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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在哪裡？價值又在哪裡呢？此一問題深值探讨。
儒家思想正側重在這一邊。
試讀中國曆史，無表現的人物所占篇幅也極多。
即如司馬遷《史記》七十列傳第一篇便是伯夷叔齊，此兩人并無事業表現。
太史公獨挑此兩人為傳之第一篇，正因他認為這類人在曆史上有大意義、大價值與大貢獻。
又如讀陳壽《三國志》，曹操、諸葛亮、孫權、周瑜、司馬懿人物甚多，後人卻說三國人物必以管甯為首。
管甯獨無事業表現，他從中國遠避去遼東，曹操特地請他回來，他回來了，也沒幹什麼事，何以獨被認為三國時代的第一人物呢？中國曆史上所載人物，像伯夷、管甯般無所表現的曆代都有，而且都極為後人所重視，正因認為他們在曆史上各有他們莫大的意義與價值之貢獻。
我不是說人不應有表現，人是應該有所表現，但人的意義和價值卻不盡在其外面的表現上。
倘使他沒有表現，也會仍不失其意義與價值之所在。
那些無表現的人，若必說他們有表現，則也隻表現于他們内在的心情與德性上。
中國古人說三不朽，立德為上，立功、立言次之，功與言必表現在外，立德則盡可無表現，盡可隻表現于其内在之心情與德性上。
曆史事變，如水流之波浪，此起彼伏，但僅浮現在水流之上層。
而文化大傳統則自有一定趨向，這是大流之本身。
文化大流之本身就是我們“人”，人是大流本身，而沉在下層。
人事如波浪，浮在上面。
風一吹，波浪作了；風一停，波浪息了。
而大流本身則依然。
正因中國文化傳統看重此本身，所以到今天，中國曆史傳統仍還沒有斷。
商亡有周；周亡有秦漢；秦漢亡了有唐宋；有元明清以至現在。
曆史命脈顯然隻靠“人”。
政治可以腐敗，财富可以困竭，軍隊武力可以崩潰不可挽救，最後靠什麼來維持國家與民族？就因為有人。
從中國曆史上看，不論治、亂、興、亡，不斷地有一批批人永遠在維持着這“道”，這便是中國曆史精神。
西方人隻看重人在外面的表現，沒有注重到它内在的意義與價值。
如看埃及、看巴比侖、看希臘、看羅馬，乃至看近代歐洲，他們所表現在外的盡輝煌，盡壯闊，但似乎都未免看重了外面而忽略了人本身的内在意義與價值，因此不免太偏重講物質、講事業。
但物質備人運用，事業由人幹濟，而人則自有人的内容和意義。
即就語言文字論，西方人在此方面亦重外面分别，而沒有把握其在内之共同點。
因此他們有少數人（man）、多數人（men），有男人（men）、有女人（women），卻沒有一共同的“人”字。
又把人分成國别，如中國人（Chinese）、日本人（Japanese）、英國人（English）、美國人（American），如此脫口而出，卻忽略了他們同樣是個“人”。
用中國語言文字說來，如男人、女人、大人、小人、黃人、白人、黑人、紅人、中國人、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亞洲人，總之一視同仁，都是“人”。
這是中國文化中最偉大的第一點，可惜是被人忽略了。
話雖如此，中國人卻又在人裡面分類、分等級。
由西方人講來，人在法律之下是平等的，但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之下，雖同樣是人，卻盡有其不平等。
因此有好人、有壞人；有善人、有惡人；有大人、有小人；有賢人、有聖人。
中國人罵人不是人，說“你這樣算不得是人”。
今且試問，人又怎樣不算人？從生物學上講，五官四肢齊全便是人；從西方法律上講，人同等有權利和地位，誰也取消不了誰。
從西方宗教上講，人又都是上帝的兒子。
但中國人對這個“人”字卻另有一套特别定義。
人家盡加分别，中國人不加以分别；人家盡不加以分别，中國人獨加以分别。
此處實寓有甚深意義，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
五 現在我将講到中國文化中一最偉大所在，仍從曆史講起。
如上面講到商朝末年，以及三國時代，或者像我們今天，這都算是十分衰亂之世，但無論如何，人則總可以成一人。
不問任何環境、任何條件，人則都可各自完成為一人，即完成其為一個有意義、有價值、合理想、合标準的人。
換言之，人各可為一“君子”，不論在任何環境條件下，都可以為一君子。
有人砍了我頭，我死了，但我可仍不失為一君子。
或有人囚我為奴，但我也得仍為一君子。
我或見機而作，脫身遠揚，逃避到外國去，也仍得成為一君子。
今天的中國人，一心都想去美國，若我們能抱有中國文化傳統，像箕子去韓國，管甯去遼東，朱舜水去日本，多有幾個中國人去美國豈不好？所惜的隻是目前的中國人一到美國，便不想再做中國人。
或者他沒有去美國，也早已存心不想做中國人。
好像做一中國人，無價值意義可言。
這種想法，也無非從外面環境條件作衡量。
我并不提倡狹義的國家民族觀念，說生在中國土，死為中國鬼，我定該做一中國人。
上面講過，中國人講“人”字，本來另有意義。
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下，任何人在任何環境、任何條件下，都可堂堂地做個人，本無中國、美國之分别。
而且做人，可以每天有進步。
若一個人能生活得每天有進步，豈不是一個最快樂的人生嗎？而且縱說每天有進步，進步無止境，又是當下即是，即此刻便可是一完人。
隻在當下，可以完成我最高的理想，最完美的人格，而不必等待到以後，自然也不必等待死後升到上帝的天國，才算是究竟。
就在這世間、這家庭、這社會裡，我當下便可成一完人，而又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其德，作新民，在其内心自覺上，有日進無已之快樂。
一步步地向前，同時即是一步步地完成。
這樣的人生，豈不是最标準、最理想、最有意義、最有價值嗎？孔子說：“賢哉回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
”顔淵正是一天天在那裡往前進，沒見他停下來。
顔子同門冉有，他是那時一位大财政家，多藝多能，很了不起。
然他内在人格方面卻沒有能像顔淵般一步步地向前。
若僅就表現在外的看，似乎顔淵不如冉有。
但從蘊藏在内處的看，則冉有遠遜于顔子。
這一意見，在中國一向早成定論，更無可疑的。
因此今天我們要來提倡中國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學做人，做一理想的中國人。
若真要如此，必然得研究中國曆史，看曆史上的中國古人是如何樣生活。
這一番研究，仍該把我們各人自己的當前“做人”作中心。
旋乾轉坤，也隻在我内心當下這一念。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可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有進無止。
而且匹夫匹婦之愚，也同樣可以如此修行而獲得其完成。
中國這一套人生哲學，可以不需任何宗教信仰而當下有其無上的鼓勵和滿足。
隻可惜我在這裡隻能揭示此大綱，不及深闡其義蘊。
但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義所在，其實是人人易知，不煩詳說的。
今試問，如此一套的哲學，若我們真要履行實踐，在我們今天這社會上，和我們所要努力的事業上，有什麼妨礙呢？我想這顯然沒有絲毫的妨礙。
不論我們要做的是大事或小事，乃至處任何社會，在任何環境與條件之下，上面一套哲學，總之不會給與我們以妨礙，而隻給與我們以成功。
我們縱使信仰了任何宗教，亦不會與此有沖突。
它是一個最真實最積極的人生哲理，而又簡單明白，人人可以了解，可以踐行。
我們今天總喜歡講西洋觀念，像說“進步”，試問如我上述中國儒家那一套“日新其德”的理論，不也是進步嗎？又如說“創造”，那麼在我們傳統文化裡，也曾創造出如我上舉伊尹、伯夷、柳下惠、屈原、陶潛、杜甫等數不清的人物了。
在今天我也可以日新其德，自求進步，終于創造出一個理想的“我”來。
說“自由”，這是最自由的，試問作任何事，有比我自己要做一個“理想我”這一事那樣的自由嗎？說“平等”，這又是最平等的，人人在此一套理論下，誰也可以自由各自做一個人，而做到最理想的境地。
說“博愛”，這道理又可說是最博愛的。
人人有分，不好嗎？此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從各自的“修身”作起點，而終極境界則達于“天下平”，使人人各得其所，還不算是博愛之至嗎？ 可惜我們這一套哲學，向來西洋人不講，所以我們也不自信、不肯講。
西方人的貢獻，究竟在向外方面多了些。
開物成務是向外的，他們的宗教、法律、文藝、哲學等等成就，主要精神都向外。
正因其向外，一旦在外面遭逢阻礙挫折，便會感到無法。
而中國傳統文化則重向内，中國社會可以不要宗教、法律而維持其和平與安定。
中國人生哲理可以不論治、亂、興、衰而仍然各有以自全。
在曆史上，不斷有走上衰運的時期，像是天下黑暗，光明不見了，但還是一樣有人，一樣有完人。
憑這一點，中國文化能維持到今天，中國民族及其國家亦能維持到今天。
我們在今天要來認識中國文化，提倡中國文化，則莫如各人都從這方面下工夫。
困難嗎？實在是絲毫也不困難。
我這十幾年來，到台灣，始知有一吳鳳；到美國，始知有一丁龍。
吳鳳如伊尹，丁龍則如柳下惠。
吳鳳、丁龍都是中國人，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陶鑄出來的人。
他們在曆史上似乎沒有地位、沒有表現，但使我們今天又出一個太史公來寫新《史記》，定會有一段篇幅留與吳鳳與丁龍。
諸位當知，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民族與中國曆史，就在像吳鳳、丁龍那樣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維持。
我們隻深信得這一層，可以救自己、可以救别人、可以救國家與民族。
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長輝永耀在天地間。
這是我今天講這題目主要的大義。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國防研究院”演講，刊載于“國防研究院”《中西文化論集》。
） 二 從中西曆史看盛衰興亡 一 今晚的講題，是上次講完“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後，由張先生提出，要我講“從曆史上來看中國的盛衰興亡”。
我今略事擴大，改為“從中西曆史來看盛衰興亡”。
大義承續前講，隻是所從言之角度不同而已。
我改從中西雙方曆史來講的原因，因我幼時有一事常記心頭，到今已快六十年。
那時我在小學愛看小說，一日，正看《三國演義》，一位先生見了，對我說：“這書不用看，一開頭就錯。
所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這許多話根本錯誤，在我們中國曆史不合理的演進下才有這現象。
像近代西方英法諸國，治了就不會亂，合了就不會分。
”當時那位先生這番話深印我心頭，到今不忘。
那時我還不滿十歲，但今天由我眼看到西方國家像英法，也走上衰運。
不僅如此，我們讀西方曆史，常見他們的國家和民族往往衰了即不再盛，亡了就不再興，像巴比侖、埃及、希臘、羅馬都是顯例。
所以西方人講曆史，沒有像我們中國人所想的“天運循環”觀念。
要說一治一亂，亡了再興，衰了複盛，西方人似乎沒有這信心。
但中國曆史明明如此，亡了會再興，衰了會複盛，其間究是什麼一番道理，值得我們研究。
下面所講，或許是我一時之想，但不妨提出，供大家讨論。
我上次講，中國文化是内傾的，西方文化是外傾的。
西方文化精神總傾向于求在外表現，這種表現主要在物質形象上。
這可說是“文化精神之物質形象化”。
其長處在具體、凝定、屹立長在，有一種強固性，也有一種感染性。
一具體形象矗立在前，使人見了，不由得不受它感染，因此這一種文化力量相當大。
但亦有缺點。
既成了一形象，又表現在物質上，成型便不容易再改。
換言之，不是繼續存在，即是趨向毀滅。
而且物質形象固由人創造，但創造出來後，卻明明擺在人外邊，它是獨立自存了。
它雖由人創造，但沒有給人一種親切感。
它和人，顯成為“兩體”的存在，而且近乎是“敵體”的存在。
而且物質形象化有其極限，發展到某一高度，使人無可再緻力，它對我們乃發生一種頑強的意态，使人發生一種“被壓迫”“被征服”的感覺，而那種感覺又是不親切的。
因此物質形象之産出，固由于人的内心生機與靈性展現，但到後來，它可以壓迫人，使人“靈性窒塞”，“生機停滞”。
因此文化之物質形象化，到達一限度，衰象便随之而起，而且也不容易再盛。
埃及的金字塔，便是文化物質形象化之一個具體好例。
今天我們去埃及，面對此巨型體制，無不感其偉大。
從其偉大，可以引生出我們對自身之渺小感。
縱使今天人類科學遠邁前古，但面對此成型巨制，也感到無可措力、無可改進。
金字塔的建造，本也是“由小而大”逐步進展的。
但最後到達一“限度”，它定了型，好像超然獨立于人類智慧與力量之外而自存自在。
埃及古文化衰亡了，但此金字塔則屹然常在，脫離了它所由生的文化而獨立。
又如歐洲中古時期的許多教堂，鬼斧神工，宏麗瑰偉，也都到達了定型化，無法再進了。
可見任何物質形象之偉大，必有一限度。
一方面是人類文化進展而始能到達此限度。
人類當時的文化精神就表現在此偉大上。
但當時人類文化之無可再進，也表現在此限度上。
所以物質形象化到達一限度，即回頭來壓迫人，要人自認渺小，自承無能，而人的靈性也因此窒塞，生機也因此停滞了。
在耶教初期，以至在羅馬地下活動時，我們不能不承認耶教有其不可估量的生命力。
但到中古時期，各地大教堂興起，不論教徒、非教徒，隻要一番瞻仰，敬心油然而生。
而耶教的新生命、新精神，也不能不說在向着下坡路而逐漸萎縮了。
今天跑進歐、美各地的大博物館，收藏的盡是些巴比侖、埃及、希臘、羅馬，乃至中古時期的各項遺物，要瞻仰研究他們的古文化，多半要憑藉這些遺物。
這說明了他們的文化，正表現寄存在這些遺物上。
若舍棄了那些遺物來直接觀察今天的巴比侖、埃及、希臘、羅馬，試問他們的文化在哪裡？所以說他們的文化，偏向于物質形象化，精神外傾，衰了不複盛，亡了不再興。
二 且離開西方的古代和中古，來看他們幾個現代國家吧！我認為現代西方文化，仍然不脫其外傾性而走了物質形象化之老傳統。
姑舉他們幾個大國的首都來講。
這些首都建設，正也是他們文化精神外傾及其走向物質形象化的一種具體例證。
如去英國倫敦，總要瞻仰西敏寺、白金漢王宮和國會。
三建築近在一區，就其曆史演變言，實從一個而演化成三個。
中古時期的宗教“神權”，下及近代國家的專制“王權”，再進到現代的立憲“民權”，不到一千年來英國全部曆史上三個階段的演進，都保留在那裡。
他們的曆史文化精神，正可一瞻仰倫敦這一區的三大建築而具體獲得一影像。
而由一個展演出三個，又是三個共存在一塊。
從這裡，我們可以進一步來看英國的國民性，是“最現實”的，又是“最保守”的，所以又最長于“适應”與“調和”。
因其重視現實，一切過去現實都舍不得丢，要保守，而又要與當前現實适應調和。
他們的現實主義，由一面保守、一面适應調和來完成。
因此産出他們一種無理想而灰色的所謂“經驗主義”。
但這一種灰色，經過曆史的長期累積，終于不得不變質。
由淡灰色變成深灰色，再變，便慢慢地成為黑色，暗淡無光了。
曆史積累，遂成為英國人一種負擔與束縛。
英國人憑藉他們那一套重現實、重保守、重适應調和的經驗哲學，而創出他們一段光輝的曆史。
但曆史要再向前，而保守有限度，從西敏寺到白金漢宮，到國會，極相異的全保留，而且像是調和成為一體了，全部曆史文化精神都從物質形象化中具體客觀地放在那裡。
不論是英國人非英國人，來此一瞻仰，無不肅然起敬，覺得它了不得。
困難的，是物質形象已定了型，極難追随此下新曆史之無窮演變而前進。
若要劃地改造，則是另一回事。
所以物質形象化，終于要使人精神被困惑住，新生命不易再發展。
再看法國巴黎，從凡爾賽宮過渡到拿破侖的凱旋門，成為巴黎市容的中心。
廣大的馬路，會合向此凱旋門而八面開展。
體制定了，便苦于無法變。
由拿破侖凱旋門推擴到拿破侖墓，不論法國人非法國人，一到巴黎，就會聯想到拿破侖。
巴黎市的建築，就表現出法國的國民性主要乃是一種個人崇拜的“英雄主義”。
由拿破侖而造成巴黎市。
法國曆史光榮，在巴黎市容上表現。
到今天，拿破侖陰魂不散，還控制着法國。
如戴高樂，何嘗不是受着拿破侖影響而想恢複法國已往的曆史光榮呢？但這也是一種文化外傾物質形象化到達了某階段，而回頭來壓迫征服人，使人限制在此一形象上，不能再有新生機、新開展。
除非革命，把巴黎市容整個破壞，從新做起。
然而此一破壞，亦不易忍受。
英國人講保守，法國人講革命，都有他們一段光輝曆史，都物質形象化在他們的首都建設上，正可使我們來推測他們國運之将來。
“個人英雄主義”“經驗保守主義”皆不适于新曆史之不斷向前，因此在今天而談英法兩國之前途展望，皆不免于黯澹，不使人興奮。
再看意大利，它是一新興國家，立國遠在英法之後。
然而一到羅馬，首先看到許多古代羅馬的遺迹，其次便是梵谛岡教皇宮廷，以及代表“文藝複興”一段最光輝曆史的、最偉大的教堂建築。
這些在意大利人精神上、心靈上是會有一種壓迫感的。
倫敦巴黎，是英法人的自身表現，羅馬則是一種“先在”表現。
這些先在表現壓迫着，便不易再起來一個新興的羅馬。
墨索裡尼法西斯政權，夢想要把古羅馬的陰魂來放進這個新興國家裡面去，昙花一現，當然要
儒家思想正側重在這一邊。
試讀中國曆史，無表現的人物所占篇幅也極多。
即如司馬遷《史記》七十列傳第一篇便是伯夷叔齊，此兩人并無事業表現。
太史公獨挑此兩人為傳之第一篇，正因他認為這類人在曆史上有大意義、大價值與大貢獻。
又如讀陳壽《三國志》，曹操、諸葛亮、孫權、周瑜、司馬懿人物甚多，後人卻說三國人物必以管甯為首。
管甯獨無事業表現，他從中國遠避去遼東，曹操特地請他回來，他回來了，也沒幹什麼事，何以獨被認為三國時代的第一人物呢？中國曆史上所載人物，像伯夷、管甯般無所表現的曆代都有，而且都極為後人所重視，正因認為他們在曆史上各有他們莫大的意義與價值之貢獻。
我不是說人不應有表現，人是應該有所表現，但人的意義和價值卻不盡在其外面的表現上。
倘使他沒有表現，也會仍不失其意義與價值之所在。
那些無表現的人，若必說他們有表現，則也隻表現于他們内在的心情與德性上。
中國古人說三不朽，立德為上，立功、立言次之，功與言必表現在外，立德則盡可無表現，盡可隻表現于其内在之心情與德性上。
曆史事變，如水流之波浪，此起彼伏，但僅浮現在水流之上層。
而文化大傳統則自有一定趨向，這是大流之本身。
文化大流之本身就是我們“人”，人是大流本身，而沉在下層。
人事如波浪，浮在上面。
風一吹，波浪作了；風一停，波浪息了。
而大流本身則依然。
正因中國文化傳統看重此本身，所以到今天，中國曆史傳統仍還沒有斷。
商亡有周；周亡有秦漢；秦漢亡了有唐宋；有元明清以至現在。
曆史命脈顯然隻靠“人”。
政治可以腐敗，财富可以困竭，軍隊武力可以崩潰不可挽救，最後靠什麼來維持國家與民族？就因為有人。
從中國曆史上看，不論治、亂、興、亡，不斷地有一批批人永遠在維持着這“道”，這便是中國曆史精神。
西方人隻看重人在外面的表現，沒有注重到它内在的意義與價值。
如看埃及、看巴比侖、看希臘、看羅馬，乃至看近代歐洲，他們所表現在外的盡輝煌，盡壯闊，但似乎都未免看重了外面而忽略了人本身的内在意義與價值，因此不免太偏重講物質、講事業。
但物質備人運用，事業由人幹濟，而人則自有人的内容和意義。
即就語言文字論，西方人在此方面亦重外面分别，而沒有把握其在内之共同點。
因此他們有少數人（man）、多數人（men），有男人（men）、有女人（women），卻沒有一共同的“人”字。
又把人分成國别，如中國人（Chinese）、日本人（Japanese）、英國人（English）、美國人（American），如此脫口而出，卻忽略了他們同樣是個“人”。
用中國語言文字說來，如男人、女人、大人、小人、黃人、白人、黑人、紅人、中國人、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亞洲人，總之一視同仁，都是“人”。
這是中國文化中最偉大的第一點，可惜是被人忽略了。
話雖如此，中國人卻又在人裡面分類、分等級。
由西方人講來，人在法律之下是平等的，但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之下，雖同樣是人，卻盡有其不平等。
因此有好人、有壞人；有善人、有惡人；有大人、有小人；有賢人、有聖人。
中國人罵人不是人，說“你這樣算不得是人”。
今且試問，人又怎樣不算人？從生物學上講，五官四肢齊全便是人；從西方法律上講，人同等有權利和地位，誰也取消不了誰。
從西方宗教上講，人又都是上帝的兒子。
但中國人對這個“人”字卻另有一套特别定義。
人家盡加分别，中國人不加以分别；人家盡不加以分别，中國人獨加以分别。
此處實寓有甚深意義，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
五 現在我将講到中國文化中一最偉大所在，仍從曆史講起。
如上面講到商朝末年，以及三國時代，或者像我們今天，這都算是十分衰亂之世，但無論如何，人則總可以成一人。
不問任何環境、任何條件，人則都可各自完成為一人，即完成其為一個有意義、有價值、合理想、合标準的人。
換言之，人各可為一“君子”，不論在任何環境條件下，都可以為一君子。
有人砍了我頭，我死了，但我可仍不失為一君子。
或有人囚我為奴，但我也得仍為一君子。
我或見機而作，脫身遠揚，逃避到外國去，也仍得成為一君子。
今天的中國人，一心都想去美國，若我們能抱有中國文化傳統，像箕子去韓國，管甯去遼東，朱舜水去日本，多有幾個中國人去美國豈不好？所惜的隻是目前的中國人一到美國，便不想再做中國人。
或者他沒有去美國，也早已存心不想做中國人。
好像做一中國人，無價值意義可言。
這種想法，也無非從外面環境條件作衡量。
我并不提倡狹義的國家民族觀念，說生在中國土，死為中國鬼，我定該做一中國人。
上面講過，中國人講“人”字，本來另有意義。
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下，任何人在任何環境、任何條件下，都可堂堂地做個人，本無中國、美國之分别。
而且做人，可以每天有進步。
若一個人能生活得每天有進步，豈不是一個最快樂的人生嗎？而且縱說每天有進步，進步無止境，又是當下即是，即此刻便可是一完人。
隻在當下，可以完成我最高的理想，最完美的人格，而不必等待到以後，自然也不必等待死後升到上帝的天國，才算是究竟。
就在這世間、這家庭、這社會裡，我當下便可成一完人，而又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其德，作新民，在其内心自覺上，有日進無已之快樂。
一步步地向前，同時即是一步步地完成。
這樣的人生，豈不是最标準、最理想、最有意義、最有價值嗎？孔子說：“賢哉回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
”顔淵正是一天天在那裡往前進，沒見他停下來。
顔子同門冉有，他是那時一位大财政家，多藝多能，很了不起。
然他内在人格方面卻沒有能像顔淵般一步步地向前。
若僅就表現在外的看，似乎顔淵不如冉有。
但從蘊藏在内處的看，則冉有遠遜于顔子。
這一意見，在中國一向早成定論，更無可疑的。
因此今天我們要來提倡中國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學做人，做一理想的中國人。
若真要如此，必然得研究中國曆史，看曆史上的中國古人是如何樣生活。
這一番研究，仍該把我們各人自己的當前“做人”作中心。
旋乾轉坤，也隻在我内心當下這一念。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可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有進無止。
而且匹夫匹婦之愚，也同樣可以如此修行而獲得其完成。
中國這一套人生哲學，可以不需任何宗教信仰而當下有其無上的鼓勵和滿足。
隻可惜我在這裡隻能揭示此大綱，不及深闡其義蘊。
但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義所在，其實是人人易知，不煩詳說的。
今試問，如此一套的哲學，若我們真要履行實踐，在我們今天這社會上，和我們所要努力的事業上，有什麼妨礙呢？我想這顯然沒有絲毫的妨礙。
不論我們要做的是大事或小事，乃至處任何社會，在任何環境與條件之下，上面一套哲學，總之不會給與我們以妨礙，而隻給與我們以成功。
我們縱使信仰了任何宗教，亦不會與此有沖突。
它是一個最真實最積極的人生哲理，而又簡單明白，人人可以了解，可以踐行。
我們今天總喜歡講西洋觀念，像說“進步”，試問如我上述中國儒家那一套“日新其德”的理論，不也是進步嗎？又如說“創造”，那麼在我們傳統文化裡，也曾創造出如我上舉伊尹、伯夷、柳下惠、屈原、陶潛、杜甫等數不清的人物了。
在今天我也可以日新其德，自求進步，終于創造出一個理想的“我”來。
說“自由”，這是最自由的，試問作任何事，有比我自己要做一個“理想我”這一事那樣的自由嗎？說“平等”，這又是最平等的，人人在此一套理論下，誰也可以自由各自做一個人，而做到最理想的境地。
說“博愛”，這道理又可說是最博愛的。
人人有分，不好嗎？此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從各自的“修身”作起點，而終極境界則達于“天下平”，使人人各得其所，還不算是博愛之至嗎？ 可惜我們這一套哲學，向來西洋人不講，所以我們也不自信、不肯講。
西方人的貢獻，究竟在向外方面多了些。
開物成務是向外的，他們的宗教、法律、文藝、哲學等等成就，主要精神都向外。
正因其向外，一旦在外面遭逢阻礙挫折，便會感到無法。
而中國傳統文化則重向内，中國社會可以不要宗教、法律而維持其和平與安定。
中國人生哲理可以不論治、亂、興、衰而仍然各有以自全。
在曆史上，不斷有走上衰運的時期，像是天下黑暗，光明不見了，但還是一樣有人，一樣有完人。
憑這一點，中國文化能維持到今天，中國民族及其國家亦能維持到今天。
我們在今天要來認識中國文化，提倡中國文化，則莫如各人都從這方面下工夫。
困難嗎？實在是絲毫也不困難。
我這十幾年來，到台灣，始知有一吳鳳；到美國，始知有一丁龍。
吳鳳如伊尹，丁龍則如柳下惠。
吳鳳、丁龍都是中國人，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陶鑄出來的人。
他們在曆史上似乎沒有地位、沒有表現，但使我們今天又出一個太史公來寫新《史記》，定會有一段篇幅留與吳鳳與丁龍。
諸位當知，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民族與中國曆史，就在像吳鳳、丁龍那樣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維持。
我們隻深信得這一層，可以救自己、可以救别人、可以救國家與民族。
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長輝永耀在天地間。
這是我今天講這題目主要的大義。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國防研究院”演講，刊載于“國防研究院”《中西文化論集》。
） 二 從中西曆史看盛衰興亡 一 今晚的講題，是上次講完“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後，由張先生提出，要我講“從曆史上來看中國的盛衰興亡”。
我今略事擴大，改為“從中西曆史來看盛衰興亡”。
大義承續前講，隻是所從言之角度不同而已。
我改從中西雙方曆史來講的原因，因我幼時有一事常記心頭，到今已快六十年。
那時我在小學愛看小說，一日，正看《三國演義》，一位先生見了，對我說：“這書不用看，一開頭就錯。
所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這許多話根本錯誤，在我們中國曆史不合理的演進下才有這現象。
像近代西方英法諸國，治了就不會亂，合了就不會分。
”當時那位先生這番話深印我心頭，到今不忘。
那時我還不滿十歲，但今天由我眼看到西方國家像英法，也走上衰運。
不僅如此，我們讀西方曆史，常見他們的國家和民族往往衰了即不再盛，亡了就不再興，像巴比侖、埃及、希臘、羅馬都是顯例。
所以西方人講曆史，沒有像我們中國人所想的“天運循環”觀念。
要說一治一亂，亡了再興，衰了複盛，西方人似乎沒有這信心。
但中國曆史明明如此，亡了會再興，衰了會複盛，其間究是什麼一番道理，值得我們研究。
下面所講，或許是我一時之想，但不妨提出，供大家讨論。
我上次講，中國文化是内傾的，西方文化是外傾的。
西方文化精神總傾向于求在外表現，這種表現主要在物質形象上。
這可說是“文化精神之物質形象化”。
其長處在具體、凝定、屹立長在，有一種強固性，也有一種感染性。
一具體形象矗立在前，使人見了，不由得不受它感染，因此這一種文化力量相當大。
但亦有缺點。
既成了一形象，又表現在物質上，成型便不容易再改。
換言之，不是繼續存在，即是趨向毀滅。
而且物質形象固由人創造，但創造出來後，卻明明擺在人外邊，它是獨立自存了。
它雖由人創造，但沒有給人一種親切感。
它和人，顯成為“兩體”的存在，而且近乎是“敵體”的存在。
而且物質形象化有其極限，發展到某一高度，使人無可再緻力，它對我們乃發生一種頑強的意态，使人發生一種“被壓迫”“被征服”的感覺，而那種感覺又是不親切的。
因此物質形象之産出，固由于人的内心生機與靈性展現，但到後來，它可以壓迫人，使人“靈性窒塞”，“生機停滞”。
因此文化之物質形象化，到達一限度，衰象便随之而起，而且也不容易再盛。
埃及的金字塔，便是文化物質形象化之一個具體好例。
今天我們去埃及，面對此巨型體制，無不感其偉大。
從其偉大，可以引生出我們對自身之渺小感。
縱使今天人類科學遠邁前古，但面對此成型巨制，也感到無可措力、無可改進。
金字塔的建造，本也是“由小而大”逐步進展的。
但最後到達一“限度”，它定了型，好像超然獨立于人類智慧與力量之外而自存自在。
埃及古文化衰亡了，但此金字塔則屹然常在，脫離了它所由生的文化而獨立。
又如歐洲中古時期的許多教堂，鬼斧神工，宏麗瑰偉，也都到達了定型化，無法再進了。
可見任何物質形象之偉大，必有一限度。
一方面是人類文化進展而始能到達此限度。
人類當時的文化精神就表現在此偉大上。
但當時人類文化之無可再進，也表現在此限度上。
所以物質形象化到達一限度，即回頭來壓迫人，要人自認渺小，自承無能，而人的靈性也因此窒塞，生機也因此停滞了。
在耶教初期，以至在羅馬地下活動時，我們不能不承認耶教有其不可估量的生命力。
但到中古時期，各地大教堂興起，不論教徒、非教徒，隻要一番瞻仰，敬心油然而生。
而耶教的新生命、新精神，也不能不說在向着下坡路而逐漸萎縮了。
今天跑進歐、美各地的大博物館，收藏的盡是些巴比侖、埃及、希臘、羅馬，乃至中古時期的各項遺物，要瞻仰研究他們的古文化，多半要憑藉這些遺物。
這說明了他們的文化，正表現寄存在這些遺物上。
若舍棄了那些遺物來直接觀察今天的巴比侖、埃及、希臘、羅馬，試問他們的文化在哪裡？所以說他們的文化，偏向于物質形象化，精神外傾，衰了不複盛，亡了不再興。
二 且離開西方的古代和中古，來看他們幾個現代國家吧！我認為現代西方文化，仍然不脫其外傾性而走了物質形象化之老傳統。
姑舉他們幾個大國的首都來講。
這些首都建設，正也是他們文化精神外傾及其走向物質形象化的一種具體例證。
如去英國倫敦，總要瞻仰西敏寺、白金漢王宮和國會。
三建築近在一區，就其曆史演變言，實從一個而演化成三個。
中古時期的宗教“神權”，下及近代國家的專制“王權”，再進到現代的立憲“民權”，不到一千年來英國全部曆史上三個階段的演進，都保留在那裡。
他們的曆史文化精神，正可一瞻仰倫敦這一區的三大建築而具體獲得一影像。
而由一個展演出三個，又是三個共存在一塊。
從這裡，我們可以進一步來看英國的國民性，是“最現實”的，又是“最保守”的，所以又最長于“适應”與“調和”。
因其重視現實，一切過去現實都舍不得丢，要保守，而又要與當前現實适應調和。
他們的現實主義，由一面保守、一面适應調和來完成。
因此産出他們一種無理想而灰色的所謂“經驗主義”。
但這一種灰色，經過曆史的長期累積，終于不得不變質。
由淡灰色變成深灰色，再變，便慢慢地成為黑色，暗淡無光了。
曆史積累，遂成為英國人一種負擔與束縛。
英國人憑藉他們那一套重現實、重保守、重适應調和的經驗哲學，而創出他們一段光輝的曆史。
但曆史要再向前，而保守有限度，從西敏寺到白金漢宮，到國會，極相異的全保留，而且像是調和成為一體了，全部曆史文化精神都從物質形象化中具體客觀地放在那裡。
不論是英國人非英國人，來此一瞻仰，無不肅然起敬，覺得它了不得。
困難的，是物質形象已定了型，極難追随此下新曆史之無窮演變而前進。
若要劃地改造，則是另一回事。
所以物質形象化，終于要使人精神被困惑住，新生命不易再發展。
再看法國巴黎，從凡爾賽宮過渡到拿破侖的凱旋門，成為巴黎市容的中心。
廣大的馬路，會合向此凱旋門而八面開展。
體制定了，便苦于無法變。
由拿破侖凱旋門推擴到拿破侖墓，不論法國人非法國人，一到巴黎，就會聯想到拿破侖。
巴黎市的建築，就表現出法國的國民性主要乃是一種個人崇拜的“英雄主義”。
由拿破侖而造成巴黎市。
法國曆史光榮，在巴黎市容上表現。
到今天，拿破侖陰魂不散，還控制着法國。
如戴高樂，何嘗不是受着拿破侖影響而想恢複法國已往的曆史光榮呢？但這也是一種文化外傾物質形象化到達了某階段，而回頭來壓迫征服人，使人限制在此一形象上，不能再有新生機、新開展。
除非革命，把巴黎市容整個破壞，從新做起。
然而此一破壞，亦不易忍受。
英國人講保守，法國人講革命，都有他們一段光輝曆史，都物質形象化在他們的首都建設上，正可使我們來推測他們國運之将來。
“個人英雄主義”“經驗保守主義”皆不适于新曆史之不斷向前，因此在今天而談英法兩國之前途展望，皆不免于黯澹，不使人興奮。
再看意大利，它是一新興國家，立國遠在英法之後。
然而一到羅馬，首先看到許多古代羅馬的遺迹，其次便是梵谛岡教皇宮廷，以及代表“文藝複興”一段最光輝曆史的、最偉大的教堂建築。
這些在意大利人精神上、心靈上是會有一種壓迫感的。
倫敦巴黎，是英法人的自身表現，羅馬則是一種“先在”表現。
這些先在表現壓迫着，便不易再起來一個新興的羅馬。
墨索裡尼法西斯政權，夢想要把古羅馬的陰魂來放進這個新興國家裡面去，昙花一現，當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