佛、耶魯這許多學校，及其各地鄉村和教堂的情形；單看它東部十三州，不看它西部發展，等于在中國隻看黃河流域，不到長江流域去，同樣不易了解美國。
因此到今為止，我們還難看出美國的将來。
可是我們可以想象，美國實際上大部分由英國移民，雖然兩國國民性有不同，但美國幾百年來的曆史演變，由移民到獨立，而西部發展，而到現今高度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基督教”與“民主政治”與“自由資本”之三位一體而結成為一新美國，他們能兼容并包在一體之下，而亦仍然是物質形象化了，這一點，還是保有很多英國色彩。
換言之，美國社會也是一個無理想的，現實經驗主義的，到今天隻有三百多年曆史，再往下，曆史積累慢慢加厚，将仍不免由淺灰色變深灰色。
他們亦已在全盛中潛伏衰象。
我們很難想象如紐約，仍然繼長增高，更有何種新花樣出現。
不僅如此，即現狀也難有長久維持之可能。
今天紐約的飛機場，任何一架飛機不能按照定時起落。
天空的沒有降，地上的不能升。
任何一輛車，不能定時進出。
首尾銜接的大批車子排長龍蜿蜒着，亦壯觀，亦麻煩。
車子進了市，要找一停車處，又極難。
本由最科學的發展出紐約，現在的紐約卻變成為不科學。
最不能遵守時間的是紐約，交通最困難的是紐約。
若我們超然置身在紐約市之外，紐約大值欣賞。
但一旦進入其内，容身紐約市中，則紐約市實已是外在獨立于人生活之外，它不斷會來束縛壓迫人。
總而言之，紐約市之出現，亦證明了我所說外傾文化之一切外在客觀化，物質形象化，而已到達了一限度，沒法再進展。
再看全美國的公路網，亦是一偉大壯觀。
有些是八道平行，四往四來，又且上下架疊，終日夜車輛飛馳，但全國也好像被許多繩束緊緊捆紮了。
幾乎盡人可有一輛車，最少一家有一輛，可以直達各家門。
但你在家想買一包香煙，也得駕車去。
一出大門就是公路，兩方車子對開，道路交通之發達，剝奪了人在路上之散步自由。
周末和星期，有着半天一天閑，除非關門在家困坐，否則隻有開車出門奔馳。
若星五星一有假期，連得三天閑，就會舉國若狂，披閱明天報紙，準見因車禍死亡的統計數字。
平地上的公路網，亦如大都市中的摩天大廈，同可在外面欣賞它，跑進去了，便見困縛與壓迫。
在美國，黑人是一大問題。
個性伸展與群體緊縮相沖突，如大都市集中，如公路網之捆縛，都會使個人自由窒息，也是一大問題。
現狀的美國，顯然有種種隐憂。
而其一往直前，趨向定型化；愈定型，将使各種隐憂愈曝着，愈難得圓通的解決。
以上講西方文化都帶有一種“外傾性”，物質形象化之逐步進展，一定會到達一限度，前面便苦無路，人的精神到時就衰下。
一衰下，就沒有辦法。
這些都從最簡單處講，既不是講哲學，也不是講曆史，隻是些親眼目睹的情形，也說不上是創見。
西方學者從經濟發展來讨論文化盛衰的，如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也認為大都市集中到某一限度，就轉向衰運。
古代的羅馬，近代的美國紐約就有其相似處。
進一步，乃有馬克思的“唯物哲學”與其“曆史必然論”。
馬克思也是西方人，他對西方曆史進展不能謂無所見。
固然西方全部曆史不能如馬克思那樣簡單武斷，但其有所見處，也不該全抹殺。
至于我們中國人說曆史，如“天運循環”，“暑往寒來”，這一理論，西方人是不易接受的。
但即拿人的生命來講，生命走入物質中，從生物學講，每一種生物，發展都有一最高限度。
到人類形體，幾乎是再難演進了。
人又不能不死，起初是生命依賴物質而表現，生機在物質中，但物質限制着生機，物質變化，生機壞了，生命亦跟着壞。
任何生命不得不依賴物質。
有物質就有死亡，生命隻有轉向新物質體中去求再生。
這是一個很粗淺的譬喻，但在這譬喻中，實可把中西文化曆史聯挽在一起來作說明。
下面我将轉說到中國。
四 講到中國曆史的發展，似乎沒有一定型，至少是不傾向某一定型而發展。
亦可說，它沒有一個客觀外在具體而固定的物質形象，可作為其曆史文化的象征。
因此，中國文化轉像是新陳代謝生機活潑。
姑舉曆代首都為例，遠從商朝有沫邑，這一首都也有幾百年曆史，并相當富庶與繁榮。
接着是西周鎬京，也是幾百年。
秦代鹹陽，體制更大。
西漢長安，東漢洛陽，南朝金陵，北朝新洛陽，隋唐兩朝的兩京，北宋汴京，南宋臨安，遼、金、元、明、清的燕京、北京，各朝代各首都的物質建設，都極偉大壯麗。
讀《洛陽伽藍記》《長安巷坊志》等書，可見一斑。
西方學人對此甚感興趣，隻要有物質具體證據，如殷墟地下發掘，如最近長安古城遺迹發掘，以及其他古器物，他們都認為是那時文化水準的無上證明。
但在我們，曆代首都，一個接一個地毀滅，在今天去遊洛陽、長安，真有銅駝荊棘，黍離麥秀之感。
俯仰之間，高天厚地，一片蒼涼，文物建設蕩焉無存。
但國脈不傷，整個文化傳統依然存在。
雅典毀滅了便沒有希臘，羅馬城毀滅了便沒有羅馬，今天的倫敦、巴黎不存在了，英法又如何，這就很難想象。
這是中西雙方曆史文化一相異點，值得我們注意。
再講整個的國家體制，在中國亦可謂未有一定型。
從遠古起，夏、商、周三代一路下來，大體言之，永是一中國。
實際上，中國疆域是在慢慢地擴大而始有今天的。
西方又不然，英國就是一英國，法國就是一法國。
定了型，再向外，便成為帝國主義。
到今天，在歐洲有羅馬、有巴黎、有倫敦、有柏林，有英、法、德、意諸國，國家雖小，曆史雖短，都像已成了型。
即如他們講學問，分門别類，有組織、有系統，總愛把來定一型。
不僅自然科學如此，人文科學也如此。
在中國，一門學問劃分得太清楚，太定型了，反而看不起。
這好像中國人頭腦不科學，然而這裡面長短得失很難言。
這一層暫不講。
要之，拿今天的西方各國來回想從前希臘各城邦，我們可以說，希臘即是今天西歐的縮影，今天西歐之不易統一是可以想象的。
但在中國，從春秋到戰國，以至秦代統一，其間楚國、燕國各曆八百年。
齊國隻統治者換了姓，實也有八百年。
韓、趙、魏三晉都有三百年，宋、衛諸邦都有八百年。
當時曆史最短的國家如今美國，長的如今英法。
何以秦始皇能一舉把天下統一，而且此後就不再分裂。
若把西方曆史作比，這就很難講。
我隻說：中國國家發展無定型，疆土可大可小，可分可合，立國的主要精神不在此。
一個國家當然有一首都，首都當然有其物質建設，然而此非立國精神所在。
破壞了，也并不傷害國家的命脈。
曆史文化生命可以依然還在。
從我們的曆史看，這是很清楚的。
但西方顯然不同。
以上隻講曆史現象，雙方不同處已顯見。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并非沒有物質建造，物質建造則必然形象化，但與中國文化大統沒有甚深之勾聯。
即是說，中國文化命脈，不表現在這些上，也不依托在這些上。
其存其毀，與中國文化大統無甚深之影響。
即如今天的北平故宮三大殿、天壇、北海、中南海、頤和園等建築都還存在，西方人每好憑此來欣賞中國文化，但中國人心中，則另有一套想法。
孫中山先生建都南京，中國人都想新中國複興了。
在極平常的心理反映上，可知必有一番道理可資闡說。
五 今且問中國文化命脈，與其傳統精神究表現寄放在哪裡？上面說過，西方文化是外傾的，中國文化是内傾的，外傾的便在物質形象上表現，内傾的又在何處表現呢？《易經》上有句話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器”即屬于物質形象，形而下是說成形以後，客觀具體看得見。
我上面講都市建築，也可說其都屬器。
形而上是在成形以前，這叫做“道”。
器可見，而任何器之形成，則必有一本源所在，那是道。
開物成務屬“器”，在開物成務之上還有其不可見之“道”。
因此《易經》上把“開物成務”都歸屬于“聖人”。
聖人便是有道者，當知宮室衣冠一切文物都從道而來。
但這是中國人觀念。
今且問：埃及金字塔其道何在？可知西方人所震驚重視者即在器。
中國人必從器求道，苟其無道，斯器不足貴。
希臘人雕刻一人像，極盡曲線之美，那亦是物質形象。
中國人畫一人，重其氣韻，注意在其眸子，在其頰上三毫。
這些處，都可見中西方人實在所重有不同。
中國古代傳下的禮樂器，乃至一切瓷器絲織品等，專從器方面講，也都極精妙，但這裡更應注意者，在中國一切物中所包涵的關于人生意義的分數卻多過于物質意義的分數。
因此中國人又要說“技而進乎道”，這是中國的藝術精神，在中國藝術之背後也必有一個“道”的存在。
中國人并不想科學隻是科學，藝術隻是藝術，宗教隻是宗教，可以各自獨立。
卻要在科學、藝術、宗教之背後尋出一“道”來，此即藝術、科學、宗教之“共同相通”處。
器有成壞，舊的不壞，新的不成。
這一所房子不拆，不能在此再造一所新房子。
房子裡的舊陳設不拿走，新陳設就擺不進。
一所房子造成即已定了型，建造工程也從此終止，不能在這所房子上再造。
所以西方人要講革命，把舊的拆了造新的。
中國曆史上有湯武革命，但意義甚不同。
中國人認為道有“隐顯”，有“消長”。
道顯固然是存在，道隐還仍是存在。
如說“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或“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消即隐了，但不就是毀滅，可毀滅的即非道。
中國人講道，即表現在人身上，人群中，所以說“道不遠人”，“道不離人”。
中國人所講道，主要是“人道”，即“人之道”，因此說中國文化是“人本位”的。
中國人所謂“人”，包括“個人”與“大群”，既非個人主義，亦非集體主義。
道則存在于各人，存在于社會，存在于天下，存在于曆史傳統裡。
子貢說：“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可見道表現寄托在人。
隻要人存在，道就不會墜地而盡。
孟子也說過：“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豪傑之士，不待文王猶興。
”亂世不會無好人。
世界不理想，人仍可以有理想。
世界亂，人自己還可治，至少是治在他的“心”。
道消而隐，舉世陷于衰亂，但道仍可以在人。
人興，即道興之機緣。
道興則曆史時代可以複興，而文王之世亦再見了。
故說“道不行，卷而藏之”，“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道”與“善”，在我心裡，在我身上。
因此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我上次講中國人所謂“道”即是“文化”，即是文化中之“有價值意義”者。
中國文化之内傾性，正在其把文化傳統精神表現寄托在各個人之“身”與“心”，乃以各個人為中心出發點，由此推去，到人皆可以為堯舜，到各自身修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乃以“天下平”與“世界大同”為道之極限。
到此極限，道仍可有隐顯消長，但道則仍在，故曆史文化可以不斷有再興與複盛。
剛才講過，外傾文化總要拿我們的聰明、智慧、技能、才力一切表現到外面具體物質上去。
譬如今天美國人要送人上月球，可能十年八年真見此事。
自然要整個文化配合，各方面條件夠，才能送人上月球。
這是今天西方文化一大表現。
我并不抹殺此種文化之力量與價值。
但人上月球又怎樣，能不能再上太陽去？一方面在上月球，一方面卻共産主義、資本主義永遠對立，種種不合理的人生還存在。
當前人類各項問題仍不得解決。
西方人遇要解決問題，或表現其文化偉大，每好從遠大艱難處，人所難能而已所獨能處着意用力。
如古埃及人造金字塔，英國人自誇其國旗無日落，及最近美國人之要争先送人上月球皆是。
中國人又不然。
遇要解決問題及表現其文化偉力，隻從日常親切處，細微輕易處，人所共能處下手。
我上講提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雖遇無道之世，個人仍可自求有得，其所得乃在“道”。
行道有得，得于己之謂“德”。
德在己，别人拿不去，因此縱在大亂世，個人修德，亦可以避艱險，渡難關。
國家大事也如此，如孟子告滕、告鄒，如宋儒告其君，都隻從“正心”“誠意”“敬天”“修德”處求。
中國人又說：“士可殺，不可辱。
”“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
”原子彈氫氣彈可以屈服強敵，夷滅人之國家，今天美、蘇互怕，都隻怕在此。
但每人有其内心決定，有每一人之德操與人格修養，雖不表現在外，看不見，卻為外力所無奈何。
中國人又說：“德不孤，必有鄰。
”這一細微看不見處，卻可影響别人。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一君子有德，慢慢地可以影響後世千萬人，使次第盡變為君子。
但小人則無法影響到君子，君子則必不為小人所影響。
因此一人之“德”可以變成一時代的“氣運”，氣運轉而時代就複興了。
六 《中庸》上講：“莫見乎隐，莫顯乎微。
”最容易見的反在隐處，就在人之“心”。
力量最顯著的反在輕微處，就在人的一“言”一“行”。
《中庸》上又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中國人看天，好從此無聲無臭處看，聽不見，聞不到，然而它的力量最大，可以運轉主宰一切。
待具體擺出來後，那就小了，形而下的則總有限。
因此中國人的“文化觀”，其基本隻在“道”。
道存，國家存，民族存，文化就傳下；道滅，那就完了。
所以顧亭林有“亡國”“亡天下”之辨。
如西周鎬京毀滅了，秦之鹹陽、西漢長安、東漢洛陽毀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