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 中國曆史上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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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心盡力，傥不身殉，亦并非吳鳳之不道德，并無損于吳鳳平日之人格，而吳鳳卻這樣做，這全是吳鳳的道德精神發自内心，并不在顧忌社會旁人批評，也并不想死後有何報酬。
吳鳳的内心希望，隻盼感化到高山族從此不殺人，吳鳳内心也享受到他一種高度的滿足了。
這不正像耶稣的十字架精神嗎？耶稣複活了，吳鳳一樣複活了。
耶稣永生了，吳鳳也一樣永生了。
隻要此地仍有人類，有文化，吳鳳的生命，是始終活着不朽的。
何以故？以人類同有像吳鳳般的善心故。
上述的武訓與吳鳳，都不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何以有如此偉大的道德精神之表現？這不十足證明我上述中國觀念人性善的理論嗎？武訓終身是一乞丐，吳鳳終身是一高山族的通事，并沒有其他了不得，何以今天講到此兩人，大家依然會肅然起敬，油然生愛，好像武訓、吳鳳立在我們面前，鑽入我們心裡的呢？這不十足證明我上述中國觀念不朽的理論嗎？中國這兩百年來，是天地閉賢人隐的衰亂之世，何以在窮鄉僻壤，忽然降生此兩大聖人，這不十足證明我上述中國曆史是一部道德精神的曆史的理論嗎？ 今天我們因為環境關系，教育關系，以及其他種種的關系，大家感到生活不舒适，不痛快。
但我想，我們終有一天可以過得極舒服極痛快，那就是發揚我們曆史相傳道德精神的時候。
諸位試想！吳鳳那天，披了紅巾，走去他指定的路上，那時吳鳳心裡，我想是他一生生命中最痛快最高潮的時候吧！一個人在其遭遇生命之最痛苦最沒有辦法的時候，往往自殺了之，這也是他認為最痛快的。
由其智識不夠，遂出此下策。
他不懂得隻要我們一旦道德精神發揚，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什麼困難艱險都可以感到舒适與痛快。
我常聽中國人在說甘地是近代東方的聖人，這不錯。
其實武訓、吳鳳，何嘗不是近代東方聖人呢？或謂武訓、吳鳳所幹事業，遠不如甘地，不能相提并論。
這又錯了，聖人不從事業論。
事業要看機會，哪能每個人都有機會成大事業的呢？哪能每個人都著書立說成大學者的呢？所以中國觀念中之立德、立功、立言，“德”為首，“功”“言”次之。
陸象山先生曾說：“我雖不識一個字，也要堂堂地做一個人。
”怎樣才是堂堂地一個人呢？吳鳳、武訓才算是堂堂地一個人，但他們識字多少呢？我今天說他們是聖人，他們實在當之無愧的。
将來的曆史上一定要把武訓、吳鳳大書而特書的。
現在我們再講一個曆史人物，而為今天的中國人所大家知道，而且也奉之為神聖的。
不僅中國大陸如此，我最近來台灣，也是如此。
我從前去安南，也是如此。
這是什麼人呢？我所要講的，是三國時代的關羽。
關羽為什麼遭受中國人如此般地崇拜呢？正因為關羽有他的道德精神。
關羽跟從劉備，當時劉備不過是一個光棍軍人，無地盤，無軍隊。
同時的曹操則聲勢浩大，卻又愛才如命。
關羽是當時能文能武了不起的人物，曹操得到關羽，愛之殊深，錫以高爵，優禮備至。
但關羽仍舊不忘情于劉備。
曹操知道了，派關羽好友張遼去看他，探其意向。
關羽說：“曹公待我厚，我豈不知？但劉備是我患難弟兄，我何能棄之。
”遼又問他什麼時候才走呢？他說：“我必有以報曹公，等我有機會報答了他就走。
”張遼據實轉告曹操，操歎曰：“是義士也，人各為其主，我不能強。
”其後關羽殺了袁紹大将顔良，曹操憶及張遼之言，心知關羽要走，更加厚賜，但關羽卒封金挂印而去。
曹操手下人說關羽無理，請派兵追拿，曹操卒止之不聽。
關羽後來為東吳呂蒙所殺，事業未成，而且失敗了，但無損其道德精神之長存千古。
中國一般老百姓，崇拜關公，直到今天。
其實在中國曆史上，如我所稱，合于道德精神的人物，合于道德精神的故事，舉不勝舉，講不勝講。
所以我說，中國的曆史文化精神，是一種道德的精神。
五 人總有一死，在此短短數十年間，總盼有能感到痛快舒服的一段。
這決不是知識，也不是權力，又不是經濟，又不是環境，而是将我内心中所蘊蓄的最高要求，能發揮出來，而成為道德精神的，這決然是人生中最舒服最痛快的一段。
道德精神是無條件的，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發揮。
因為，我們隻有講道德，才能使每個人發揮其最大的力量，盡其最大的責任，而享受到生命之最高快樂與滿足。
救世界、救國家，不是幾個人幹的事，要大家幹。
如何能使大家來幹呢？就要發揚道德精神。
因為隻有道德精神，是人人所具有，而又是人人所喜歡的。
隻要能道德精神發揮，一方面便完成了大家最大的責任，同時也滿足了大家最高的要求。
中國民族經過千辛萬苦，綿曆四五千年的曆史生命，直到現在，始終存在着，就是依靠這一種道德精神。
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沒有能像中國這樣大，這樣久，這因中國往往在最艱苦的時候，能發揮出它的道德精神來，挽救危機，這應即是我們的宗教。
中國以往文化精神正在此，以後的光明前途也在此。
完了，謝謝諸位，風雨無阻，不厭不倦地，在公務百忙中，抽出這夜間唯一可供休息的寶貴光陰，來繼續不斷地聽完我這七次的演講。
吳鳳的内心希望，隻盼感化到高山族從此不殺人，吳鳳内心也享受到他一種高度的滿足了。
這不正像耶稣的十字架精神嗎？耶稣複活了，吳鳳一樣複活了。
耶稣永生了，吳鳳也一樣永生了。
隻要此地仍有人類，有文化，吳鳳的生命，是始終活着不朽的。
何以故？以人類同有像吳鳳般的善心故。
上述的武訓與吳鳳，都不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何以有如此偉大的道德精神之表現？這不十足證明我上述中國觀念人性善的理論嗎？武訓終身是一乞丐，吳鳳終身是一高山族的通事，并沒有其他了不得，何以今天講到此兩人，大家依然會肅然起敬，油然生愛，好像武訓、吳鳳立在我們面前，鑽入我們心裡的呢？這不十足證明我上述中國觀念不朽的理論嗎？中國這兩百年來，是天地閉賢人隐的衰亂之世，何以在窮鄉僻壤，忽然降生此兩大聖人，這不十足證明我上述中國曆史是一部道德精神的曆史的理論嗎？ 今天我們因為環境關系，教育關系，以及其他種種的關系，大家感到生活不舒适，不痛快。
但我想，我們終有一天可以過得極舒服極痛快，那就是發揚我們曆史相傳道德精神的時候。
諸位試想！吳鳳那天，披了紅巾，走去他指定的路上，那時吳鳳心裡，我想是他一生生命中最痛快最高潮的時候吧！一個人在其遭遇生命之最痛苦最沒有辦法的時候，往往自殺了之，這也是他認為最痛快的。
由其智識不夠，遂出此下策。
他不懂得隻要我們一旦道德精神發揚，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什麼困難艱險都可以感到舒适與痛快。
我常聽中國人在說甘地是近代東方的聖人，這不錯。
其實武訓、吳鳳，何嘗不是近代東方聖人呢？或謂武訓、吳鳳所幹事業，遠不如甘地，不能相提并論。
這又錯了，聖人不從事業論。
事業要看機會，哪能每個人都有機會成大事業的呢？哪能每個人都著書立說成大學者的呢？所以中國觀念中之立德、立功、立言，“德”為首，“功”“言”次之。
陸象山先生曾說：“我雖不識一個字，也要堂堂地做一個人。
”怎樣才是堂堂地一個人呢？吳鳳、武訓才算是堂堂地一個人，但他們識字多少呢？我今天說他們是聖人，他們實在當之無愧的。
将來的曆史上一定要把武訓、吳鳳大書而特書的。
現在我們再講一個曆史人物，而為今天的中國人所大家知道，而且也奉之為神聖的。
不僅中國大陸如此，我最近來台灣，也是如此。
我從前去安南，也是如此。
這是什麼人呢？我所要講的，是三國時代的關羽。
關羽為什麼遭受中國人如此般地崇拜呢？正因為關羽有他的道德精神。
關羽跟從劉備，當時劉備不過是一個光棍軍人，無地盤，無軍隊。
同時的曹操則聲勢浩大，卻又愛才如命。
關羽是當時能文能武了不起的人物，曹操得到關羽，愛之殊深，錫以高爵，優禮備至。
但關羽仍舊不忘情于劉備。
曹操知道了，派關羽好友張遼去看他，探其意向。
關羽說：“曹公待我厚，我豈不知？但劉備是我患難弟兄，我何能棄之。
”遼又問他什麼時候才走呢？他說：“我必有以報曹公，等我有機會報答了他就走。
”張遼據實轉告曹操，操歎曰：“是義士也，人各為其主，我不能強。
”其後關羽殺了袁紹大将顔良，曹操憶及張遼之言，心知關羽要走，更加厚賜，但關羽卒封金挂印而去。
曹操手下人說關羽無理，請派兵追拿，曹操卒止之不聽。
關羽後來為東吳呂蒙所殺，事業未成，而且失敗了，但無損其道德精神之長存千古。
中國一般老百姓，崇拜關公，直到今天。
其實在中國曆史上，如我所稱，合于道德精神的人物，合于道德精神的故事，舉不勝舉，講不勝講。
所以我說，中國的曆史文化精神，是一種道德的精神。
五 人總有一死，在此短短數十年間，總盼有能感到痛快舒服的一段。
這決不是知識，也不是權力，又不是經濟，又不是環境，而是将我内心中所蘊蓄的最高要求，能發揮出來，而成為道德精神的，這決然是人生中最舒服最痛快的一段。
道德精神是無條件的，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發揮。
因為，我們隻有講道德，才能使每個人發揮其最大的力量，盡其最大的責任，而享受到生命之最高快樂與滿足。
救世界、救國家，不是幾個人幹的事，要大家幹。
如何能使大家來幹呢？就要發揚道德精神。
因為隻有道德精神，是人人所具有，而又是人人所喜歡的。
隻要能道德精神發揮，一方面便完成了大家最大的責任，同時也滿足了大家最高的要求。
中國民族經過千辛萬苦，綿曆四五千年的曆史生命，直到現在，始終存在着，就是依靠這一種道德精神。
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沒有能像中國這樣大，這樣久，這因中國往往在最艱苦的時候，能發揮出它的道德精神來，挽救危機，這應即是我們的宗教。
中國以往文化精神正在此，以後的光明前途也在此。
完了，謝謝諸位，風雨無阻，不厭不倦地，在公務百忙中，抽出這夜間唯一可供休息的寶貴光陰，來繼續不斷地聽完我這七次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