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中國曆史上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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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都由政府控制，不讓私人盡量自由的經營。
因此對農業則輕徭薄賦，平均地權；對工商業則限制發展，不使社會上有大貧大富之出現。
孔子的人生理想是：“貧而樂，富而好禮。
”社會不能嚴切制定沒有貧富之分别，但窮人亦要讓他們活得有一些快樂，富人須教他們知禮守禮。
中國人所謂“禮”，便是一種生活的“節制”與“限度”。
董仲舒曾講過一節話，他說：“富而驕，貧而憂，都是要不得。
我們不能使社會上絕無貧富之分，但不可使富人到達驕的地步，也不該使貧人落到憂的境界。
” 上引孔子與董仲舒兩番話，實可代表中國傳統的經濟理想。
一個社會，雖不能做到均貧富，卻老想能在某種限度内保持其平等。
富的有一個最高限度，窮的有一個最底限度，求能把貧與富的分别，限制在此有寬度的中間而不使逾越。
此亦是中國人之所謂“禮”，亦即是一種“均産”的理想，這一種理想的執行人就是“士”。
在這樣一種傳統理想控制之下，遂使中國始終走不上大富大強的路。
然而一個國家也不可太富強，太富強了就會有危險。
中國的傳統哲學：“國防求能做到不被人侵略，經濟求能發展到一般生活沒有問題。
”到此為限，卻不許繼續無限地向前。
羅馬帝國的衰亡，原因即在其太過富強了，因經濟集中而流于過度奢侈，遂緻文化崩潰，國家淪滅。
中國始終把文化根苗寄托在農村，不讓财富集中到城市，工商資産始終受節制，求其與農村經濟保持一有寬度的均衡狀态，而限制其發展過度。
這樣也影響了實用科學之發達，物質文明永遠不能突飛猛進。
然就長時期曆史進展言，中國的物質文明也始終在西方之上。
因為沒有急劇的逆轉與崩潰，經過長時期積累，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無論從實際情況講，或從理想意義講，中國曆史上的經濟制度還是有它不可抹殺的長處。
馬可波羅來中國，其時在元朝，這一時期的中國很不像樣，但在他《遊記》裡，已經使當時西方人不信世界上會有這樣一個經濟繁榮的國家之存在。
到清朝康、雍、乾時代，中國物質文明，就一般言，仍然在西方之上。
隻這最近兩百年來，西方新科學才突然淩駕了中國。
然正因為西方科學之突飛猛進，而造成了西方今天種種的問題。
我們不能隻看今天西方的發達，而忽視了中國一向用政治來控制經濟的那一套理想與方法。
自文化立場講，從一個人生理想上來規定一種經濟限度，是未可厚非的。
五 今天中國社會情況大變了，但變在哪裡呢？據我想，如上所述，中國社會裡的第一流品“士”的品質先變了，這至少是在大變中很占重要的一項。
“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
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内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可說中國的士，應是一個“人文宗教的宣教師”。
他們常要不忘記自己是半和尚，或是雙料和尚，而不僅是一個有智識的讀書人。
自從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中國若能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在和平秩序中接受他們的新科學，這也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并不需要先把中國整個社會、整套文化澈底推翻，全部革命。
但一部分讀書人走上政治，失卻了為公服務的責任感，卻說是争民權。
一部分改行經商，索性專一孜孜為利，說是個人自由。
西方人至今尚進教堂，接受他們許多傳統的人生教訓，而今天中國的智識分子，則隻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
社會依然是中國的，理論卻是西方的；又隻有西方理論之一半，隻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
于是四民中缺少了一民“士”，社會驟然失了中心。
其實今天中國社會裡的所謂智識分子，還如從前的士般，實際上還是中國社會的中心，但他們隻保持了中心的地位，早失卻了中心的精神。
他們隻肯剽竊西方政治經濟理論來“自便己私”，而缺乏一種為公犧牲的宗教精神。
反而離題愈遠地來求破壞中國社會，打倒中國文化。
理論上是消極的所謂革命，實際上是專為個人或派系，或黨團，争奪各自一份的“私權益”。
于是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我覺得目前的中國，依然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要恢複“士”的精神來作社會中心的主持與領導。
這輩人不應該借着民主理論來逃避自己的責任。
他們還是社會的靈魂。
他們應該尊孔子也如西方人敬耶稣般，應帶有一種“為公犧牲”的精神。
不能僅憑一套浮淺而實際是自私的政治經濟理論，來掩飾其自營己私的權利營謀，來助長相互間的鬥争情緒。
他們必須有精神，有信仰，他們确還是今天中國社會的中心，責無旁貸，不應該躲避。
他們說：“今天是民主社會了，誰也該自由，誰也該平等。
”實際則仍是不平等，隻讓他們獲得了許多自便己私的自由。
今天的中國共産黨，盲從馬克思，主張以階級鬥争來領導中國社會之改進，其實中國社會從秦漢以來早就沒有階級。
若說打倒封建，則中國又已早沒有封建。
若說無産階級專政，則中國的士，早已是一種無産階級，又且應以無産作為他們的宗教信仰的。
中國向來有一套“士農合一”節制經濟的傳統理想，因此中國社會也絕不會走上資本主義的路。
封建社會破毀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始終未出現，這是馬克思唯物史觀不能适合中國曆史進程的真憑實據。
信仰馬克思來改革中國社會，真所謂無的放矢。
今天中國人的大缺點，就在把自己本身的社會實相撇過不談，而專門濫用西洋幾個空名詞套上，硬拼硬湊，硬要叫中國來做别人家文化的殖民地。
我們希望中國文化還要自覺的站起來，那麼中國才有新希望。
因此對農業則輕徭薄賦，平均地權；對工商業則限制發展，不使社會上有大貧大富之出現。
孔子的人生理想是：“貧而樂，富而好禮。
”社會不能嚴切制定沒有貧富之分别，但窮人亦要讓他們活得有一些快樂，富人須教他們知禮守禮。
中國人所謂“禮”，便是一種生活的“節制”與“限度”。
董仲舒曾講過一節話，他說：“富而驕，貧而憂，都是要不得。
我們不能使社會上絕無貧富之分，但不可使富人到達驕的地步，也不該使貧人落到憂的境界。
” 上引孔子與董仲舒兩番話，實可代表中國傳統的經濟理想。
一個社會，雖不能做到均貧富，卻老想能在某種限度内保持其平等。
富的有一個最高限度，窮的有一個最底限度，求能把貧與富的分别，限制在此有寬度的中間而不使逾越。
此亦是中國人之所謂“禮”，亦即是一種“均産”的理想，這一種理想的執行人就是“士”。
在這樣一種傳統理想控制之下，遂使中國始終走不上大富大強的路。
然而一個國家也不可太富強，太富強了就會有危險。
中國的傳統哲學：“國防求能做到不被人侵略，經濟求能發展到一般生活沒有問題。
”到此為限，卻不許繼續無限地向前。
羅馬帝國的衰亡，原因即在其太過富強了，因經濟集中而流于過度奢侈，遂緻文化崩潰，國家淪滅。
中國始終把文化根苗寄托在農村，不讓财富集中到城市，工商資産始終受節制，求其與農村經濟保持一有寬度的均衡狀态，而限制其發展過度。
這樣也影響了實用科學之發達，物質文明永遠不能突飛猛進。
然就長時期曆史進展言，中國的物質文明也始終在西方之上。
因為沒有急劇的逆轉與崩潰，經過長時期積累，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無論從實際情況講，或從理想意義講，中國曆史上的經濟制度還是有它不可抹殺的長處。
馬可波羅來中國，其時在元朝，這一時期的中國很不像樣，但在他《遊記》裡，已經使當時西方人不信世界上會有這樣一個經濟繁榮的國家之存在。
到清朝康、雍、乾時代，中國物質文明，就一般言，仍然在西方之上。
隻這最近兩百年來，西方新科學才突然淩駕了中國。
然正因為西方科學之突飛猛進，而造成了西方今天種種的問題。
我們不能隻看今天西方的發達，而忽視了中國一向用政治來控制經濟的那一套理想與方法。
自文化立場講，從一個人生理想上來規定一種經濟限度，是未可厚非的。
五 今天中國社會情況大變了，但變在哪裡呢？據我想，如上所述，中國社會裡的第一流品“士”的品質先變了，這至少是在大變中很占重要的一項。
“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
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内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可說中國的士，應是一個“人文宗教的宣教師”。
他們常要不忘記自己是半和尚，或是雙料和尚，而不僅是一個有智識的讀書人。
自從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中國若能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在和平秩序中接受他們的新科學，這也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并不需要先把中國整個社會、整套文化澈底推翻，全部革命。
但一部分讀書人走上政治，失卻了為公服務的責任感，卻說是争民權。
一部分改行經商，索性專一孜孜為利，說是個人自由。
西方人至今尚進教堂，接受他們許多傳統的人生教訓，而今天中國的智識分子，則隻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
社會依然是中國的，理論卻是西方的；又隻有西方理論之一半，隻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
于是四民中缺少了一民“士”，社會驟然失了中心。
其實今天中國社會裡的所謂智識分子，還如從前的士般，實際上還是中國社會的中心，但他們隻保持了中心的地位，早失卻了中心的精神。
他們隻肯剽竊西方政治經濟理論來“自便己私”，而缺乏一種為公犧牲的宗教精神。
反而離題愈遠地來求破壞中國社會，打倒中國文化。
理論上是消極的所謂革命，實際上是專為個人或派系，或黨團，争奪各自一份的“私權益”。
于是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我覺得目前的中國，依然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要恢複“士”的精神來作社會中心的主持與領導。
這輩人不應該借着民主理論來逃避自己的責任。
他們還是社會的靈魂。
他們應該尊孔子也如西方人敬耶稣般，應帶有一種“為公犧牲”的精神。
不能僅憑一套浮淺而實際是自私的政治經濟理論，來掩飾其自營己私的權利營謀，來助長相互間的鬥争情緒。
他們必須有精神，有信仰，他們确還是今天中國社會的中心，責無旁貸，不應該躲避。
他們說：“今天是民主社會了，誰也該自由，誰也該平等。
”實際則仍是不平等，隻讓他們獲得了許多自便己私的自由。
今天的中國共産黨，盲從馬克思，主張以階級鬥争來領導中國社會之改進，其實中國社會從秦漢以來早就沒有階級。
若說打倒封建，則中國又已早沒有封建。
若說無産階級專政，則中國的士，早已是一種無産階級，又且應以無産作為他們的宗教信仰的。
中國向來有一套“士農合一”節制經濟的傳統理想，因此中國社會也絕不會走上資本主義的路。
封建社會破毀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始終未出現，這是馬克思唯物史觀不能适合中國曆史進程的真憑實據。
信仰馬克思來改革中國社會，真所謂無的放矢。
今天中國人的大缺點，就在把自己本身的社會實相撇過不談，而專門濫用西洋幾個空名詞套上，硬拼硬湊，硬要叫中國來做别人家文化的殖民地。
我們希望中國文化還要自覺的站起來，那麼中國才有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