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 中國曆史上的地理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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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今後假使我們不注意這些問題，長江流域也會變成沒辦法的。
換言之，若使我們能注意到這些問題上，北方也依然有辦法。
二 我們再從經濟講到文化。
有些地方文化發達得早，有些地方文化發達得遲。
譬如珠江流域廣東一省，在唐代隻出了一個宰相張九齡（曲江人），福建省直到唐代韓愈時，始有第一個大學生進入大學，可見那時廣東、福建的文化，既不及長江流域，更不及黃河流域。
宋明兩代文化學術最活躍的在江西，江西人掌握了全國政治文化上的最高地位。
今天的湖南、四川人，很多由江西遷去。
江西在宋以後，比較上是南方中國人文中樞。
要到明代下半期，始是江浙人興起。
到清代才有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西南地區人跑上政治舞台。
德國史學家斯賓格勒氏嘗說：“文化發展到某一階段的最高峰，必然會衰落。
”若把歐洲看，希臘轉向羅馬，再由羅馬轉向英、法諸邦，今天英、法諸邦又開始轉向衰落，似乎斯賓格勒的話證驗了。
但中國則不然。
中國地方大，因于文字統一，語言也比較統一，思想文化亦随之統一，此與歐洲不同。
因此，黃河流域衰了，轉向長江流域繼起新生，隻成為内部變動，大傳統還是個中國。
所以我們覺得歐洲史變化大，中國史變化小，這由我們的祖先，替我們先建立了一個大一統的版圖，不像西洋各國此起彼落，都局促在小圈子裡。
一個國家強盛興旺了幾百年，盛極必衰，必然要起變化，好像是自然安排給人生的悲劇。
正如一個人到了四五十歲以上，學問深湛了，經驗豐富了，意志也堅強了，可是身體卻衰退了。
一個社會安定了好些年，也同樣的一定要動搖，要發生變化。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衰亂的時代，一大批人移居到長江流域，一大批人去到遼東，一大批人分散至河西，文化政治傳統中心的洛陽，正如一陣飓風的漩渦中心，空了。
馴至銅駝荊棘，瘡痍滿目。
但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卻在新環境裡獲得了新生命，慢慢轉回來，再凝結，便形成隋唐的統一。
這種中國曆史裡的新生機運，專治西洋史的人，不易了解。
因為他們是多元的小單位，而我們則是一元的大單位。
若說希臘完了來羅馬，羅馬完了來近代西洋。
他們的文化也還是不斷新生，那是無所用其悲觀的。
但從小單位看，我們單看希臘、單看羅馬、單看現代的英法，便不免要有斯賓格勒的悲觀意想。
但我們若把斯賓格勒的悲觀來看中國的前途，那又錯了。
中國各地區的文化興衰，也時時在轉動，比較上最能長期穩定的應該首推山東省。
若把代表中國正統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臘，則在中國首先要推山東人。
自古迄今，山東人比較上最有做中國标準人的資格。
他們最強韌，最活躍，大聖人、大文學家、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各種偉大典型人物都有。
既能平均發展，還能長時期維持不墜。
第二才推河南、陝西、山西、河北人。
至于江、浙、閩、粵人，大體上說，氣魄不夠雄偉，僅賴北方中國祖先餘蔭，實不足代表中國人的标準風格。
目前的中國文化，則都集中在東北從遼東以迄西南達廣東的沿海一條狹邊上，愈向内，愈黯澹，直到西北邊甯夏、蒙古、新疆、西康、西藏，至滇、緬邊境，我們一概置之度外，不加理會。
如一個大瓜，腐爛了大半個，隻剩沿海一線，則隻是一層薄皮了。
西方文化，從曆史轉動趨向言，先由希臘轉到羅馬，再從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蘇維埃，大緻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溫帶移向寒帶，由低處向高爬。
希臘是小區域的溫暖地帶，德意志、蘇維埃是大面積的高寒地帶，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動态。
在中國呢？這一趨向卻恰相反。
從黃河流域，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漸漸移到長江，再由江浙移趨閩粵，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帶向低暖地帶滑下。
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國則順流而下。
這一對比是極可注意的。
隻為中國地方大，經一次大變亂，人便向四面跑，舊文化移殖到新園地上，又産生出新生命。
中國曆史上每一次大亂，同時總留有幾塊幹淨土，留作新文化的處女地。
讓舊的人才移殖，讓新的生機萌動。
你若遊曆全國各城市，各鄉村，各名勝，到處有曆史遺迹，到處有文化紀念。
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時候，那裡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結了很多人物，軍人、學者、政客、僧侶，都有出色人。
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涼不堪了，僅作為我們憑吊之區。
若大同是單獨的一個國家，單獨的一種文化，那是斯賓勒格的話确實有驗了。
但在中國，各地區的盛衰興落，無害于大系統的文化之貞下起元，層出翻新。
因此中國文化是勁氣内轉的，它能單獨跳出了斯賓格勒文化悲觀論的圈子外，而繼續生長，欣欣向榮，機運不絕。
但從大局面上，中國文化之從大處高處冷處轉動到小處低處溫暖處，常是順溜的滑下，不能奮力的翻上，那卻是中國文化演進值得悲觀，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三 我在對日抗戰期間，曾為此意，寫過兩篇文章，主張抗戰勝利後，國都決不可再設在南京。
江浙沿海一帶，雖是今天經濟文化之重要地區，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樹繁花，已經開發到爛漫極盛之時，快該凋謝了。
我們從曆史教訓上，早宜積極尋找新生命，誘導成新力量，決不當苟安姑息，隻顧目前。
而且一個國家，也斷不能使其内部顯然有兩種形态之對立。
民國二十六年我由洛陽而長安，遊覽西北，一路看到許多農村社會的生活情況，已覺得中國大亂之将至。
正如天空的氣候，一邊太熱
今後假使我們不注意這些問題，長江流域也會變成沒辦法的。
換言之，若使我們能注意到這些問題上，北方也依然有辦法。
二 我們再從經濟講到文化。
有些地方文化發達得早，有些地方文化發達得遲。
譬如珠江流域廣東一省，在唐代隻出了一個宰相張九齡（曲江人），福建省直到唐代韓愈時，始有第一個大學生進入大學，可見那時廣東、福建的文化，既不及長江流域，更不及黃河流域。
宋明兩代文化學術最活躍的在江西，江西人掌握了全國政治文化上的最高地位。
今天的湖南、四川人，很多由江西遷去。
江西在宋以後，比較上是南方中國人文中樞。
要到明代下半期，始是江浙人興起。
到清代才有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西南地區人跑上政治舞台。
德國史學家斯賓格勒氏嘗說：“文化發展到某一階段的最高峰，必然會衰落。
”若把歐洲看，希臘轉向羅馬，再由羅馬轉向英、法諸邦，今天英、法諸邦又開始轉向衰落，似乎斯賓格勒的話證驗了。
但中國則不然。
中國地方大，因于文字統一，語言也比較統一，思想文化亦随之統一，此與歐洲不同。
因此，黃河流域衰了，轉向長江流域繼起新生，隻成為内部變動，大傳統還是個中國。
所以我們覺得歐洲史變化大，中國史變化小，這由我們的祖先，替我們先建立了一個大一統的版圖，不像西洋各國此起彼落，都局促在小圈子裡。
一個國家強盛興旺了幾百年，盛極必衰，必然要起變化，好像是自然安排給人生的悲劇。
正如一個人到了四五十歲以上，學問深湛了，經驗豐富了，意志也堅強了，可是身體卻衰退了。
一個社會安定了好些年，也同樣的一定要動搖，要發生變化。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衰亂的時代，一大批人移居到長江流域，一大批人去到遼東，一大批人分散至河西，文化政治傳統中心的洛陽，正如一陣飓風的漩渦中心，空了。
馴至銅駝荊棘，瘡痍滿目。
但向四外奔逃出去的人，卻在新環境裡獲得了新生命，慢慢轉回來，再凝結，便形成隋唐的統一。
這種中國曆史裡的新生機運，專治西洋史的人，不易了解。
因為他們是多元的小單位，而我們則是一元的大單位。
若說希臘完了來羅馬，羅馬完了來近代西洋。
他們的文化也還是不斷新生，那是無所用其悲觀的。
但從小單位看，我們單看希臘、單看羅馬、單看現代的英法，便不免要有斯賓格勒的悲觀意想。
但我們若把斯賓格勒的悲觀來看中國的前途，那又錯了。
中國各地區的文化興衰，也時時在轉動，比較上最能長期穩定的應該首推山東省。
若把代表中國正統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臘，則在中國首先要推山東人。
自古迄今，山東人比較上最有做中國标準人的資格。
他們最強韌，最活躍，大聖人、大文學家、大軍事家、大政治家，各種偉大典型人物都有。
既能平均發展，還能長時期維持不墜。
第二才推河南、陝西、山西、河北人。
至于江、浙、閩、粵人，大體上說，氣魄不夠雄偉，僅賴北方中國祖先餘蔭，實不足代表中國人的标準風格。
目前的中國文化，則都集中在東北從遼東以迄西南達廣東的沿海一條狹邊上，愈向内，愈黯澹，直到西北邊甯夏、蒙古、新疆、西康、西藏，至滇、緬邊境，我們一概置之度外，不加理會。
如一個大瓜，腐爛了大半個，隻剩沿海一線，則隻是一層薄皮了。
西方文化，從曆史轉動趨向言，先由希臘轉到羅馬，再從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蘇維埃，大緻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溫帶移向寒帶，由低處向高爬。
希臘是小區域的溫暖地帶，德意志、蘇維埃是大面積的高寒地帶，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動态。
在中國呢？這一趨向卻恰相反。
從黃河流域，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漸漸移到長江，再由江浙移趨閩粵，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帶向低暖地帶滑下。
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國則順流而下。
這一對比是極可注意的。
隻為中國地方大，經一次大變亂，人便向四面跑，舊文化移殖到新園地上，又産生出新生命。
中國曆史上每一次大亂，同時總留有幾塊幹淨土，留作新文化的處女地。
讓舊的人才移殖，讓新的生機萌動。
你若遊曆全國各城市，各鄉村，各名勝，到處有曆史遺迹，到處有文化紀念。
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時候，那裡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結了很多人物，軍人、學者、政客、僧侶，都有出色人。
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涼不堪了，僅作為我們憑吊之區。
若大同是單獨的一個國家，單獨的一種文化，那是斯賓勒格的話确實有驗了。
但在中國，各地區的盛衰興落，無害于大系統的文化之貞下起元，層出翻新。
因此中國文化是勁氣内轉的，它能單獨跳出了斯賓格勒文化悲觀論的圈子外，而繼續生長，欣欣向榮，機運不絕。
但從大局面上，中國文化之從大處高處冷處轉動到小處低處溫暖處，常是順溜的滑下，不能奮力的翻上，那卻是中國文化演進值得悲觀，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三 我在對日抗戰期間，曾為此意，寫過兩篇文章，主張抗戰勝利後，國都決不可再設在南京。
江浙沿海一帶，雖是今天經濟文化之重要地區，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樹繁花，已經開發到爛漫極盛之時，快該凋謝了。
我們從曆史教訓上，早宜積極尋找新生命，誘導成新力量，決不當苟安姑息，隻顧目前。
而且一個國家，也斷不能使其内部顯然有兩種形态之對立。
民國二十六年我由洛陽而長安，遊覽西北，一路看到許多農村社會的生活情況，已覺得中國大亂之将至。
正如天空的氣候，一邊太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