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中國曆史上的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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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曆史文化之演進意義,鄙視了自己國民性之獨特優長,那真所謂南轅北轍,緣木求魚,宜乎是要愈走愈遠,愈想愈失望的了。

     五 現在我們再講一些中國曆史上的将官。

    自古以來,中國的将官,本都是“文武合一”的。

    最高的将領大都是文人,所謂“出将入相”,在外立戰功,回來可以當宰相。

    這在唐朝前期,幾乎成為常例。

    但亦并不是以他的軍人身份而拜相,而且其手下亦并沒有軍隊,所以這也決不是軍人幹政,隻見當時之文武不分界線而已。

    唐玄宗時李林甫為相,恐懼外将奪其相位,乃建議玄宗引用番将,養成安、史之禍。

    直到元朝,始有文、武官職之分。

    明代的“铨選”制度,也分為兩部,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文武遂此劃分。

    可是一般高級統帥,仍是文武不分的。

    即如明、清兩代的總督巡撫,照理該是武職,而實際則是文臣。

     說到“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大抵宋代才有這句話。

    五代時強拉壯丁,怕其逃亡,乃在其面上刺以花紋,宋代因而不革。

    狄青出身行伍,後為大将,亦面刺花紋,遂使一般人看不起當兵的。

    縱為國家立下大功,當時人對他還是看不起。

    重文輕武,乃是宋朝人風氣。

    這也因唐代藩鎮造孽,處處是壯丁入伍,當兵是好行業,循至讀書人太少了。

    宋代盡力尊重文人,輕視武人,此一風氣固不好,然亦是存心矯挽積弊,有可原諒的。

     現在要講到中國曆史上許多文人随軍,至今俗語相傳稱之為“軍師”,這很近似于近代歐洲之所謂“參謀人才”。

    他們正式的在軍事制度中設有參謀,也由近代普魯士開始。

    但中國此項人才,早在戰國時已出現,如齊國孫膑便是一例。

    到楚、漢相争時的張良,所謂“運籌帏幄”之中,這顯然是參謀的專職。

    因為中國土地大,一有戰争,往往是大局面的,雙方勝敗,并不在局部陣地的進退得失上決定。

    因此作戰必先有全盤的戰略。

    西洋方面,直到近代國際戰争,才始有通盤戰局的研究。

    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發明的“地緣”政治,主要還是一項通盤戰略的研究。

    換言之,即是大局面作戰之策劃。

    在中國曆史上,如劉、項之戰,雙方對陣,全國各地皆有接觸,作戰必須有全盤策略,決不是任意混戰所能取勝的。

    所以很早就知軍隊該分前、後方,而又知參謀人才之重要。

    韓信便是前方大統帥,蕭何是後勤指揮,張良便是參謀部。

    三國時著名軍事家如曹操、諸葛亮,其實都是參謀人才,非前敵統帥人才。

    大抵中國史上的文武不分,文人參軍,都由這一需要而起。

     中國曆史上曾有一個偉大戰略,實際并未曾應用,而詳細記載在曆史上的,這在安史亂時,安祿山率兵由北京越黃河攻洛陽,西向至長安,唐明皇入蜀,肅宗在臨武指揮勤王師恢複兩京。

    當時謀士李泌獻計,以一支兵屯陝西北部牽制長安,一支兵屯山西北部牽制洛陽,虛張聲勢,使安史軍隊到處設防,然後以奇兵潛從綏遠繞察哈爾,越居庸關,直拊北京之背,先解決了他們的根據地,這是所謂“犁庭搗穴”之策。

    倘使當時唐肅宗聽從此說,安史餘孽不會再盤踞河北,藩鎮之禍不緻拖長,也許此下中國曆史也便不是如今這樣的了。

    但肅宗說:“方今上皇蒙難,不複兩京,無以對國人。

    ”遂決計先攻長安,再攻洛陽,安史兵隊節節退卻,河北三鎮老巢,終于仍落在安史部下。

    即如近代曾國藩能敗洪秀全,也因其有一套全盤戰略,下武漢後率水師沿江東進,步步控制長江,堅守安慶,再下蘇杭,包圍南京,洪楊終歸覆滅。

     如上述,漢代之張良,唐代之李泌,清代之曾國藩,都是文人,都是今日參謀總部的人選,并不是實際統軍的大元帥。

    張良、李泌從未親帶軍隊作戰,曾國藩在前線,自己帶軍,每戰必北,但亦終于勝利了。

    因為大局面作戰下參謀人才之重要,這可說明中國史上文武不分,而且文人在軍中,其地位更重于武将之内在意義。

     因此從中國曆史看,我總覺得中國軍人之偉大。

    因為中國軍人裡面最主要的骨幹還是文人,他們都有極深的文化陶冶,道德修養,并兼多方面的智識,以及政治頭腦,外交風度,種種配合,決不僅是一個專能臨陣殺敵的勇将。

    即如上述嶽飛、文天祥、史可法諸人,都是極好例證。

    其他還是舉不勝舉呀! 讓我再講到中國的軍事學,且簡單一講中國的三部軍事書籍: 第一部要講《孫武兵法》,我疑心此書并非吳國孫武所著,實在是齊國孫膑的書。

    這一部書,不僅講戰術戰略均極高明,而且從人生最高哲理中發揮出一種“戰鬥哲學”,至今已成為全世界公認的一部兵事學的上上著作。

     第二是明代戚繼光的《練兵記實》,他以大教育家的理論來練兵,他能配合各地方人的個性來分别訓練兵種,以道德學、心理學、教育學與軍事學配合,發揮出一部最上乘的“練兵學”,實在是東西方軍事書籍中從無如此造詣的。

     第三是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這是一部中國軍事地理書。

    凡中國曆史上用兵所經的地方,進退攻守形勢,都有詳細分析。

    從中國三千年曆史的實際軍事經驗來綜合出一部中國的戰略地理,這是一部卷帙極浩繁的大著作。

    日本人對此書非常重視,書内所列,無論鄉村小河,丘陵小道,隻要發生過軍事關系的都有記載,日本人曾為之編索引,用便檢查。

    他們侵入中國,此書即作為用兵向導。

    顧先生是明末遺民,他曾親身從事革命,失敗後著此書,重要在推翻一個大家一向所抱的偏見,即總認為隻有北方打擊南方,很少南方打擊北方。

    顧先生的意思,隻要運用得宜,任何一地都可以向外邊打出,完成統一大業。

    此書最要用心,是要喚起将來的革命家注意,不必限于北方始可用兵統一南方。

    清初吳三桂,從雲南起兵,到了洞庭湖,不直取武漢,是其失敗主因。

    太平天國從廣西起兵,到了南京,不全力直往北打,遂緻失敗。

    曾國藩的勝利,乃在占住武漢,始終沒有丢。

    這些軍事上的實際教訓,都合顧祖禹那部書的分析。

     我們隻舉以上三部書,即可見中國文人對于軍事戰略、戰術、訓練方法以及軍事地理的研究,實在都有極高深的成就。

     近代中國的國防,仍然在北方。

    林則徐在一百年前鴉片之戰以後說:“中國大敵,并非英國,而是俄羅斯。

    ”這話還是應驗。

    中國北方敵人,二千年來,都被我們解決了,今天便不該無法解決。

    我看到西方羅馬帝國,抵不住北方蠻族侵入;又看到拿破侖大兵進入莫斯科,而狼狽退卻,常想起中國史上如霍去病、李靖等絕漠遠征的艱苦偉大的成功。

    今後應該如何保衛我們的國防,那是我們的責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