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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死不旋踵，肝腦堕地，義無反顧者更何限！我們隻觀此民國建國六十年曆史之所表現，豈不仍是我中華民族五千年整部曆史傳統精神之存續。
雖歲之寒，松柏長青，先天而天弗違。
一旦陽和重出，國運回蘇，此下的新曆史，則仍必在我民族此五千年整部曆史傳統下生根發脈，是則後天而奉天時，貞下起元，乃必有之現象。
餘敢略述斯義，以企望此轉變之來臨！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中央月刊》四卷二期專載） 四 晚明諸儒之學術及其精神 一 昔在北宋時，大教育家胡瑗，講學蘇、湖，實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之開始。
當時已有分齋規制：一為經義齋，一為時務齋。
“時務齋”即為講求政治社會人生一切實際康濟之事業；“經義齋”則為此諸種事業之最高理論與中心信仰之淵泉。
一時人材蔚起，稱美千古。
現在本團課程，于各項實際有關康濟事業之上，有總裁精神訓話，又有革命哲學，實與胡安定蘇、湖講學經義、治事分齋并修之意相仿。
所謂革命哲學，大體言之，凡屬哲學應為革命的，最哲學者即為最革命者。
否則陳陳相因，蹈故襲常，永遠是一個老套，何名哲學？因此哲學必帶革命性，而革命事業之發動，其背後必為一種哲學精神，亦斷無可疑。
但既講革命哲學，則似乎隻講總理遺教、總裁言行即得，何以又要講到中國古先哲人之傳統思想？這裡有一層應加闡說，因革命同時即是傳統，二者實一非二。
若僅有革命而無傳統，試問何處複有國家，何處複有民族，何處複有曆史，何處複有文化？國家、民族、曆史、文化，根本上都是一個傳統。
即以人生言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生實際便應是一個革命。
但到底有一個“人格”，有一個“我”在，此即所謂傳統。
故知“革命”“傳統”實屬一事。
隻要現在成為傳統，在過去一定是革命的；隻要現在真夠得上革命的，在将來也一定成為傳統的。
我們當以革命來光大傳統，亦應以傳統來培養革命。
這是從曆史上的看法。
若從心理上看，則隻要我們精神一振奮，便見傳統無非革命。
若我們精神一懈弛，便見革命盡成傳統。
這應該是“革命哲學”之最要義，亦即“人生哲學”之最要義。
二 讓我們先一看晚明時代。
任何一時代的學術，大體都賴外力扶護而在良好環境下産生，獨晚明諸老所處時代特為不同。
他們的學術，乃在外力極端摧殘壓迫下成長。
他們的精神，純為一種對時代反抗、對環境奮鬥的精神，可說是一種最艱苦最強毅的革命精神。
繼此我們可以一看晚明諸老之生活。
諸老生活之最著的特征，厥為“艱苦”與“強毅”，分析論之： 第一，當注意其立心之誠。
第二，當注意其制行之苦。
第三，當注意其為學之笃實與廣大。
第四，當注意其著作之闳富與精美。
當知諸老為學，乃純粹為國家民族之無限生命着想。
唐人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怆然而涕下。
”此詩真可謂是晚明諸老心境之絕好寫照。
試問他們除卻為國家民族無限之生命外，尚有何事？苟非立心之誠，曷克臻此！ 至于制行之苦，則隻須一想當時環境，便已不問可知。
若求仔細知道，可看各家行狀碑傳與年譜等。
大體上可說無一人不可歌泣，亦無一人不于萬死一生中精光炯然。
若把他們環境一為分析，約略可分南、北兩方說之。
明末的北方，先受流寇之禍，繼則滿清入關，社會生産整個破壞，他們多半受到經濟上極窮苦的壓迫。
南方諸儒家世比較優裕，但是莫不參加民族複興工作，因此受政治上的壓迫多些。
大抵牢獄流亡饑寒孤寂，是晚明諸儒生活上的特色。
論其為學之笃實廣大，與其著述之闳富精美，則待下文再詳。
我們除卻此四層，要另拈一小節論之，厥為晚明諸老之各臻大壽。
此層雖若小節，然正可由此窺見諸老精神之一斑。
舉其著者，孫夏峰年九十二，黃梨洲八十六，李二曲七十九，胡石莊七十五，王船山七十四，顧亭林、顔習齋七十，張楊園六十四，陸桴亭六十二。
當時第一流學者絕少在六十以下的。
當知吾人一生壽命，論其結果，則有關于其對于國家民族大業之貢獻；論其原因，則人之壽命，實由其人内心之堅定，外行之純潔，意志力之強毅，全部人格之調整，始獲享有高齡。
今日我們要學晚明諸老，不僅要學其立心，學其制行，學其治學與成業，更應學其生命之堅強與康甯。
此種堅強康甯之生命，卻在千辛萬苦中鍛煉打熬而來，并非安富尊榮，太平優遊，由物質享受之舒适得之。
隻此一層，便應為我們講革命哲學者之所仰慕與學習。
我們再進一步，應講到晚明諸老學術上之特征。
諸老學術： 第一，當注意其修學與為人之合一。
第二，當注意其學術與時代之合一。
第三，當注意其傳統與革命之合一。
一言蔽之，晚明諸老之學，可謂是已達“明體達用”“内聖外王”之境界。
三 說到此處，我們應該一述晚明諸老學業成就于中國整個學術思想上之地位。
中國上古學術，其最大結集期在春秋末期乃至戰國，今稱先秦諸子是也。
其到達最高境界者為儒家。
論其功績，在他們手裡，實完成了中國民族之大一統，創辟了中國文化之大規模，奠定了中國人生哲學之大趨向。
此下是漢唐諸儒。
漢唐乃先秦思想之實施時期。
先秦儒家的思想，都在漢唐時代次第實現。
但其間有一波折，東漢末年以下，中國衰亂，莊老思想盛行，佛教流入。
及隋唐複興，雖則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各方面，依然承接兩漢規模，而關于人生哲學及思想方面，則大體為佛教與莊老之勢力。
因此隋唐時代常不免有人生事業與人生觀念不相融洽之痛苦。
由此乃有宋明新儒學之興起。
宋明儒家對于政治社會實際康濟方面，其貢獻未能遠超漢唐，但在人生之思想與理論方面，則實有消融佛老、複興儒學之大功。
在他們手裡，始再獲将實際的人生與觀念的人生打成一片。
因此我們可以說：漢唐諸儒在政治上用力多些，而宋明諸儒則在教育上用力多些。
“政治”與“教育”，實為中國傳統人生哲學上最注重之兩點，亦即中國傳統人生哲學中最精美之兩點。
若把前面所用語分說，漢唐是偏于“外王”，“達用”的工夫多些；宋明則偏于“明體”，“内聖”的工夫多些。
及至晚明諸儒，因其處境适當國家民族生命絕續之際，逼得他們不得不從頭對于漢、唐、宋、明以來之政教精神通體反省，來一個總檢讨，來一個總評判，再來定他們的新方向與新精神。
因此他們學術特征，可分四點述之： 第一，是曆史的反省。
第二，是哲學的綜合。
第三，是政治社會各部門之實際應用。
第四，是倫常日用身心方面之躬修實踐。
他們能在國家民族無希望的時代，重新給我們以一個希望；在國家民族失卻自信心的時代，重新給我們以一個信仰；在國家民族前途艱難困苦無辦法無出路的時代，重新給我們以辦法與出路；而且他們所給我們的希望、信仰、辦法與出路，能在他們自己身上确切表達出一個象征來。
因此我們可以說：晚明諸老之學業成就，實在又是一個大結集，為漢、唐、宋、明以來之大結集。
他們确能綜合傳統與革命于一途，他們确想以革命來光大傳統，他們亦确實是在傳統中培養出來的革命。
雖因時代關系，他們的革命力量，沒有能十分發揮得出，但他們确已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直到二百年後的“辛亥革命”，晚明諸老，實有他們精神上極大之啟導與助力。
四 現在再說到晚明諸老學業成就之境界與内容。
第一，是他們個人人格之偉大。
尤其是他們各就個性獨特處發展出他們各自獨特的光輝與規模。
若以南方學者論之，則梨洲近狂，亭林近狷；若以北方學者論之，則習齋近狂，二曲近狷。
楊園譏梨洲為近名，二曲誡亭林以反約，他們的行誼與學術蹊徑，盡不妨各自不同，而各成其為曠世之大賢。
第二，是他們為學目标之正确。
顧亭林先生所謂“明道救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實可說是他們的共同标語。
第三，是他們學問門徑之廣博。
晚明諸老，學業各有專長。
大體言之，梨洲長于經史文獻，照現在目光說來，可謂是一個史學家。
亭林長于禮俗政制，照現在目光說來，可謂是一個社會學家。
船山善言天人心性，照現在目光說來，可說是一個哲學家。
習齋提倡事物習行，照現在目光看來，是一個抱有新理想的教育家。
他們可貴的是能各就個人才性而成其絕特之造詣。
更可貴的，在于他們各自能在他們絕特的造詣之上，都能直探大道之來源處。
亭林特拈“行己有恥”“博學于文”二語懸為學的。
他說：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
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
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
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
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晚明諸老，至少全可說是博學的，至少全可說是知恥的。
現在的我們，學則不尚通博而貴專門，行則不尚謹嚴而取通悅，正好與晚明諸老的風尚相反。
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反省的。
第四，是他們指示為學方法之親切。
梨洲、亭林為清代二百四十年學術界所推崇。
梨洲乃浙東史學之宗主，亭林則為浙西經學之鼻祖。
亭林《日知錄》自比“采山之銅”，其書精博，有清一代考據之學，全從此出。
梨洲謂： 學必源本于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于史籍，而後足以應務。
故學者必先窮經。
然拘執經術，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
又說： 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于心，則為俗學。
這幾句話，也可說是晚明諸儒為學之共同态度。
梨洲、亭林為後來學界開辟了許多新方向，而船山與習齋則對晚明六百年傳統理學偏弊之處頗有糾正之功。
船山從心性精微處，習齋從事物粗大處，各有發揮，使後人勿再入歧途。
這可說更是晚明理學家功臣。
第五，是他們著述之精勤與美富。
比如船山一家，即有近八十種三百萬言之多。
而亭林著《肇域志》，自稱閱志書一千餘部，其勤可想。
現為學者研讨此諸家之便利計，姑舉其最重要必讀書數種如下： 一、梨洲 應讀其《明夷待訪錄》。
此書僅二十篇，先為《原君》《原臣》《原法》，發揮政治上最高原理，次以《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财計》各篇，對中國自秦以下政制積弊，扼要論列，并開新方案，于清代為禁書。
辛亥革命前後，幾于人手一卷，為當時國人所傳誦。
次則《明儒學案》。
此書為治明代理學者必讀之書，而梨洲自己哲學見解亦盡在此中，學者可自擇愛誦者細讀之，其他則浏覽。
二、亭林 應先讀其《日知錄》。
此書三十三卷，為亭林最精最大之著作。
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
自謂：“有王者起，将以見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
”又與友人書謂“别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複尋究，僅得十餘條”，其精可知。
其中自八卷至十二卷皆言政治方面，而十三卷《論風俗》，尤為全書警策用意所在。
學者應通讀全部《日知錄》來讀通他的第十三卷，尤應通讀晚明諸老著述來讀通《日知錄》的第十三卷，又應通讀中國古今哲學與曆史書籍會通之于當代見聞，來讀通《日知錄》之第十三卷。
否則若草草讀過，将不見其精義所在。
初看可擇自己喜好者分卷讀之。
次讀亭林之《詩文集》。
亭林詩文極高峻雅潔，全部人格精神具可由此體會而得，讀之可以激厲志氣陶冶性操。
再次可看《天下郡國利病書》。
此書體大思精，可以浏覽。
三、船山 船山著作最多，難遍讀，可先讀其《俟解》。
此僅一卷書，而中多極精辟語，即此反複循誦，便可得船山精神。
次讀其《讀通鑒論》與《宋論》。
船山引史事自申其哲學見解，讀者最好與《通鑒》同讀，先泛覽，擇愛誦者精讀之。
其他如《周易外傳》《詩廣傳》《尚書引義》三種，船山引古經典借題發揮，中多精警語，可泛覽，擇愛誦者精讀之。
四、習齋 治顔學最好先看《年譜》，顔先生精神笑貌具在此矣。
次讀《顔氏學記》，此書簡要。
五、桴亭 桴亭《思辨錄》，昔人以與《日知錄》并拟，亦可擇要分卷讀之。
六、二曲 讀二曲先生語，如讀陸象山語，可以激勵人志氣。
全書皆可浏覽，擇愛好者細繹之。
卷末附《事狀》，可見其人生平，取與《語錄》相發。
若不深熟其為人，則其下語精神亦不活躍矣。
以上略舉數種，俾易入門。
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對顧、黃、王、顔四家有所闡述，可先看。
近編《清儒學案》，對諸家《語錄》摘錄較詳，讀餘《學案》，可免翻讀諸家全書之勞。
[1] 五 現在要說到晚明諸老與“三民主義”之關系。
第一，講到民族主義。
晚明諸老均抱極強烈的民族觀念，而其最偉大的貢獻，則在他們對于民族文化精神之發揚與光大。
一民族自身特有的文化，便是其民族生命之靈魂。
無文化則民族無靈魂。
無文化無靈魂的民族終将失其存在。
欲求民族永生，隻有發揚民族自身特有之文化，使之益臻完美。
這一層，晚明諸老見之極切，而所貢獻之成績亦極大。
第二，講到民權主義。
晚明諸老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皆抱一種徹底革新之主張；而其立論根源，皆能從民權方面着想。
尤其是梨洲、亭林兩家，他們均有極詳明的方案。
大抵梨洲注重提高相權與清議之地位。
其理想中相權與清議之實用，大體有似近代西方之責任内閣與國會。
梨洲謂自秦以下國家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故主以最高行政職權操諸宰相，而“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公是非存于學校。
此等議論，皆能從政治組織之最高機構上立論。
而亭林則注重下層機構，尤行行着眼于縣行政與地方自治。
嘗謂： 人聚于鄉而治，聚于城而亂。
又謂： 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
此等意見，正與梨洲議論，可以相得益彰。
一注意在政治之上層，而一則注意其下層。
大抵梨洲近似東漢人态度，而亭林則近于西漢。
船山有雲： 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
尤為抉發中國自秦以下政治心理上之大病害。
梨洲、亭林兩家，正為矯正此“私天下”與“疑天下”而發也。
第三，講到民生主義。
這一方面特别是船山、習齋、亭林三家貢獻為大。
他們不僅注重于生産（富），尤能注重于分配（均），更能進而注重于消費方面之合理性，即民生享用方面之文化的意義與價值（禮與文、風俗與教育），此乃中國傳統文化之最精美處。
所謂内聖外王，“王”應于此等處注意也。
船山嘗言： 庶民即流俗，流俗即禽獸。
可見民生主義不是專講生活享受即得，故船山又謂： 先王裕民之衣食，必以廉恥之心裕之；以調國之财用，必以禮樂之情調之。
又曰： 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用者，禮也。
這些話均是極可珍貴的意見。
習齋生平講學，專重兵、農、禮樂三項，常謂： 有用我者，将以七字富天下，曰“墾荒，均田，興水利”。
以六字強天下，曰“人皆兵，官皆将”。
以九字安天下，曰“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
在兵農富強之上，更注意到禮樂與安天下，此誠中國傳統民生主義之最高精義也。
亭林亦謂：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缺矣。
又曰： 後世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為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尚名”，尚名之治，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于肆然而為利。
故亭林特重“風俗”與“名教”，嘗曰： 清議亡，幹戈至。
彙合此三家對民生問題之意見，實大有可供吾人今日參考之價值也。
現在綜括上面所說：晚明諸老他們已為中國傳統文化與曆史作一個總反省、總批評，他們又為中國将來之政治與社會開一個新方案與新理想。
可惜在滿清政權壓迫下，除卻他們自身人格方面有光輝之表現外，其對政治社會一切意見，則未見實施。
現在我們身當三民主義革命建國之大時代，我們欲對中國已往傳統文化與曆史作一個反省與批評，我們能對将來政治社會提一個方案與理想，則二百四十年前晚明諸老努力的成績，實在有供我們參考與師法之價值。
至其人格之堅貞笃實，光輝博大，更足為吾人有志參加此革命建國之偉大工作者所模仿所崇拜。
是這一次特别提出晚明諸老之學術精神來介紹于諸位之宗旨。
（民國三十二年重慶黨政高級訓練班講演，刊載于是年六月《中央訓練團團刊》一八三期。
） *** [1]簡體版編者注：先生《清儒學案》一書，寫于一九四二年抗戰時期。
成稿後交付國立編譯館。
後在遷徙中，裝稿箱沉落江中，僅存一序。
《錢賓四先生全集》出版時，此序和柳诒徵先生《清儒學案摘鈔》一文，一并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雖歲之寒，松柏長青，先天而天弗違。
一旦陽和重出，國運回蘇，此下的新曆史，則仍必在我民族此五千年整部曆史傳統下生根發脈，是則後天而奉天時，貞下起元，乃必有之現象。
餘敢略述斯義，以企望此轉變之來臨！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中央月刊》四卷二期專載） 四 晚明諸儒之學術及其精神 一 昔在北宋時，大教育家胡瑗，講學蘇、湖，實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之開始。
當時已有分齋規制：一為經義齋，一為時務齋。
“時務齋”即為講求政治社會人生一切實際康濟之事業；“經義齋”則為此諸種事業之最高理論與中心信仰之淵泉。
一時人材蔚起，稱美千古。
現在本團課程，于各項實際有關康濟事業之上，有總裁精神訓話，又有革命哲學，實與胡安定蘇、湖講學經義、治事分齋并修之意相仿。
所謂革命哲學，大體言之，凡屬哲學應為革命的，最哲學者即為最革命者。
否則陳陳相因，蹈故襲常，永遠是一個老套，何名哲學？因此哲學必帶革命性，而革命事業之發動，其背後必為一種哲學精神，亦斷無可疑。
但既講革命哲學，則似乎隻講總理遺教、總裁言行即得，何以又要講到中國古先哲人之傳統思想？這裡有一層應加闡說，因革命同時即是傳統，二者實一非二。
若僅有革命而無傳統，試問何處複有國家，何處複有民族，何處複有曆史，何處複有文化？國家、民族、曆史、文化，根本上都是一個傳統。
即以人生言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生實際便應是一個革命。
但到底有一個“人格”，有一個“我”在，此即所謂傳統。
故知“革命”“傳統”實屬一事。
隻要現在成為傳統，在過去一定是革命的；隻要現在真夠得上革命的，在将來也一定成為傳統的。
我們當以革命來光大傳統，亦應以傳統來培養革命。
這是從曆史上的看法。
若從心理上看，則隻要我們精神一振奮，便見傳統無非革命。
若我們精神一懈弛，便見革命盡成傳統。
這應該是“革命哲學”之最要義，亦即“人生哲學”之最要義。
二 讓我們先一看晚明時代。
任何一時代的學術，大體都賴外力扶護而在良好環境下産生，獨晚明諸老所處時代特為不同。
他們的學術，乃在外力極端摧殘壓迫下成長。
他們的精神，純為一種對時代反抗、對環境奮鬥的精神，可說是一種最艱苦最強毅的革命精神。
繼此我們可以一看晚明諸老之生活。
諸老生活之最著的特征，厥為“艱苦”與“強毅”，分析論之： 第一，當注意其立心之誠。
第二，當注意其制行之苦。
第三，當注意其為學之笃實與廣大。
第四，當注意其著作之闳富與精美。
當知諸老為學，乃純粹為國家民族之無限生命着想。
唐人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怆然而涕下。
”此詩真可謂是晚明諸老心境之絕好寫照。
試問他們除卻為國家民族無限之生命外，尚有何事？苟非立心之誠，曷克臻此！ 至于制行之苦，則隻須一想當時環境，便已不問可知。
若求仔細知道，可看各家行狀碑傳與年譜等。
大體上可說無一人不可歌泣，亦無一人不于萬死一生中精光炯然。
若把他們環境一為分析，約略可分南、北兩方說之。
明末的北方，先受流寇之禍，繼則滿清入關，社會生産整個破壞，他們多半受到經濟上極窮苦的壓迫。
南方諸儒家世比較優裕，但是莫不參加民族複興工作，因此受政治上的壓迫多些。
大抵牢獄流亡饑寒孤寂，是晚明諸儒生活上的特色。
論其為學之笃實廣大，與其著述之闳富精美，則待下文再詳。
我們除卻此四層，要另拈一小節論之，厥為晚明諸老之各臻大壽。
此層雖若小節，然正可由此窺見諸老精神之一斑。
舉其著者，孫夏峰年九十二，黃梨洲八十六，李二曲七十九，胡石莊七十五，王船山七十四，顧亭林、顔習齋七十，張楊園六十四，陸桴亭六十二。
當時第一流學者絕少在六十以下的。
當知吾人一生壽命，論其結果，則有關于其對于國家民族大業之貢獻；論其原因，則人之壽命，實由其人内心之堅定，外行之純潔，意志力之強毅，全部人格之調整，始獲享有高齡。
今日我們要學晚明諸老，不僅要學其立心，學其制行，學其治學與成業，更應學其生命之堅強與康甯。
此種堅強康甯之生命，卻在千辛萬苦中鍛煉打熬而來，并非安富尊榮，太平優遊，由物質享受之舒适得之。
隻此一層，便應為我們講革命哲學者之所仰慕與學習。
我們再進一步，應講到晚明諸老學術上之特征。
諸老學術： 第一，當注意其修學與為人之合一。
第二，當注意其學術與時代之合一。
第三，當注意其傳統與革命之合一。
一言蔽之，晚明諸老之學，可謂是已達“明體達用”“内聖外王”之境界。
三 說到此處，我們應該一述晚明諸老學業成就于中國整個學術思想上之地位。
中國上古學術，其最大結集期在春秋末期乃至戰國，今稱先秦諸子是也。
其到達最高境界者為儒家。
論其功績，在他們手裡，實完成了中國民族之大一統，創辟了中國文化之大規模，奠定了中國人生哲學之大趨向。
此下是漢唐諸儒。
漢唐乃先秦思想之實施時期。
先秦儒家的思想，都在漢唐時代次第實現。
但其間有一波折，東漢末年以下，中國衰亂，莊老思想盛行，佛教流入。
及隋唐複興，雖則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各方面，依然承接兩漢規模，而關于人生哲學及思想方面，則大體為佛教與莊老之勢力。
因此隋唐時代常不免有人生事業與人生觀念不相融洽之痛苦。
由此乃有宋明新儒學之興起。
宋明儒家對于政治社會實際康濟方面，其貢獻未能遠超漢唐，但在人生之思想與理論方面，則實有消融佛老、複興儒學之大功。
在他們手裡，始再獲将實際的人生與觀念的人生打成一片。
因此我們可以說：漢唐諸儒在政治上用力多些，而宋明諸儒則在教育上用力多些。
“政治”與“教育”，實為中國傳統人生哲學上最注重之兩點，亦即中國傳統人生哲學中最精美之兩點。
若把前面所用語分說，漢唐是偏于“外王”，“達用”的工夫多些；宋明則偏于“明體”，“内聖”的工夫多些。
及至晚明諸儒，因其處境适當國家民族生命絕續之際，逼得他們不得不從頭對于漢、唐、宋、明以來之政教精神通體反省，來一個總檢讨，來一個總評判，再來定他們的新方向與新精神。
因此他們學術特征，可分四點述之： 第一，是曆史的反省。
第二，是哲學的綜合。
第三，是政治社會各部門之實際應用。
第四，是倫常日用身心方面之躬修實踐。
他們能在國家民族無希望的時代，重新給我們以一個希望；在國家民族失卻自信心的時代，重新給我們以一個信仰；在國家民族前途艱難困苦無辦法無出路的時代，重新給我們以辦法與出路；而且他們所給我們的希望、信仰、辦法與出路，能在他們自己身上确切表達出一個象征來。
因此我們可以說：晚明諸老之學業成就，實在又是一個大結集，為漢、唐、宋、明以來之大結集。
他們确能綜合傳統與革命于一途，他們确想以革命來光大傳統，他們亦确實是在傳統中培養出來的革命。
雖因時代關系，他們的革命力量，沒有能十分發揮得出，但他們确已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直到二百年後的“辛亥革命”，晚明諸老，實有他們精神上極大之啟導與助力。
四 現在再說到晚明諸老學業成就之境界與内容。
第一，是他們個人人格之偉大。
尤其是他們各就個性獨特處發展出他們各自獨特的光輝與規模。
若以南方學者論之，則梨洲近狂，亭林近狷；若以北方學者論之，則習齋近狂，二曲近狷。
楊園譏梨洲為近名，二曲誡亭林以反約，他們的行誼與學術蹊徑，盡不妨各自不同，而各成其為曠世之大賢。
第二，是他們為學目标之正确。
顧亭林先生所謂“明道救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實可說是他們的共同标語。
第三，是他們學問門徑之廣博。
晚明諸老，學業各有專長。
大體言之，梨洲長于經史文獻，照現在目光說來，可謂是一個史學家。
亭林長于禮俗政制，照現在目光說來，可謂是一個社會學家。
船山善言天人心性，照現在目光說來，可說是一個哲學家。
習齋提倡事物習行，照現在目光看來，是一個抱有新理想的教育家。
他們可貴的是能各就個人才性而成其絕特之造詣。
更可貴的，在于他們各自能在他們絕特的造詣之上，都能直探大道之來源處。
亭林特拈“行己有恥”“博學于文”二語懸為學的。
他說：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
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
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
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
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晚明諸老，至少全可說是博學的，至少全可說是知恥的。
現在的我們，學則不尚通博而貴專門，行則不尚謹嚴而取通悅，正好與晚明諸老的風尚相反。
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反省的。
第四，是他們指示為學方法之親切。
梨洲、亭林為清代二百四十年學術界所推崇。
梨洲乃浙東史學之宗主，亭林則為浙西經學之鼻祖。
亭林《日知錄》自比“采山之銅”，其書精博，有清一代考據之學，全從此出。
梨洲謂： 學必源本于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于史籍，而後足以應務。
故學者必先窮經。
然拘執經術，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
又說： 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于心，則為俗學。
這幾句話，也可說是晚明諸儒為學之共同态度。
梨洲、亭林為後來學界開辟了許多新方向，而船山與習齋則對晚明六百年傳統理學偏弊之處頗有糾正之功。
船山從心性精微處，習齋從事物粗大處，各有發揮，使後人勿再入歧途。
這可說更是晚明理學家功臣。
第五，是他們著述之精勤與美富。
比如船山一家，即有近八十種三百萬言之多。
而亭林著《肇域志》，自稱閱志書一千餘部，其勤可想。
現為學者研讨此諸家之便利計，姑舉其最重要必讀書數種如下： 一、梨洲 應讀其《明夷待訪錄》。
此書僅二十篇，先為《原君》《原臣》《原法》，發揮政治上最高原理，次以《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财計》各篇，對中國自秦以下政制積弊，扼要論列，并開新方案，于清代為禁書。
辛亥革命前後，幾于人手一卷，為當時國人所傳誦。
次則《明儒學案》。
此書為治明代理學者必讀之書，而梨洲自己哲學見解亦盡在此中，學者可自擇愛誦者細讀之，其他則浏覽。
二、亭林 應先讀其《日知錄》。
此書三十三卷，為亭林最精最大之著作。
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
自謂：“有王者起，将以見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
”又與友人書謂“别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複尋究，僅得十餘條”，其精可知。
其中自八卷至十二卷皆言政治方面，而十三卷《論風俗》，尤為全書警策用意所在。
學者應通讀全部《日知錄》來讀通他的第十三卷，尤應通讀晚明諸老著述來讀通《日知錄》的第十三卷，又應通讀中國古今哲學與曆史書籍會通之于當代見聞，來讀通《日知錄》之第十三卷。
否則若草草讀過，将不見其精義所在。
初看可擇自己喜好者分卷讀之。
次讀亭林之《詩文集》。
亭林詩文極高峻雅潔，全部人格精神具可由此體會而得，讀之可以激厲志氣陶冶性操。
再次可看《天下郡國利病書》。
此書體大思精，可以浏覽。
三、船山 船山著作最多，難遍讀，可先讀其《俟解》。
此僅一卷書，而中多極精辟語，即此反複循誦，便可得船山精神。
次讀其《讀通鑒論》與《宋論》。
船山引史事自申其哲學見解，讀者最好與《通鑒》同讀，先泛覽，擇愛誦者精讀之。
其他如《周易外傳》《詩廣傳》《尚書引義》三種，船山引古經典借題發揮，中多精警語，可泛覽，擇愛誦者精讀之。
四、習齋 治顔學最好先看《年譜》，顔先生精神笑貌具在此矣。
次讀《顔氏學記》，此書簡要。
五、桴亭 桴亭《思辨錄》，昔人以與《日知錄》并拟，亦可擇要分卷讀之。
六、二曲 讀二曲先生語，如讀陸象山語，可以激勵人志氣。
全書皆可浏覽，擇愛好者細繹之。
卷末附《事狀》，可見其人生平，取與《語錄》相發。
若不深熟其為人，則其下語精神亦不活躍矣。
以上略舉數種，俾易入門。
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對顧、黃、王、顔四家有所闡述，可先看。
近編《清儒學案》，對諸家《語錄》摘錄較詳，讀餘《學案》，可免翻讀諸家全書之勞。
[1] 五 現在要說到晚明諸老與“三民主義”之關系。
第一，講到民族主義。
晚明諸老均抱極強烈的民族觀念，而其最偉大的貢獻，則在他們對于民族文化精神之發揚與光大。
一民族自身特有的文化，便是其民族生命之靈魂。
無文化則民族無靈魂。
無文化無靈魂的民族終将失其存在。
欲求民族永生，隻有發揚民族自身特有之文化，使之益臻完美。
這一層，晚明諸老見之極切，而所貢獻之成績亦極大。
第二，講到民權主義。
晚明諸老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皆抱一種徹底革新之主張；而其立論根源，皆能從民權方面着想。
尤其是梨洲、亭林兩家，他們均有極詳明的方案。
大抵梨洲注重提高相權與清議之地位。
其理想中相權與清議之實用，大體有似近代西方之責任内閣與國會。
梨洲謂自秦以下國家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故主以最高行政職權操諸宰相，而“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公是非存于學校。
此等議論，皆能從政治組織之最高機構上立論。
而亭林則注重下層機構，尤行行着眼于縣行政與地方自治。
嘗謂： 人聚于鄉而治，聚于城而亂。
又謂： 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
此等意見，正與梨洲議論，可以相得益彰。
一注意在政治之上層，而一則注意其下層。
大抵梨洲近似東漢人态度，而亭林則近于西漢。
船山有雲： 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
尤為抉發中國自秦以下政治心理上之大病害。
梨洲、亭林兩家，正為矯正此“私天下”與“疑天下”而發也。
第三，講到民生主義。
這一方面特别是船山、習齋、亭林三家貢獻為大。
他們不僅注重于生産（富），尤能注重于分配（均），更能進而注重于消費方面之合理性，即民生享用方面之文化的意義與價值（禮與文、風俗與教育），此乃中國傳統文化之最精美處。
所謂内聖外王，“王”應于此等處注意也。
船山嘗言： 庶民即流俗，流俗即禽獸。
可見民生主義不是專講生活享受即得，故船山又謂： 先王裕民之衣食，必以廉恥之心裕之；以調國之财用，必以禮樂之情調之。
又曰： 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用者，禮也。
這些話均是極可珍貴的意見。
習齋生平講學，專重兵、農、禮樂三項，常謂： 有用我者，将以七字富天下，曰“墾荒，均田，興水利”。
以六字強天下，曰“人皆兵，官皆将”。
以九字安天下，曰“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
在兵農富強之上，更注意到禮樂與安天下，此誠中國傳統民生主義之最高精義也。
亭林亦謂：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缺矣。
又曰： 後世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為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尚名”，尚名之治，即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于肆然而為利。
故亭林特重“風俗”與“名教”，嘗曰： 清議亡，幹戈至。
彙合此三家對民生問題之意見，實大有可供吾人今日參考之價值也。
現在綜括上面所說：晚明諸老他們已為中國傳統文化與曆史作一個總反省、總批評，他們又為中國将來之政治與社會開一個新方案與新理想。
可惜在滿清政權壓迫下，除卻他們自身人格方面有光輝之表現外，其對政治社會一切意見，則未見實施。
現在我們身當三民主義革命建國之大時代，我們欲對中國已往傳統文化與曆史作一個反省與批評，我們能對将來政治社會提一個方案與理想，則二百四十年前晚明諸老努力的成績，實在有供我們參考與師法之價值。
至其人格之堅貞笃實，光輝博大，更足為吾人有志參加此革命建國之偉大工作者所模仿所崇拜。
是這一次特别提出晚明諸老之學術精神來介紹于諸位之宗旨。
（民國三十二年重慶黨政高級訓練班講演，刊載于是年六月《中央訓練團團刊》一八三期。
） *** [1]簡體版編者注：先生《清儒學案》一書，寫于一九四二年抗戰時期。
成稿後交付國立編譯館。
後在遷徙中，裝稿箱沉落江中，僅存一序。
《錢賓四先生全集》出版時，此序和柳诒徵先生《清儒學案摘鈔》一文，一并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