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中國曆史上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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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額減輕到略等于漢代，如是則農民都願改報戶籍轉為國家的公民。
但政府同時也放寬限度，允許大門第可以依照一般公民的分配額，多耕十倍或幾十倍面積的田，這是所謂“占田”。
這是直從東漢末年以來土地制度上一番大改革，但也在和平過程中完成了。
唐代沿襲北魏均田制而成為“租庸調”制，大體仍和均田制差不多。
這制度的好處，一是田地平均，二是租額輕減，但不久此制又失敗了。
任何一種制度之推行，必須有一種精神與之相配合。
沒有一種内在精神去配合推行，制度是死的，積久了一定會失敗。
譬如要平均田畝，必須具備詳盡的戶口冊。
唐制戶籍共需三份，一份呈戶部（如今内政部）。
一份送州（如今之專員公署或省政府），一份留縣。
這些全國農民的戶口冊，三年改造一次，每次均要三份。
一次改造稱為“一比”，中央政府保留三比，即舊籍三份，共九年的存卷。
地方政府保留五比，即舊籍五份，共十五年的存卷。
生死的變更，逃亡的發生，全國每天都不免有這些事故，都不該馬虎。
若辦事人稍一疏忽随便，戶口冊便逐漸不正确，而整個制度也必然要失敗了。
唐代自租庸調制失敗後，改行“兩稅制”。
一畝地抽夏、秋兩次稅，隻問田，不問人，又恢複到土地私有可以自由買賣的情形。
此後曆經宋、元、明、清，土地永遠私有，田畝永遠可以自由買賣，雖有人再來主張土地公有，平均分配，可是始終沒有實現成事實。
但唐以後的土地兼并和貧富不均，比以前略好些。
這因為隋唐以後采用了公開考試制度，報考的名額不斷地放寬，而非經考試不得入仕，即使宰相子弟也不例外。
這一制度推行了，以前的大門第逐步衰退而終于不存在，所以此後中國社會雖不能無貧民，卻沒有像古代封建時代之大門第與大貴族。
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上“士”和“農”相配合的理想，這在古代《管子》書中已提到。
漢代士人，大體由農村出身。
唐以後的制度，屬于工商籍的戶口不準應考。
因此士的一流，也隻有從農民中産生。
中國人一向愛多子女，這也不盡在乎某一種的宗教觀念。
如一家有三子，由兩子種地，讓另一子讀書報考，考中了可以入仕做官。
往往一個農民家庭，勤儉起家，留一個兒子讀書進入士流，報考當官，得機會可以做到宰相或其他高位，便可以購地造屋，退休做鄉紳。
但鄉紳子弟，往往經久了又不能上進，兩三代後又衰敗了，回到農民耕田的本分。
而在農村裡又有另一批新的優秀分子平地拔起，報考做官，取而代之。
如此循環不絕，所謂“耕讀傳家”，自唐代至明清，均屬此情形。
隻許農民投考，不許工、商人家子弟投考；又隻許做官人購地造屋，不許做官人開店設廠、兼營工商。
因此做官人隻能成為一富人，卻不能成為一資本家。
而官家、富人又永遠地在更替流轉，不能累積成大富。
要明白中國的社會，要明白中國社會的經濟，必先明白這一個制度。
四 現在再講到工、商人，我們該回到封建時代從頭講起。
那時候整個土地完全屬于國家所公有，一部分開放的是“耕地”，一部分不開放的叫做“禁地”。
貴族受封後，那些土地便由貴族統治。
耕地開放給平民耕種，此外如山、林、池、澤不開放的，便叫禁地，由貴族派員管理。
這裡面的生産，便是貴族的私産。
後來有一般無業遊民偷入禁地，伐木捕魚，燒鹽冶鐵，這種經營是犯制的，在當時認為作奸犯科，為政府貴族所不容許。
這批人在春秋時代便叫做盜賊。
起初貴族派軍征剿，後來剿不勝剿，便派人駐守入口，抽征其奸利所得，遂成為一種變相的“賦稅”。
中國古人所謂“征商”，“征”字原為征伐義，而後來乃轉變為征稅。
所以民間的自由工商業，在很早封建時代是認為作奸犯科的，是一種不正當的事業和行為。
此種法理觀點，連帶于古代土地所有權的觀點而生起形成，是遠有其曆史淵源的。
這又與西方工商業的發展有其不同的途徑。
秦漢時代，隻有皇帝仍照古代父子傳襲，而政府則與古代不同。
古代分封一個貴族，就給他一塊地，此為封建。
後來做官的改給俸祿，不再給地了。
農田無形中轉為農民所私有，但其他的山、林、海、澤，在傳統觀念上，依然是天子私有。
所以秦漢時代政府裡的财政機關也分成為兩個：農民稅收歸政府公用，屬于“大司農”。
山、林、海、澤一應工商業方面所抽的稅，這是王室私有的，屬于“少府”。
政府有政府的财政收入，王室有王室的财政收入。
“朕即國家”的觀念，中國秦漢以後已并不存在。
但戰國以後，工商業大大地發展了，如齊國的臨淄，便有戶口二十萬家，大都市早興起了。
當時最大的商人是鹽商和鐵商。
商稅既歸王室私有，于是王室收入，反而多過了政府。
這也不是出于帝王之私心，隻是社會經濟演變發展，在當時未先逆料到。
漢武帝數伐匈奴，為國家司庫的大司農報告國家錢庫已空，武帝下诏命富商捐款，應者隻蔔式一人。
武帝遂一怒而收回山、林、海、澤之利，把鹽、鐵收歸國營與官辦，把因此所得捐助給政府。
在武帝之意，好像說：你們那些商人，運用了我王家土地發了财，我請你們捐助些給政府，你們不肯應，現在我便把王家私地收回，讓我來直接捐交政府吧。
此種政策，正如今日之“公賣”與“國營”，有的說它頗似近代西方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其實在中國曆史上的出發點則大體如上述。
可見中西曆史仍是不相同。
我們一定先要明白漢武帝以前一種土地所有權的觀念之來曆與轉變，才能明白漢武帝所行“鹽鐵政策”之理論與根據。
漢武帝以後，政府對社會上可獲大利的工商業，一
但政府同時也放寬限度，允許大門第可以依照一般公民的分配額，多耕十倍或幾十倍面積的田，這是所謂“占田”。
這是直從東漢末年以來土地制度上一番大改革，但也在和平過程中完成了。
唐代沿襲北魏均田制而成為“租庸調”制，大體仍和均田制差不多。
這制度的好處，一是田地平均，二是租額輕減，但不久此制又失敗了。
任何一種制度之推行，必須有一種精神與之相配合。
沒有一種内在精神去配合推行，制度是死的，積久了一定會失敗。
譬如要平均田畝，必須具備詳盡的戶口冊。
唐制戶籍共需三份，一份呈戶部（如今内政部）。
一份送州（如今之專員公署或省政府），一份留縣。
這些全國農民的戶口冊，三年改造一次，每次均要三份。
一次改造稱為“一比”，中央政府保留三比，即舊籍三份，共九年的存卷。
地方政府保留五比，即舊籍五份，共十五年的存卷。
生死的變更，逃亡的發生，全國每天都不免有這些事故，都不該馬虎。
若辦事人稍一疏忽随便，戶口冊便逐漸不正确，而整個制度也必然要失敗了。
唐代自租庸調制失敗後，改行“兩稅制”。
一畝地抽夏、秋兩次稅，隻問田，不問人，又恢複到土地私有可以自由買賣的情形。
此後曆經宋、元、明、清，土地永遠私有，田畝永遠可以自由買賣，雖有人再來主張土地公有，平均分配，可是始終沒有實現成事實。
但唐以後的土地兼并和貧富不均，比以前略好些。
這因為隋唐以後采用了公開考試制度，報考的名額不斷地放寬，而非經考試不得入仕，即使宰相子弟也不例外。
這一制度推行了，以前的大門第逐步衰退而終于不存在，所以此後中國社會雖不能無貧民，卻沒有像古代封建時代之大門第與大貴族。
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上“士”和“農”相配合的理想，這在古代《管子》書中已提到。
漢代士人，大體由農村出身。
唐以後的制度，屬于工商籍的戶口不準應考。
因此士的一流，也隻有從農民中産生。
中國人一向愛多子女，這也不盡在乎某一種的宗教觀念。
如一家有三子，由兩子種地，讓另一子讀書報考，考中了可以入仕做官。
往往一個農民家庭，勤儉起家，留一個兒子讀書進入士流，報考當官，得機會可以做到宰相或其他高位，便可以購地造屋，退休做鄉紳。
但鄉紳子弟，往往經久了又不能上進，兩三代後又衰敗了，回到農民耕田的本分。
而在農村裡又有另一批新的優秀分子平地拔起，報考做官，取而代之。
如此循環不絕，所謂“耕讀傳家”，自唐代至明清，均屬此情形。
隻許農民投考，不許工、商人家子弟投考；又隻許做官人購地造屋，不許做官人開店設廠、兼營工商。
因此做官人隻能成為一富人，卻不能成為一資本家。
而官家、富人又永遠地在更替流轉，不能累積成大富。
要明白中國的社會，要明白中國社會的經濟，必先明白這一個制度。
四 現在再講到工、商人，我們該回到封建時代從頭講起。
那時候整個土地完全屬于國家所公有，一部分開放的是“耕地”，一部分不開放的叫做“禁地”。
貴族受封後，那些土地便由貴族統治。
耕地開放給平民耕種，此外如山、林、池、澤不開放的，便叫禁地，由貴族派員管理。
這裡面的生産，便是貴族的私産。
後來有一般無業遊民偷入禁地，伐木捕魚，燒鹽冶鐵，這種經營是犯制的，在當時認為作奸犯科，為政府貴族所不容許。
這批人在春秋時代便叫做盜賊。
起初貴族派軍征剿，後來剿不勝剿，便派人駐守入口，抽征其奸利所得，遂成為一種變相的“賦稅”。
中國古人所謂“征商”，“征”字原為征伐義，而後來乃轉變為征稅。
所以民間的自由工商業，在很早封建時代是認為作奸犯科的，是一種不正當的事業和行為。
此種法理觀點，連帶于古代土地所有權的觀點而生起形成，是遠有其曆史淵源的。
這又與西方工商業的發展有其不同的途徑。
秦漢時代，隻有皇帝仍照古代父子傳襲，而政府則與古代不同。
古代分封一個貴族，就給他一塊地，此為封建。
後來做官的改給俸祿，不再給地了。
農田無形中轉為農民所私有，但其他的山、林、海、澤，在傳統觀念上，依然是天子私有。
所以秦漢時代政府裡的财政機關也分成為兩個：農民稅收歸政府公用，屬于“大司農”。
山、林、海、澤一應工商業方面所抽的稅，這是王室私有的，屬于“少府”。
政府有政府的财政收入，王室有王室的财政收入。
“朕即國家”的觀念，中國秦漢以後已并不存在。
但戰國以後，工商業大大地發展了，如齊國的臨淄，便有戶口二十萬家，大都市早興起了。
當時最大的商人是鹽商和鐵商。
商稅既歸王室私有，于是王室收入，反而多過了政府。
這也不是出于帝王之私心，隻是社會經濟演變發展，在當時未先逆料到。
漢武帝數伐匈奴，為國家司庫的大司農報告國家錢庫已空，武帝下诏命富商捐款，應者隻蔔式一人。
武帝遂一怒而收回山、林、海、澤之利，把鹽、鐵收歸國營與官辦，把因此所得捐助給政府。
在武帝之意，好像說：你們那些商人，運用了我王家土地發了财，我請你們捐助些給政府，你們不肯應，現在我便把王家私地收回，讓我來直接捐交政府吧。
此種政策，正如今日之“公賣”與“國營”，有的說它頗似近代西方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其實在中國曆史上的出發點則大體如上述。
可見中西曆史仍是不相同。
我們一定先要明白漢武帝以前一種土地所有權的觀念之來曆與轉變，才能明白漢武帝所行“鹽鐵政策”之理論與根據。
漢武帝以後，政府對社會上可獲大利的工商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