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中國曆史上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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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廟。
東漢章帝為太子時，張輔為太傅。
後來帝即位，巡狩泰山，路出東郡，當時張輔為東郡太守。
帝到，太守自當迎接。
章帝說：“今天我們相見，應先行師弟子之禮。
”于是張輔上坐，帝下坐，執書請教。
然後再改行君臣之禮，帝上坐，太守谒見，報告政事。
這是代表法統尊嚴的皇帝，自己屈抑在代表道統的師之面前的随手偶拾的兩個例。
像此類事，充滿在中國全部曆史中，隻是說皇帝要做人，也要講道德，也要尊崇人格尊嚴，就也得要尊師。
漢末佛教傳入中國，那時孔子之道便衰了，宗教精神淩駕在教育精神之上。
東晉南北朝時，又引起一新争端，争的是究竟“沙門該不該拜王者”，這仍是“道統”與“法統”之争。
和尚（沙門）是傳道的，并非皇帝下屬，故不該拜王者。
逐漸地王者亦信受其道，轉變成王者要拜沙門。
梁武帝不必說，即如唐太宗，也要禮拜玄奘法師，尊為國師。
玄奘是傳道的，玄奘便該為師。
唐太宗僅是一王者，王者僅是守法的，哪得兼為人師呢？哪得與師比尊呢？因此遂激起韓退之“辟佛”“尊師”的诤議。
他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
”授業、解惑，是指智識教育、職業技能教育而言。
傳道才更是師之真職分。
韓愈所争的是道在孔子，不在釋迦、老子。
釋迦、老子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
道不在，因此亦不得為人師。
那時佛教也另有一套理論，他們說“人人可以成佛”，正如中國儒家所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一樣，故中國人較易接受。
可見中國人傳統的道統觀念是人文精神的，因其是人人有份，所以才是道。
尊道崇道，隻是尊崇人。
人的尊嚴，在道德人格上具體呈露了。
在師的位分下具體代表了。
耶稣教來中國，便不易如佛教般容易為中國人接受。
因上帝隻此一位，耶稣也隻此一位，并非人人皆可為上帝，皆可為耶稣。
耶稣教人獲得滿足的在出世，在身後，人人可登天堂，可接近上帝。
而中國人教人獲得滿足的即在現在，在當生，即在其本身之現實生活上。
故說中國文化是重人文精神的。
因其看重人文精神，故必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佛教僧徒改口說人人皆可當身成佛，不必再待出世與來生，這才變成了中國化的佛教，這是中西雙方宗教精神和教育精神之相異點。
一到宋代，佛教衰微了，又是儒家精神士君子精神之複活時代。
那時的中國人，不再想做佛菩薩，仍想做士君子、做聖賢了。
這時期最偉大的人物，首先允推範仲淹範文正公。
當他為秀才時，他并沒有擔當得國家大任，但已經在其内心以天下為己任。
他曾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正充分表示出士君子的傳道精神與宗教精神。
即是道德人格之真實尊嚴。
後來範文正率軍到陝西，有一位十八歲青年張橫渠先生，上他一本有關軍事計劃的萬言書。
範文正立刻召見，勉慰有加地說：“你正當青年，應該多讀書求道。
這些事暫不要理會。
”因贈與《中庸》一冊，這是先秦儒家講人生最高哲理的書。
張橫渠經此鼓勵，從此閉門折節求學，卒成一代大儒。
他後來嘗說：一個人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我們細細體會範文正和張橫渠兩人的話，我們可以想見中國人之所謂“道”，不是為自己打算，而是為别人、為大衆、為天下，乃至為後世打算。
所以說它是“人文精神”。
抱負這種精神的，先該犧牲着為個人自己的打算，所以說它具有“宗教精神”。
因其不主張出世，所以不全是宗教；因其不主張為自己打算，所以說它有宗教精神。
這是中國傳統教育精神之最高意義，在宋代士君子身上又具體複活了。
王荊公名滿天下，宋朝皇帝請他教讀，王荊公要求自己坐講，皇帝立聽。
人問之，對曰：“我坐而講，皇帝立而聽，我并不是要皇帝尊重我個人，是要皇帝尊重我所講的道。
”中國人講的道是代表現世大衆，天下人類的，皇帝哪得不重道？師代表着道，所以要“重道”，必得要“尊師”。
此後程伊川做經筵講官，也是要坐而講，皇帝立而聽。
這些事，依然是中國人在力争“道統應該尊過法統”的傳統意見。
但我為什麼要不憚煩地來反複講述這些事呢？這些事，現在說來，似乎與時代隔遠了，或許我們聽了會不感得興趣。
但我們該知道，任何一個社會，定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一些對象，這社會才能團結存在。
這大家共同尊崇的對象，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托，所憑依。
西方人大家敬重耶稣；蘇維埃大家敬重馬克思、列甯；現在中國，這五十年來，卻缺乏一個大家敬重的共同對象與共同中心。
于是在銀行服務的隻知敬重銀行行長，在醫院服務的隻知敬重醫院院長，這社會自然會四分五裂，必然會引起派系争端。
中國這五十年來的教育，似乎隻是教小孩子讀書識字，教青年人謀求職業，不是在教整個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個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對象。
如此般的社會，哪能不各有距離，又哪能從其内心深處獲得互相溝通？試問這樣一個分崩離析的社會，又如何得團結凝聚？ 我們必得要求有一個最高中心，為大家共同尊崇的最高目标與最高對象。
這一個對象，為人人所共同情願向之低頭而受教的。
但這個中心與對象，卻不該把政治上的最高權威來充當。
同時這一個最高的目标與對象，又須人人可以走得到，人人可以爬得上，否則豈不變成了一個專用來壓迫人
東漢章帝為太子時，張輔為太傅。
後來帝即位，巡狩泰山，路出東郡，當時張輔為東郡太守。
帝到，太守自當迎接。
章帝說：“今天我們相見，應先行師弟子之禮。
”于是張輔上坐，帝下坐，執書請教。
然後再改行君臣之禮，帝上坐，太守谒見，報告政事。
這是代表法統尊嚴的皇帝，自己屈抑在代表道統的師之面前的随手偶拾的兩個例。
像此類事，充滿在中國全部曆史中，隻是說皇帝要做人，也要講道德，也要尊崇人格尊嚴，就也得要尊師。
漢末佛教傳入中國，那時孔子之道便衰了，宗教精神淩駕在教育精神之上。
東晉南北朝時，又引起一新争端，争的是究竟“沙門該不該拜王者”，這仍是“道統”與“法統”之争。
和尚（沙門）是傳道的，并非皇帝下屬，故不該拜王者。
逐漸地王者亦信受其道，轉變成王者要拜沙門。
梁武帝不必說，即如唐太宗，也要禮拜玄奘法師，尊為國師。
玄奘是傳道的，玄奘便該為師。
唐太宗僅是一王者，王者僅是守法的，哪得兼為人師呢？哪得與師比尊呢？因此遂激起韓退之“辟佛”“尊師”的诤議。
他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
”授業、解惑，是指智識教育、職業技能教育而言。
傳道才更是師之真職分。
韓愈所争的是道在孔子，不在釋迦、老子。
釋迦、老子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
道不在，因此亦不得為人師。
那時佛教也另有一套理論，他們說“人人可以成佛”，正如中國儒家所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一樣，故中國人較易接受。
可見中國人傳統的道統觀念是人文精神的，因其是人人有份，所以才是道。
尊道崇道，隻是尊崇人。
人的尊嚴，在道德人格上具體呈露了。
在師的位分下具體代表了。
耶稣教來中國，便不易如佛教般容易為中國人接受。
因上帝隻此一位，耶稣也隻此一位，并非人人皆可為上帝，皆可為耶稣。
耶稣教人獲得滿足的在出世，在身後，人人可登天堂，可接近上帝。
而中國人教人獲得滿足的即在現在，在當生，即在其本身之現實生活上。
故說中國文化是重人文精神的。
因其看重人文精神，故必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佛教僧徒改口說人人皆可當身成佛，不必再待出世與來生，這才變成了中國化的佛教，這是中西雙方宗教精神和教育精神之相異點。
一到宋代，佛教衰微了，又是儒家精神士君子精神之複活時代。
那時的中國人，不再想做佛菩薩，仍想做士君子、做聖賢了。
這時期最偉大的人物，首先允推範仲淹範文正公。
當他為秀才時，他并沒有擔當得國家大任，但已經在其内心以天下為己任。
他曾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正充分表示出士君子的傳道精神與宗教精神。
即是道德人格之真實尊嚴。
後來範文正率軍到陝西，有一位十八歲青年張橫渠先生，上他一本有關軍事計劃的萬言書。
範文正立刻召見，勉慰有加地說：“你正當青年，應該多讀書求道。
這些事暫不要理會。
”因贈與《中庸》一冊，這是先秦儒家講人生最高哲理的書。
張橫渠經此鼓勵，從此閉門折節求學，卒成一代大儒。
他後來嘗說：一個人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我們細細體會範文正和張橫渠兩人的話，我們可以想見中國人之所謂“道”，不是為自己打算，而是為别人、為大衆、為天下，乃至為後世打算。
所以說它是“人文精神”。
抱負這種精神的，先該犧牲着為個人自己的打算，所以說它具有“宗教精神”。
因其不主張出世，所以不全是宗教；因其不主張為自己打算，所以說它有宗教精神。
這是中國傳統教育精神之最高意義，在宋代士君子身上又具體複活了。
王荊公名滿天下，宋朝皇帝請他教讀，王荊公要求自己坐講，皇帝立聽。
人問之，對曰：“我坐而講，皇帝立而聽，我并不是要皇帝尊重我個人，是要皇帝尊重我所講的道。
”中國人講的道是代表現世大衆，天下人類的，皇帝哪得不重道？師代表着道，所以要“重道”，必得要“尊師”。
此後程伊川做經筵講官，也是要坐而講，皇帝立而聽。
這些事，依然是中國人在力争“道統應該尊過法統”的傳統意見。
但我為什麼要不憚煩地來反複講述這些事呢？這些事，現在說來，似乎與時代隔遠了，或許我們聽了會不感得興趣。
但我們該知道，任何一個社會，定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一些對象，這社會才能團結存在。
這大家共同尊崇的對象，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托，所憑依。
西方人大家敬重耶稣；蘇維埃大家敬重馬克思、列甯；現在中國，這五十年來，卻缺乏一個大家敬重的共同對象與共同中心。
于是在銀行服務的隻知敬重銀行行長，在醫院服務的隻知敬重醫院院長，這社會自然會四分五裂，必然會引起派系争端。
中國這五十年來的教育，似乎隻是教小孩子讀書識字，教青年人謀求職業，不是在教整個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個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對象。
如此般的社會，哪能不各有距離，又哪能從其内心深處獲得互相溝通？試問這樣一個分崩離析的社會，又如何得團結凝聚？ 我們必得要求有一個最高中心，為大家共同尊崇的最高目标與最高對象。
這一個對象，為人人所共同情願向之低頭而受教的。
但這個中心與對象，卻不該把政治上的最高權威來充當。
同時這一個最高的目标與對象，又須人人可以走得到，人人可以爬得上，否則豈不變成了一個專用來壓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