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 中國曆史上的地理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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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太冷，雙方醞釀，一接觸後必然會發生大旋風。
中國的内地西北和東南沿海，在同一國家之内，卻存在有兩個絕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太過懸殊，這真是一大問題。
近代中國人隻知沿着順勢，向東南沿海跑，這因東南沿海有許多引誘我們的東西。
可是黃河中上遊，大陸西北，荒蕪已久。
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還是我們古代漢、唐的遺傳，本質上并不比東南沿海的人差，或許會更好些。
若我們能從經濟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開發，一定仍能到處發揚我們北方祖先寬宏的氣魄，雄偉的精神。
這是找尋我們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
我們的文化新生，決然當由我們内部自身來，不可能從外國西洋來，這是很顯然的。
當時我第一篇文章，[1]即主張抗戰勝利後應建都西安。
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應該走逆勢，不可走順勢。
正如個人般，應努力向上，不該順勢滑下。
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國知識分子經濟力量都集中向東南，西北本已荒廢，再加東南引誘力一拉，将更沒有辦法。
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後必然會全體麻木。
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領導，知識分子、經濟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邊，逐漸移回一部分，好讓兩邊逐漸得平衡。
漢、唐立國，便是如此般由東向西倒拖的，此刻則當由南向北地逆轉。
我寫此文後不久，美國華萊士來中國，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見中國歡迎使節，發表談話說：“别人認為我從中國的後門進，實在我是從中國的大門進的呀！我經過了你們河西蘭州一帶，便想象到我們美國當年西部的開發。
”不錯，華萊士這番話，我實在非常贊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說，你主張建都西安，孫中山先生早曾提過了。
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裡，有一篇記載着孫先生與章先生的一夕談，文中記明談話的年月日。
當時孫先生說：“我們革命的首都應在武漢，此乃内陸中心，一呼百應。
建國的首都應在西安，這是中國全國中心。
将來要做一個亞洲的中國，則應該建都在伊犁。
”孫先生這番話，實在有氣魄，有遠見。
從他話裡，可以指導我們有一百年以上的興奮和努力。
我們統治着偌大一個中國，總不該專門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杭州、福州、廣州那些專供外國人吸血的新都市。
應該同樣注意到察哈爾、綏遠、甯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帶廣漠區域。
不該對這些大地面視若無睹，認為無足輕重。
我因此便寫了第二篇文章，再來強調我移都西北的主張。
[2] 我認為中央政府是一國的頭腦指導中心，頭腦該擺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擺在大門口，擺在前面。
頭腦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裡輸送，全部神經都向那裡會合。
頭腦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處。
太溫暖是不行的。
假使像宋朝般建都開封，開封如人體的腹部，頭腦放在腹裡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滞了，不流通。
這樣便會生機窒塞。
北京是契丹、金、元、滿州建都所在，就他們講，也是站在最前線，用來控制整個中國的。
明朝建都北京，因為剛打掉蒙古人，也是針對着敵人的最前線。
今天中國的敵人已非日本，而是蘇聯。
照對外形勢講是如此，就對内實情說，中國所面對的問題，也是西北重于東南，内陸重于沿海。
我們該将中國經濟文化來一個大對流，南方人該盡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後，中國自然有辦法。
現在的中國，是血脈不流通，神經不健全，營養和神智，都堆積在一個角落裡，臃腫了，偏枯了。
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領頭向前跑，政府更該要接近國内大多數想接近政府而無法接近的民衆，卻不必刻意專接近蘇、浙、閩、粵沿海一帶人。
他們自身有能力，自會向政府接近。
目前西北是太落後了，政府又遠離他們，他們也沒有力量來接近政府，那終非好現象，終非好辦法。
我們應該知道，北方人還有潛力存在。
拳匪之亂發生于山東、河北，今天的共産黨，也是到了延安後，把種子散布到北方農村，才始壯大起來的。
今天的東北人，也大都是山東人移去，他們都是強韌能動，有活力。
北方人本質上哪裡會差過南方人，隻是文化經濟環境埋沒了他們，壓抑了他們。
從前唐朝時，江西人開始興起，那時期從北方到廣東，都經由江西贛江流域。
廣東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條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絕。
我們讀王勃《滕王閣序》，直到韓愈的《滕王閣記》，便可想見當時之盛。
文化随物質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
但物質文明發展到一相當階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長。
所以成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業中心如上海，在那裡便不大産生人才，僅隻是各地的人才彙向政治商業的中心跑。
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
即小可以見大，可見一地區發展到某一階段便易停滞不前。
人才也萎靡了，機運也窒塞了。
又如，一個人總不可住在十字街口沖要去處。
理想的居住地應在郊區。
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熱鬧處，而回來又有安靜環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見聞，創辟事業。
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區遠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聞，也不行。
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進可動的好環境。
黃巢造反，也是走這條大道，直去廣州。
直到五代，中國亂，四方人士逃避上廬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鬧中取靜，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時廬山成為避難的文化中心，影響到北宋。
清代去廣東的南北通道，不再經江西，而轉由湖南，于是湘江流域變成交通要道，這樣，在那邊又産生了不少人物。
據此一例，可見地靈則人傑，文化和人物興起是有它的外在條件的。
今天的西北大
中國的内地西北和東南沿海，在同一國家之内，卻存在有兩個絕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太過懸殊，這真是一大問題。
近代中國人隻知沿着順勢，向東南沿海跑，這因東南沿海有許多引誘我們的東西。
可是黃河中上遊，大陸西北，荒蕪已久。
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還是我們古代漢、唐的遺傳，本質上并不比東南沿海的人差，或許會更好些。
若我們能從經濟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開發，一定仍能到處發揚我們北方祖先寬宏的氣魄，雄偉的精神。
這是找尋我們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
我們的文化新生，決然當由我們内部自身來，不可能從外國西洋來，這是很顯然的。
當時我第一篇文章，[1]即主張抗戰勝利後應建都西安。
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應該走逆勢，不可走順勢。
正如個人般，應努力向上，不該順勢滑下。
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國知識分子經濟力量都集中向東南，西北本已荒廢，再加東南引誘力一拉，将更沒有辦法。
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後必然會全體麻木。
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領導，知識分子、經濟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邊，逐漸移回一部分，好讓兩邊逐漸得平衡。
漢、唐立國，便是如此般由東向西倒拖的，此刻則當由南向北地逆轉。
我寫此文後不久，美國華萊士來中國，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見中國歡迎使節，發表談話說：“别人認為我從中國的後門進，實在我是從中國的大門進的呀！我經過了你們河西蘭州一帶，便想象到我們美國當年西部的開發。
”不錯，華萊士這番話，我實在非常贊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說，你主張建都西安，孫中山先生早曾提過了。
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裡，有一篇記載着孫先生與章先生的一夕談，文中記明談話的年月日。
當時孫先生說：“我們革命的首都應在武漢，此乃内陸中心，一呼百應。
建國的首都應在西安，這是中國全國中心。
将來要做一個亞洲的中國，則應該建都在伊犁。
”孫先生這番話，實在有氣魄，有遠見。
從他話裡，可以指導我們有一百年以上的興奮和努力。
我們統治着偌大一個中國，總不該專門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杭州、福州、廣州那些專供外國人吸血的新都市。
應該同樣注意到察哈爾、綏遠、甯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帶廣漠區域。
不該對這些大地面視若無睹，認為無足輕重。
我因此便寫了第二篇文章，再來強調我移都西北的主張。
[2] 我認為中央政府是一國的頭腦指導中心，頭腦該擺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擺在大門口，擺在前面。
頭腦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裡輸送，全部神經都向那裡會合。
頭腦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處。
太溫暖是不行的。
假使像宋朝般建都開封，開封如人體的腹部，頭腦放在腹裡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滞了，不流通。
這樣便會生機窒塞。
北京是契丹、金、元、滿州建都所在，就他們講，也是站在最前線，用來控制整個中國的。
明朝建都北京，因為剛打掉蒙古人，也是針對着敵人的最前線。
今天中國的敵人已非日本，而是蘇聯。
照對外形勢講是如此，就對内實情說，中國所面對的問題，也是西北重于東南，内陸重于沿海。
我們該将中國經濟文化來一個大對流，南方人該盡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後，中國自然有辦法。
現在的中國，是血脈不流通，神經不健全，營養和神智，都堆積在一個角落裡，臃腫了，偏枯了。
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領頭向前跑，政府更該要接近國内大多數想接近政府而無法接近的民衆，卻不必刻意專接近蘇、浙、閩、粵沿海一帶人。
他們自身有能力，自會向政府接近。
目前西北是太落後了，政府又遠離他們，他們也沒有力量來接近政府，那終非好現象，終非好辦法。
我們應該知道，北方人還有潛力存在。
拳匪之亂發生于山東、河北，今天的共産黨，也是到了延安後，把種子散布到北方農村，才始壯大起來的。
今天的東北人，也大都是山東人移去，他們都是強韌能動，有活力。
北方人本質上哪裡會差過南方人，隻是文化經濟環境埋沒了他們，壓抑了他們。
從前唐朝時，江西人開始興起，那時期從北方到廣東，都經由江西贛江流域。
廣東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條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絕。
我們讀王勃《滕王閣序》，直到韓愈的《滕王閣記》，便可想見當時之盛。
文化随物質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
但物質文明發展到一相當階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長。
所以成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業中心如上海，在那裡便不大産生人才，僅隻是各地的人才彙向政治商業的中心跑。
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
即小可以見大，可見一地區發展到某一階段便易停滞不前。
人才也萎靡了，機運也窒塞了。
又如，一個人總不可住在十字街口沖要去處。
理想的居住地應在郊區。
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熱鬧處，而回來又有安靜環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見聞，創辟事業。
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區遠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聞，也不行。
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進可動的好環境。
黃巢造反，也是走這條大道，直去廣州。
直到五代，中國亂，四方人士逃避上廬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鬧中取靜，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時廬山成為避難的文化中心，影響到北宋。
清代去廣東的南北通道，不再經江西，而轉由湖南，于是湘江流域變成交通要道，這樣，在那邊又産生了不少人物。
據此一例，可見地靈則人傑，文化和人物興起是有它的外在條件的。
今天的西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