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中國曆史上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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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經濟、國防，當然是三個很重要的部門，教育也許是更基本更重要的部門吧！
“教育救國”，這是五十年前中國最流行的一句話。
一般意見，幾乎都認為教育是救國的主要途徑。
換言之，救國要從教育着手。
可是此一觀念，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卻逐漸模糊低沉下去，好像今天的中國人，已經對“教育救國”失去信仰了。
老實講，一般關心國事的人，目睹今天的學校、今天的青年、今天的教師，和一般教育的實際情況，不但不再信仰教育救國，抑且對之有反感，至少都加以輕視。
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教育，從某幾個角度看，實在是失敗了，至少沒有做到五十年前那些主張教育救國的人們所抱的希望與理想。
說來很慚愧，我從民國元年便開始教書生涯。
我從事教育界的生命，便和中華民國的壽命一般長。
至今回想這四十年中，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一些也不能達到當時主張教育救國、信仰教育救國者的理想與希望。
而且這四十年來的教育情況，實在是愈後愈不如前了。
這哪能不深感到一種慚愧呢？但我們也該深深的反省和檢讨，這幾十年來中國教育界之失敗，其病根究竟在哪裡？ 我們講教育，應該從比較廣泛的看法來講，不要太狹義，不要以為學校教育已盡了全部教育之能事。
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從小學直升到大學畢業，當然學校教育是一段重要的過程。
但從人類、國家、社會各方面廣義的教育來看，我們決不能隻以學校時代年輕的一段，作為教育功能之全體。
我想我們幾十年來教育之失敗，便失敗在把教育看得太狹義了。
正為我們把教育看得太狹義，于是使教育與整個人生脫了節。
一個大學剛畢業的青年，踏進了社會，便沒有教育了。
學校和社會并不是一回事，而家庭和學校又不是一回事。
在家裡并沒有教育，跑進社會，跑入政府，都沒有教育，隻硬抽出中間一段來作為教育時期。
青年一出學校，看到社會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他才感到須另求适應。
至少我們今天的教育是和其他部門隔離的。
學校和家庭不配合，和社會不配合；青年人和中年、老年人不配合，教育當然不能收到預期的功效。
我這番意見，并不專針對今天我們的教育失敗而言，我卻是看了整個曆史上的教訓而才有所感的。
總之，教育不該僅限于學校，學校教育也不該僅限于青年，這在中西雙方的曆史教訓裡，一樣地真實的。
二 今天我講中國曆史上的教育，将從廣義的觀念上來講，同時也如講政治、經濟般，先将西洋曆史上的教育情形作一簡述，來相比照。
西方教育自希臘講起，那時希臘社會上有一批所謂“哲人”，也有人稱之為“詭辯家”，他們到處遊行，教導青年，作為講演及許多奇怪的辯論，造成當時希臘很壞的風氣。
在這樣情形下産生了蘇格拉底，他旨在講述人生的共同真理，來挽救當時詭辯學派的流弊。
但他實際上也卻仍舊沿用詭辯派的方式，換言之，他仍是用“言辨”方式來啟發思想，隻重在求得一公認的結論而已。
蘇格拉底大弟子柏拉圖，他有一本名著《理想國》，裡面有一節很詳細地闡述他理想國的教育制度。
他說：“一個孩子生下地，就應該交給國家，由兒童公寓撫養，使他們認不得父母，這樣才能訓練成一個國家的公民。
”柏拉圖的“理想國”，主張硬性把人分為截然的幾種，如哲學家、軍人、商人、農民之類。
政府憑藉考試和測驗，來分别人的天性，從青年時便指派定造成絕對相異的人物。
治國的領袖則歸諸哲學家，這國家便是一種哲學理想之實現。
一切教育，配合到此哲學理想上。
柏拉圖《理想國》裡還講到共産主義，公妻制度。
這真是一本奇怪的書。
他隻講理論，并不顧及人生個别的内心要求。
但柏拉圖此書，對後代西方卻是影響甚深。
柏拉圖大弟子亞裡士多德，他闡講教育，沒有像柏拉圖那般偏激。
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教育，要配合這國家的政治，以國家政體為重，而用教育來作為它的工具。
亞裡士多德有句名言，他說：“人類是一個政治性的動物。
”人和其他動物之最大不同點，就因為人類懂得政治，要參加政治，所以教育也該配合國家政體。
此話還是脫胎于柏拉圖，隻沒有柏拉圖般講得具體。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在當時，看到希臘盛行的詭辯學派和極端個人主義之流弊，他們想要起來補救，提出他們的一套教育理論，其用心未可厚非。
但那時馬其頓已很快并吞了希臘，希臘人也沒有機會來實現他們古代西方最高最先的那番教育理論了。
到了中古時代，西方人的教育，完全掌握在基督教會的手裡。
基督教是一種出世的宗教，抹殺了人世間的一切來祈禱于上帝與天國，那是有流弊的。
直到他們脫離了漫長的中古時期，現代國家成立了，于是開始有國民教育之興起。
這是近代國家的政府，在向教會争取民衆的教育權。
若我們顧名思義，真個人類教育專以國家為前提，由各一國家的政府專為養成其所需要的國民而确定教育制度，決定教育方針，這一種教育，便很可能走上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的理想。
普、法戰争後，普魯士威廉大帝曾說：“毛奇将軍的貢獻，還不如我們的小學教師。
”從這句話裡，便可知道當時德國教育是如何地配合了他們政府的國策。
因此，他們的小學教育，幾乎等于是軍事教育，國家是他們教育精神的最高目标。
這一種教育，實
一般意見，幾乎都認為教育是救國的主要途徑。
換言之，救國要從教育着手。
可是此一觀念，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卻逐漸模糊低沉下去，好像今天的中國人，已經對“教育救國”失去信仰了。
老實講，一般關心國事的人，目睹今天的學校、今天的青年、今天的教師，和一般教育的實際情況，不但不再信仰教育救國，抑且對之有反感，至少都加以輕視。
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教育，從某幾個角度看，實在是失敗了，至少沒有做到五十年前那些主張教育救國的人們所抱的希望與理想。
說來很慚愧，我從民國元年便開始教書生涯。
我從事教育界的生命，便和中華民國的壽命一般長。
至今回想這四十年中，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一些也不能達到當時主張教育救國、信仰教育救國者的理想與希望。
而且這四十年來的教育情況，實在是愈後愈不如前了。
這哪能不深感到一種慚愧呢？但我們也該深深的反省和檢讨，這幾十年來中國教育界之失敗，其病根究竟在哪裡？ 我們講教育，應該從比較廣泛的看法來講，不要太狹義，不要以為學校教育已盡了全部教育之能事。
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從小學直升到大學畢業，當然學校教育是一段重要的過程。
但從人類、國家、社會各方面廣義的教育來看，我們決不能隻以學校時代年輕的一段，作為教育功能之全體。
我想我們幾十年來教育之失敗，便失敗在把教育看得太狹義了。
正為我們把教育看得太狹義，于是使教育與整個人生脫了節。
一個大學剛畢業的青年，踏進了社會，便沒有教育了。
學校和社會并不是一回事，而家庭和學校又不是一回事。
在家裡并沒有教育，跑進社會，跑入政府，都沒有教育，隻硬抽出中間一段來作為教育時期。
青年一出學校，看到社會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他才感到須另求适應。
至少我們今天的教育是和其他部門隔離的。
學校和家庭不配合，和社會不配合；青年人和中年、老年人不配合，教育當然不能收到預期的功效。
我這番意見，并不專針對今天我們的教育失敗而言，我卻是看了整個曆史上的教訓而才有所感的。
總之，教育不該僅限于學校，學校教育也不該僅限于青年，這在中西雙方的曆史教訓裡，一樣地真實的。
二 今天我講中國曆史上的教育，将從廣義的觀念上來講，同時也如講政治、經濟般，先将西洋曆史上的教育情形作一簡述，來相比照。
西方教育自希臘講起，那時希臘社會上有一批所謂“哲人”，也有人稱之為“詭辯家”，他們到處遊行，教導青年，作為講演及許多奇怪的辯論，造成當時希臘很壞的風氣。
在這樣情形下産生了蘇格拉底，他旨在講述人生的共同真理，來挽救當時詭辯學派的流弊。
但他實際上也卻仍舊沿用詭辯派的方式，換言之，他仍是用“言辨”方式來啟發思想，隻重在求得一公認的結論而已。
蘇格拉底大弟子柏拉圖，他有一本名著《理想國》，裡面有一節很詳細地闡述他理想國的教育制度。
他說：“一個孩子生下地，就應該交給國家，由兒童公寓撫養，使他們認不得父母，這樣才能訓練成一個國家的公民。
”柏拉圖的“理想國”，主張硬性把人分為截然的幾種，如哲學家、軍人、商人、農民之類。
政府憑藉考試和測驗，來分别人的天性，從青年時便指派定造成絕對相異的人物。
治國的領袖則歸諸哲學家，這國家便是一種哲學理想之實現。
一切教育，配合到此哲學理想上。
柏拉圖《理想國》裡還講到共産主義，公妻制度。
這真是一本奇怪的書。
他隻講理論，并不顧及人生個别的内心要求。
但柏拉圖此書，對後代西方卻是影響甚深。
柏拉圖大弟子亞裡士多德，他闡講教育，沒有像柏拉圖那般偏激。
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教育，要配合這國家的政治，以國家政體為重，而用教育來作為它的工具。
亞裡士多德有句名言，他說：“人類是一個政治性的動物。
”人和其他動物之最大不同點，就因為人類懂得政治，要參加政治，所以教育也該配合國家政體。
此話還是脫胎于柏拉圖，隻沒有柏拉圖般講得具體。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在當時，看到希臘盛行的詭辯學派和極端個人主義之流弊，他們想要起來補救，提出他們的一套教育理論，其用心未可厚非。
但那時馬其頓已很快并吞了希臘，希臘人也沒有機會來實現他們古代西方最高最先的那番教育理論了。
到了中古時代，西方人的教育，完全掌握在基督教會的手裡。
基督教是一種出世的宗教，抹殺了人世間的一切來祈禱于上帝與天國，那是有流弊的。
直到他們脫離了漫長的中古時期，現代國家成立了，于是開始有國民教育之興起。
這是近代國家的政府，在向教會争取民衆的教育權。
若我們顧名思義，真個人類教育專以國家為前提，由各一國家的政府專為養成其所需要的國民而确定教育制度，決定教育方針，這一種教育，便很可能走上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的理想。
普、法戰争後，普魯士威廉大帝曾說：“毛奇将軍的貢獻，還不如我們的小學教師。
”從這句話裡，便可知道當時德國教育是如何地配合了他們政府的國策。
因此，他們的小學教育，幾乎等于是軍事教育，國家是他們教育精神的最高目标。
這一種教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