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中國曆史上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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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書的“士”，可以不從事生産，因為他是為公衆服務的。
“僧”“道”并不為公衆服務，何能不事生産而依賴别人生活？因此，在一方面講，中國的士是半和尚，因其不事生産而有家庭。
從另一面講，又是雙料和尚，負了治國平天下的大責任，因而又不許他經營私人生活。
中國在秦漢以後形成了士人政府，社會由士人來領導與控制。
所以我對兩漢社會，稱它做“郎吏社會”。
兩晉南北朝，稱它做“門第社會”。
唐代以後，則稱它為“科舉社會”。
這是完全着眼在“士”的一流品之轉變上來劃分的。
這完全和西方不同。
若把馬克思理論來分析中國社會，顯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必然如隔靴搔癢，搔不着真癢處。
三 現在再講到中國社會中之農、工、商三流品。
中國社會也可稱是一個“農業社會”，因農民占了國家最多的戶口，農村是中國最廣的基層。
要講中國的農民生活，必須先講到“土地”問題，這是中國曆史傳統上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問題。
所謂土地問題，便是講土地的“主權”問題。
土地的所有權，應該是國家公有呢？還是由農民私有？ 中國在封建時代就有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和“封建社會”是不可分離的。
井田制度乃是封建政治下一個重要的節目。
井田就是土地國有。
當時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照法理講，全國土地都是天子的。
天子分封給諸侯，諸侯分封給卿大夫，卿大夫再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使用，便形成了井田制度。
土地開始分配，以九百畝劃分九個單位，由八家承耕，每家分種一百畝。
當時似乎尚無像後世租稅的觀念。
唯一條件是八家共同耕種那中間一百畝的一塊，把其收獲交給公家。
實際上，等于公家拿了九分之一的租額。
但此制後來發現了缺點，農民全把精力放在分配到的田畝上，各家的一百畝私田耕得都很肥熟，對公耕的百畝便不免荒蕪了。
于是貴族地主不得不改變辦法，不再将土地分公私，全部交給與農民，而向各家征收其十分之一的田租。
這一轉變便生了問題，因把土地“所有權”的觀念改變了，漸漸地循緻不再去管每家一百畝的平均分配了。
他耕一百畝也好，耕一百二十畝也好，政府反正隻要向他收取十分之一的租稅。
政府變為“認田不認人”，不問你耕多少田，隻知道按田收租，于是逐漸轉變為“耕者有其田”，将原來平均分配的精神打破了。
這樣由土地“國有”轉變到“私有”的過程中，并沒有革命暴動，也沒有任何一套明顯的理論來鼓吹，若把西方眼光來看中國曆史，這是難以了解的。
這像後來印度佛法傳入中國，到唐代已變成為中國的佛學，這是宗教上一大革命，然而也并沒有像西方宗教革命般的顯然争持和流血殘殺。
可見中國曆史并不是沒有變，而是在很和平的狀态下很自然地變了，一幕一幕在不知不覺地變，沒有很鮮明的劃分。
這是中西曆史形态不同。
究極言之，亦是中西人的性格不同，乃至中西文化精神之不同。
但“耕者有其田”也有一大缺點，因為土地所有權既歸私有，耕者便可自由處置變賣土地，社會上便形成有貧富不均的“兼并”現象：“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但在政府租稅制度上，則一向保持輕徭薄賦的傳統。
孟子理想中的租稅額是十分取一，但漢代田賦規定是十五分取一，實際征收隻三十分之一。
唐代更輕，隻合四十分之一。
這是全國一緻的。
但有些農民并得不到好處，他們對地主繳租要高到百分之五十，或更高。
國家法令雖寬，農民并不全受到實惠。
王莽因此主張變法，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重新分配，這叫做“王田”。
王莽用意并不壞，但社會經濟問題，并不是政府一道命令可以解決的。
王莽“土地國有”的政策，卻完全失敗了。
從東漢末年到三國，全國大亂，地方政府解體，土匪盜寇四起，農民無法生存，便去依靠大門第。
壯丁編為大門第的自衛隊，這叫做“部曲”。
大門第再圈占土地分配給部曲戶，有的是部曲戶攜獻土地給大門第，在不打仗的時候，仍由部曲戶耕種。
這些土地，現在則并不歸農民所有，也不屬于國家，而歸入部曲主的掌握中。
農民配到土地，自備牛和農具的，可獲歲收百分之四十。
由地主借給牛和農具的，隻能得到百分之三十，更酷的隻有百分之二十。
當時國家的軍隊因沒有了田租，遂也沒有了饷源。
曹操時有謀士策劃實行“屯田”制度，軍隊于空閑時派田耕種。
照法理論，田地是公家的，抽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生産作為饷糧，其餘繳回政府。
在那時，全國幾乎隻有軍隊，沒有農民了。
軍隊又分兩種，公家的是“屯田兵”，私家的是“部曲”，都由軍隊耕種自給。
當時地方長官如縣令郡守都沒有了，全變成為屯田都尉。
兩漢時代是由農民擔任義務兵役的，現在則由軍隊擔任義務農作。
晉代得了天下，軍隊複員為農民，但田糧仍和從前一樣征收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這是中國曆史上最高僅見的租額，也是中國曆史上農民最痛苦的時代。
隻有今天号稱為代表工農階級的共産政府，卻曾明令規定田租最高不超出百分之八十。
南北朝時，北魏始創立“均田”制，這一變動，又是由租稅制度之變動而影響到土地制度。
當時政府收租為百分之六十，大地主收租也隻百分之六十，因此一般農民，均不願當國家公民，而甯願做大地主私屬的佃戶。
因做大地主的佃戶，遇窮困時還可向地主借貸。
做了國家公民，窮困時會告貸無門。
所以當時政府的戶口冊上公民甚少，大都依歸大門第下為“蔭戶”，這亦可說是一種變相的封建社會了。
北魏孝文帝雖是鮮卑人，但他卻懂得根據中國曆史，改變賦稅政策，把田
“僧”“道”并不為公衆服務，何能不事生産而依賴别人生活？因此，在一方面講，中國的士是半和尚，因其不事生産而有家庭。
從另一面講，又是雙料和尚，負了治國平天下的大責任，因而又不許他經營私人生活。
中國在秦漢以後形成了士人政府，社會由士人來領導與控制。
所以我對兩漢社會，稱它做“郎吏社會”。
兩晉南北朝，稱它做“門第社會”。
唐代以後，則稱它為“科舉社會”。
這是完全着眼在“士”的一流品之轉變上來劃分的。
這完全和西方不同。
若把馬克思理論來分析中國社會，顯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必然如隔靴搔癢，搔不着真癢處。
三 現在再講到中國社會中之農、工、商三流品。
中國社會也可稱是一個“農業社會”，因農民占了國家最多的戶口，農村是中國最廣的基層。
要講中國的農民生活，必須先講到“土地”問題，這是中國曆史傳統上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問題。
所謂土地問題，便是講土地的“主權”問題。
土地的所有權，應該是國家公有呢？還是由農民私有？ 中國在封建時代就有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和“封建社會”是不可分離的。
井田制度乃是封建政治下一個重要的節目。
井田就是土地國有。
當時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照法理講，全國土地都是天子的。
天子分封給諸侯，諸侯分封給卿大夫，卿大夫再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使用，便形成了井田制度。
土地開始分配，以九百畝劃分九個單位，由八家承耕，每家分種一百畝。
當時似乎尚無像後世租稅的觀念。
唯一條件是八家共同耕種那中間一百畝的一塊，把其收獲交給公家。
實際上，等于公家拿了九分之一的租額。
但此制後來發現了缺點，農民全把精力放在分配到的田畝上，各家的一百畝私田耕得都很肥熟，對公耕的百畝便不免荒蕪了。
于是貴族地主不得不改變辦法，不再将土地分公私，全部交給與農民，而向各家征收其十分之一的田租。
這一轉變便生了問題，因把土地“所有權”的觀念改變了，漸漸地循緻不再去管每家一百畝的平均分配了。
他耕一百畝也好，耕一百二十畝也好，政府反正隻要向他收取十分之一的租稅。
政府變為“認田不認人”，不問你耕多少田，隻知道按田收租，于是逐漸轉變為“耕者有其田”，将原來平均分配的精神打破了。
這樣由土地“國有”轉變到“私有”的過程中，并沒有革命暴動，也沒有任何一套明顯的理論來鼓吹，若把西方眼光來看中國曆史，這是難以了解的。
這像後來印度佛法傳入中國，到唐代已變成為中國的佛學，這是宗教上一大革命，然而也并沒有像西方宗教革命般的顯然争持和流血殘殺。
可見中國曆史并不是沒有變，而是在很和平的狀态下很自然地變了，一幕一幕在不知不覺地變，沒有很鮮明的劃分。
這是中西曆史形态不同。
究極言之，亦是中西人的性格不同，乃至中西文化精神之不同。
但“耕者有其田”也有一大缺點，因為土地所有權既歸私有，耕者便可自由處置變賣土地，社會上便形成有貧富不均的“兼并”現象：“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但在政府租稅制度上，則一向保持輕徭薄賦的傳統。
孟子理想中的租稅額是十分取一，但漢代田賦規定是十五分取一，實際征收隻三十分之一。
唐代更輕，隻合四十分之一。
這是全國一緻的。
但有些農民并得不到好處，他們對地主繳租要高到百分之五十，或更高。
國家法令雖寬，農民并不全受到實惠。
王莽因此主張變法，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重新分配，這叫做“王田”。
王莽用意并不壞，但社會經濟問題，并不是政府一道命令可以解決的。
王莽“土地國有”的政策，卻完全失敗了。
從東漢末年到三國，全國大亂，地方政府解體，土匪盜寇四起，農民無法生存，便去依靠大門第。
壯丁編為大門第的自衛隊，這叫做“部曲”。
大門第再圈占土地分配給部曲戶，有的是部曲戶攜獻土地給大門第，在不打仗的時候，仍由部曲戶耕種。
這些土地，現在則并不歸農民所有，也不屬于國家，而歸入部曲主的掌握中。
農民配到土地，自備牛和農具的，可獲歲收百分之四十。
由地主借給牛和農具的，隻能得到百分之三十，更酷的隻有百分之二十。
當時國家的軍隊因沒有了田租，遂也沒有了饷源。
曹操時有謀士策劃實行“屯田”制度，軍隊于空閑時派田耕種。
照法理論，田地是公家的，抽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生産作為饷糧，其餘繳回政府。
在那時，全國幾乎隻有軍隊，沒有農民了。
軍隊又分兩種，公家的是“屯田兵”，私家的是“部曲”，都由軍隊耕種自給。
當時地方長官如縣令郡守都沒有了，全變成為屯田都尉。
兩漢時代是由農民擔任義務兵役的，現在則由軍隊擔任義務農作。
晉代得了天下，軍隊複員為農民，但田糧仍和從前一樣征收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這是中國曆史上最高僅見的租額，也是中國曆史上農民最痛苦的時代。
隻有今天号稱為代表工農階級的共産政府，卻曾明令規定田租最高不超出百分之八十。
南北朝時，北魏始創立“均田”制，這一變動，又是由租稅制度之變動而影響到土地制度。
當時政府收租為百分之六十，大地主收租也隻百分之六十，因此一般農民，均不願當國家公民，而甯願做大地主私屬的佃戶。
因做大地主的佃戶，遇窮困時還可向地主借貸。
做了國家公民，窮困時會告貸無門。
所以當時政府的戶口冊上公民甚少，大都依歸大門第下為“蔭戶”，這亦可說是一種變相的封建社會了。
北魏孝文帝雖是鮮卑人，但他卻懂得根據中國曆史，改變賦稅政策，把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