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中國曆史上的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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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在軍隊中挑選精銳的改編為“禁軍”，餘下老弱殘卒，謂之“廂軍”，一時不好遣散，隻安放在地方上，作些苦工，這都是不能上陣的。
宋代是中國曆史上最窮的朝代，窮的原因，就為要養兵。
宋代又是中國曆史上最弱的時代，因為是募兵制，來應募的體質雖健，大多是無業遊民，德性智識都低下，軍隊素質差了，而且募兵若久不上陣，連體質也要逐年降低。
這是宋代兵制上的大缺點。
但從唐代藩鎮割據，吸盡民間精血來各養私兵，到宋代總算把兵隊都統一到中央，這已是大不易事。
若論禍源，應遠溯到唐玄宗之窮兵黩武。
唐沒後的中國，不變成羅馬覆亡後之黑暗時代，那已是宋人功績了。
元代又是部族兵，蒙古人才有當兵資格，中國人是沒份的。
明太祖驅除鞑虜，統一中國，又效法唐代府兵制。
他嘗說：“我要養百萬大軍，而不用民間一粒米。
”那時的軍隊，叫“衛所兵”。
小單位的軍隊謂之“所”，大單位的軍隊謂之“衛”。
明代的“衛所”，略如唐代的“府”，皆與行政區域分劃開的駐軍區域。
一衛最多有兵五千六百人，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百戶所一百二十人。
每一兵給以若幹耕地，令其自耕自給。
上等的田二十畝，次等的田三十畝，荒地七十至一百畝。
但衛所兵仍須納糧，納來的糧用以養将。
有明一代武功，遠及蒙古、朝鮮、新疆、安南，亦見衛所制度之效用。
後經長時間的太平，衛所制度也又腐敗了。
滿洲入據中國，起初也是部族兵，即所謂“八旗兵”。
漢人參加的軍隊，謂之“綠營兵”。
那是有等級的。
綠營兵的饷額待遇不能與八旗兵相比。
到太平天國起，八旗、綠營都已腐化，全不能用了，乃有曾國藩、李鴻章等訓練湘軍、淮軍。
開始是地方團練，自衛鄉裡，後來成為正式勁旅。
這種軍隊的編制，又可稱為“子弟兵”，各人在自己家鄉，把鄉鄰、親戚、朋友招來當兵當将，長官和士兵如家人子弟般。
起初很有用，但慢慢演變，結果成了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
這亦是一種變相的私人軍隊，變相的部曲兵。
現在我們試比看中國曆史上的兵制。
貴族兵隻封建時代有，部族兵隻異族入侵時有，不用多論。
募兵雖有優點，但也隻能用于一時，不能長久豢養。
國家也不堪負擔此長期的軍饷。
國民義務兵，歐洲直到近代由普魯士開始實行，而中國在二千年前的漢代，已是全國皆兵了。
将來我們的陸軍，似乎仍宜采用國民兵制，但若能參酌北周、唐代、明代的府兵與衛所制度，那是更合理想了。
簽丁兵硬拉來的，當然不能用，還不如募兵。
募兵又不如府兵、衛所兵。
子弟兵一面是募兵的變相，一面是部曲兵的變相，也要不得。
可見中國曆史上有強有弱，雖則原因複雜，而兵制影響也重要。
現在我們在積弱之餘，籠統埋怨中國文化傳統，甚至埋怨到民族素質，那都是不通曆史的瞎說話。
四 現在我們再該講到的一點，便是中國曆史上“武裝”與“經濟”的配合。
中國既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要的國家，國防武裝，主要的便在如何與農村生産相調節。
上面所講漢、唐兩代的兵農合一，便由這一原則之要求而産生。
但農業是安住的，農村是散漫分布的，而軍隊則需集合，需流動，尤需特别注重邊疆，在此形勢下，乃有屯田制度之出現。
“屯田制度”是一種用軍隊來耕種的制度。
它的主要用意，在使一個臨時的戰鬥集團，同時即成為一個平時的生産集團。
武力之所至，同時亦即是财力之所達。
軍隊推行到那裡，農業也同時推進到那裡。
因此對外戰争，緊接着對外墾殖。
遠在西周封建，其實早就是一種農民集團之武裝移民。
由西方周天子分封大批諸侯，圈定了一塊土地，浚深溝，築高封，中心建設一都市，當時稱為“國”。
四圍開辟農田，即是封建諸侯所經營的“井田”。
把井田的經濟生産來營養都市，把都市的貴族士兵來護衛井田。
當時每一個侯國，同時便是一個經濟與武裝緊密配合的單位。
西周封建所面對的現實形勢，本是一個農、牧并存，華、夷雜處的古中國。
從事遊牧的，乃當時之所謂戎狄；有城郭建築，從事耕稼的，當時謂之華夏。
西周封建，是把華夏農業文化深入散布到戎狄遊牧文化的廣遼大陸，而逐漸使此廣遼大陸普遍“華夏化”，那即是這一種經濟與武裝緊密配合的生産戰鬥集團之成績。
但此集團中，卻顯然分成“貴族”與“平民”之兩階級。
都市國人是貴族，井田農夫是平民，而且那時是貴族負擔戰鬥，平民從事生産，責任顯相劃分。
秦漢以後之邊疆屯田，乃至國外征服地的屯田，則是即兵即農，把擔任臨時戰鬥的武士，訓練成平時兼事耕作生産的農民。
好使這一個遠在邊塞乃至隔絕國外的武裝隊伍，可以自給自足，長期戰鬥，而不勞國内經濟上糧食上給養。
這是中國曆代國防制度一大成功。
這不僅告訴了我們，中國古人對政治、對軍事上之絕大聰明與絕大天才，同時告訴我們，中國國民性之内在的莫大可貴的一種深厚、笃實、堅強的德性之又一方面之流露與表達。
我們隻看西漢初年晁錯所講移民殖邊的一切規劃，便可想象到西周當年向東封建的大概情形了。
這也是我們中國民族擁有深遠偉大的曆史經驗之一例。
兩漢的屯田，不僅在邊塞，而且還深入到國外。
這是盡人所知的。
東漢隻為罷免了西域的屯田，才引起邊塞動亂，而逐漸地蔓延到全中國。
其實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制，也即是屯田制度變相的運用。
屯田主要在戍守邊疆和控領國外，而府兵則在内地屯田。
而唐代的邊外屯田，北方遠至瀚海都護府，東北遠至百濟，西北遠至西域及青海，國力遠擴，這是如影随形，必然不可少的一制度。
宋代積弱，其最大原因之一，便是把經濟生産和武裝戰鬥的兩系統分開了。
宋代禁軍，分番戍邊，仆仆道途，卻沒有在邊境上紮下來屯田。
宋代的廂軍，隻在地方充勞役，當雜差，也沒有教他們耕作與生産。
隻因這一制度之頹廢，便影響到全部國力。
明代的衛所制，顯然又是屯田制度之又一番活用。
這制度也直擴到邊塞之四外，因此明代武功，也和漢、唐相仿佛。
如雲南全境之開辟，斷然須歸功于此一制度之生效。
其時南方屯田至海南，至交趾，東北曾拟屯田至朝鮮而未果。
這一制度之興廢，也顯然與明代國力消長成正比。
我們根據上述，正見一個國家武力之根源，必然歸宿到這一國家之文化整體，與其民族性之獨特優越處。
不僅武力應與經濟相配合，而引緻富強之途徑，又必與其國家民族之文化教育與國民性之深厚内在處相融結。
目下的中國，正為欣羨西方之富強，而忽略了自己本
宋代是中國曆史上最窮的朝代，窮的原因，就為要養兵。
宋代又是中國曆史上最弱的時代，因為是募兵制，來應募的體質雖健，大多是無業遊民，德性智識都低下，軍隊素質差了，而且募兵若久不上陣，連體質也要逐年降低。
這是宋代兵制上的大缺點。
但從唐代藩鎮割據，吸盡民間精血來各養私兵，到宋代總算把兵隊都統一到中央，這已是大不易事。
若論禍源，應遠溯到唐玄宗之窮兵黩武。
唐沒後的中國，不變成羅馬覆亡後之黑暗時代，那已是宋人功績了。
元代又是部族兵，蒙古人才有當兵資格，中國人是沒份的。
明太祖驅除鞑虜，統一中國，又效法唐代府兵制。
他嘗說：“我要養百萬大軍，而不用民間一粒米。
”那時的軍隊，叫“衛所兵”。
小單位的軍隊謂之“所”，大單位的軍隊謂之“衛”。
明代的“衛所”，略如唐代的“府”，皆與行政區域分劃開的駐軍區域。
一衛最多有兵五千六百人，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百戶所一百二十人。
每一兵給以若幹耕地，令其自耕自給。
上等的田二十畝，次等的田三十畝，荒地七十至一百畝。
但衛所兵仍須納糧，納來的糧用以養将。
有明一代武功，遠及蒙古、朝鮮、新疆、安南，亦見衛所制度之效用。
後經長時間的太平，衛所制度也又腐敗了。
滿洲入據中國，起初也是部族兵，即所謂“八旗兵”。
漢人參加的軍隊，謂之“綠營兵”。
那是有等級的。
綠營兵的饷額待遇不能與八旗兵相比。
到太平天國起，八旗、綠營都已腐化，全不能用了，乃有曾國藩、李鴻章等訓練湘軍、淮軍。
開始是地方團練，自衛鄉裡，後來成為正式勁旅。
這種軍隊的編制，又可稱為“子弟兵”，各人在自己家鄉，把鄉鄰、親戚、朋友招來當兵當将，長官和士兵如家人子弟般。
起初很有用，但慢慢演變，結果成了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
這亦是一種變相的私人軍隊，變相的部曲兵。
現在我們試比看中國曆史上的兵制。
貴族兵隻封建時代有，部族兵隻異族入侵時有，不用多論。
募兵雖有優點，但也隻能用于一時，不能長久豢養。
國家也不堪負擔此長期的軍饷。
國民義務兵，歐洲直到近代由普魯士開始實行，而中國在二千年前的漢代，已是全國皆兵了。
将來我們的陸軍，似乎仍宜采用國民兵制，但若能參酌北周、唐代、明代的府兵與衛所制度，那是更合理想了。
簽丁兵硬拉來的，當然不能用，還不如募兵。
募兵又不如府兵、衛所兵。
子弟兵一面是募兵的變相，一面是部曲兵的變相，也要不得。
可見中國曆史上有強有弱，雖則原因複雜，而兵制影響也重要。
現在我們在積弱之餘，籠統埋怨中國文化傳統，甚至埋怨到民族素質，那都是不通曆史的瞎說話。
四 現在我們再該講到的一點，便是中國曆史上“武裝”與“經濟”的配合。
中國既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要的國家，國防武裝，主要的便在如何與農村生産相調節。
上面所講漢、唐兩代的兵農合一，便由這一原則之要求而産生。
但農業是安住的，農村是散漫分布的，而軍隊則需集合，需流動，尤需特别注重邊疆，在此形勢下，乃有屯田制度之出現。
“屯田制度”是一種用軍隊來耕種的制度。
它的主要用意，在使一個臨時的戰鬥集團，同時即成為一個平時的生産集團。
武力之所至，同時亦即是财力之所達。
軍隊推行到那裡，農業也同時推進到那裡。
因此對外戰争，緊接着對外墾殖。
遠在西周封建，其實早就是一種農民集團之武裝移民。
由西方周天子分封大批諸侯，圈定了一塊土地，浚深溝，築高封，中心建設一都市，當時稱為“國”。
四圍開辟農田，即是封建諸侯所經營的“井田”。
把井田的經濟生産來營養都市，把都市的貴族士兵來護衛井田。
當時每一個侯國，同時便是一個經濟與武裝緊密配合的單位。
西周封建所面對的現實形勢，本是一個農、牧并存，華、夷雜處的古中國。
從事遊牧的，乃當時之所謂戎狄；有城郭建築，從事耕稼的，當時謂之華夏。
西周封建，是把華夏農業文化深入散布到戎狄遊牧文化的廣遼大陸，而逐漸使此廣遼大陸普遍“華夏化”，那即是這一種經濟與武裝緊密配合的生産戰鬥集團之成績。
但此集團中，卻顯然分成“貴族”與“平民”之兩階級。
都市國人是貴族，井田農夫是平民，而且那時是貴族負擔戰鬥，平民從事生産，責任顯相劃分。
秦漢以後之邊疆屯田，乃至國外征服地的屯田，則是即兵即農，把擔任臨時戰鬥的武士，訓練成平時兼事耕作生産的農民。
好使這一個遠在邊塞乃至隔絕國外的武裝隊伍，可以自給自足，長期戰鬥，而不勞國内經濟上糧食上給養。
這是中國曆代國防制度一大成功。
這不僅告訴了我們，中國古人對政治、對軍事上之絕大聰明與絕大天才，同時告訴我們，中國國民性之内在的莫大可貴的一種深厚、笃實、堅強的德性之又一方面之流露與表達。
我們隻看西漢初年晁錯所講移民殖邊的一切規劃，便可想象到西周當年向東封建的大概情形了。
這也是我們中國民族擁有深遠偉大的曆史經驗之一例。
兩漢的屯田，不僅在邊塞，而且還深入到國外。
這是盡人所知的。
東漢隻為罷免了西域的屯田，才引起邊塞動亂，而逐漸地蔓延到全中國。
其實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制，也即是屯田制度變相的運用。
屯田主要在戍守邊疆和控領國外，而府兵則在内地屯田。
而唐代的邊外屯田，北方遠至瀚海都護府，東北遠至百濟，西北遠至西域及青海，國力遠擴，這是如影随形，必然不可少的一制度。
宋代積弱，其最大原因之一，便是把經濟生産和武裝戰鬥的兩系統分開了。
宋代禁軍，分番戍邊，仆仆道途，卻沒有在邊境上紮下來屯田。
宋代的廂軍，隻在地方充勞役，當雜差，也沒有教他們耕作與生産。
隻因這一制度之頹廢，便影響到全部國力。
明代的衛所制，顯然又是屯田制度之又一番活用。
這制度也直擴到邊塞之四外，因此明代武功，也和漢、唐相仿佛。
如雲南全境之開辟，斷然須歸功于此一制度之生效。
其時南方屯田至海南，至交趾，東北曾拟屯田至朝鮮而未果。
這一制度之興廢，也顯然與明代國力消長成正比。
我們根據上述，正見一個國家武力之根源，必然歸宿到這一國家之文化整體，與其民族性之獨特優越處。
不僅武力應與經濟相配合，而引緻富強之途徑，又必與其國家民族之文化教育與國民性之深厚内在處相融結。
目下的中國，正為欣羨西方之富強，而忽略了自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