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中國曆史上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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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期，由日耳曼人南侵，羅馬帝國崩潰，政府法律一切組織解體了，社會上一個個力量便紛紛而起。
他們的封建，指的是那時一種“社會形态”。
中國古代封建，卻是一種“政治制度”。
由天子分封諸侯，諸侯分封卿大夫，統治各地，于是造成中國古史上的“大一統”。
這和西方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所造成的社會封建勢力，截然不同。
中國封建形成，是“政治”的，“由上而下”；西洋封建形成，是“社會”的，“由下而上”。
現在暫不講這一點，而轉講雙方的相同處。
最要是雙方同樣有兩個階級之對立，一是“貴族”階級，一是“平民”階級。
所不同者，中國貴族階級是純政治的，沒有教會僧侶宗教性的貴族。
西方封建社會由城市工商人發展成為中産階級，起來争取政權，這可說是由于近代的資本主義起來推翻了封建主義。
中國呢？到了戰國以後秦漢時代，封建社會消失了，不再有貴族、平民階級之對立，但也沒有資本主義之興起，這事實說明了與馬克思理論之不相符。
中國社會自秦漢以後，在一般人腦海中，并沒有“階級”，但卻有“流品”。
我們可以說，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流品社會”，并不是一個階級社會。
中國社會上從此分為士、農、工、商四流品，亦可稱為“四民社會”。
流品不是階級。
若我們不明白士、農、工、商四流品，亦将不明白中國社會之特點。
農、工、商三流，西方社會也有，現在我們先講“士”的一流。
平常說“士”是讀書人，這并不恰切，因中國社會向沒有禁止農、工、商人讀書。
有人說“士”是知識分子，也同樣不恰切。
中國人對士之一流，卻另外有一種不平常的涵義。
因“士”可以參加國家考試，跑進政府，預聞政治。
我們常說“士大夫”“士君子”，士是參加政府的一特殊流品。
而且秦漢以後的政府，亦僅由此輩士人所組織。
中國秦漢以後的政府，便變成了“士人政府”，這和封建社會裡的貴族政府絕不同。
在西方封建社會後期，工、商人興起，在先隻是對政府争取監督租稅收支，審核預算決算，而不是直接要求參政。
那時的政府則仍是貴族的。
這個審核機構，即是今天議會的雛型。
其後因議會種種刁難，政府無法應付，乃由議會中多數黨出來組織内閣，形成了現代西方的“民主政治”。
他們這一轉變，是“有錢人”起來打倒了“有權人”。
中國秦漢以後，早不是貴族政府了，參加政治組織政府的，都是平民中間的士。
“士”經過了政府之察舉和考試而加入政府，這一制度，由漢武帝時代董仲舒之建議而确立。
但既做了政府官吏，便該和社會平民有分别。
做官後，由國家給以俸祿，理論上應該專為公家服務，再不該顧及各自的私生活了。
若其再謀個人經濟，經營私家生活，則将妨礙公衆，虧負本身的職守。
其餘農、工、商三流，則各自經營私生活，而負有繳納租稅的義務。
這個道理，自孔子時即開始提出。
《論語》裡屢次說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一類的話。
孟子也說：“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農、工、商生活有私家經濟之憑藉，惟士則無恒産而有恒心。
其精神所注在于“道”，不在私人衣食。
漢武帝時規定做官人不許經商，唐代規定應考人做官人都不能兼營工商業。
士人報考，必須聲明身家清白，此所謂清白，亦包有不兼營私人生産工作而言。
因此中國社會上的士，其身份地位，很有些相當于佛教的和尚或外國的教士。
不過和尚是要出家的。
在西方，宗教與政治分途，“上帝的事由上帝管，凱撒的事由凱撒管”。
傳教徒既沒有家庭，也不參加政治。
而中國的士，則是不出家的，不但有家庭，還要參加政府，要顧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套人生的大任務。
西方社會裡的最高人生理論寄托教會，中國社會的人生大道理，則寄托在士的一流。
有志做士的，便不該自謀個人生活。
他的個人生活該由旁人來替他解決，他則應該專為公衆服務。
孟子之徒問孟子：“先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不太奢侈嗎？”孟子說：“堯以天下讓舜，舜受了堯的天下，也不算奢侈。
像我這樣，怎便算是奢侈呢？”因此中國社會上的士，是可貧可富的。
在中國，士是雙料的和尚。
因西方教士和佛教和尚，不要家庭子女，不參加政治，所以說是單料的。
中國的士，卻有家庭，須得仰事俯蓄，但又不準他為自己謀生活，專要他講道，假使不這樣，又如何負得起治國平天下之重任？諸葛亮做了漢相，臨終遺表說：“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
臣身在外，别無調度，随時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盈财。
”這是中國社會士的傳統精神。
積極方面要參加政治，來管公家事；消極方面不許他兼營管自己的經濟私生活。
所以說他們是雙料的，至少也是半宗教性的。
這是說：中國的士，至少該有一半的和尚精神。
因其不經營私人産業，便和出家人無異。
一個國家的政治，交給這批人來管，這批人既是向來不考慮個人經濟，則對其整個國家的經濟，他們的思想和政策會怎樣呢？這一層，諸位自可想象及之。
若使從中古時期以下的西方，全把政權交給與教會，我想至少也決不會讓社會産生此後的資本主義了。
今天西方的政黨，其背後是代表着社會的資本和産業的。
中國則不然。
中國社會因為有了士的一流品，它可不要宗教，它的政府也不會變成貴族政府、軍人政府、富人政府或窮人政府等，而永遠是一種“士人政府”。
此乃中國社會的根本特殊點，韓愈的《原道》，排斥佛、老，他說：社會上隻有讀孔
他們的封建，指的是那時一種“社會形态”。
中國古代封建，卻是一種“政治制度”。
由天子分封諸侯，諸侯分封卿大夫，統治各地，于是造成中國古史上的“大一統”。
這和西方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所造成的社會封建勢力，截然不同。
中國封建形成，是“政治”的，“由上而下”；西洋封建形成，是“社會”的，“由下而上”。
現在暫不講這一點，而轉講雙方的相同處。
最要是雙方同樣有兩個階級之對立，一是“貴族”階級，一是“平民”階級。
所不同者，中國貴族階級是純政治的，沒有教會僧侶宗教性的貴族。
西方封建社會由城市工商人發展成為中産階級，起來争取政權，這可說是由于近代的資本主義起來推翻了封建主義。
中國呢？到了戰國以後秦漢時代，封建社會消失了，不再有貴族、平民階級之對立，但也沒有資本主義之興起，這事實說明了與馬克思理論之不相符。
中國社會自秦漢以後，在一般人腦海中，并沒有“階級”，但卻有“流品”。
我們可以說，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流品社會”，并不是一個階級社會。
中國社會上從此分為士、農、工、商四流品，亦可稱為“四民社會”。
流品不是階級。
若我們不明白士、農、工、商四流品，亦将不明白中國社會之特點。
農、工、商三流，西方社會也有，現在我們先講“士”的一流。
平常說“士”是讀書人，這并不恰切，因中國社會向沒有禁止農、工、商人讀書。
有人說“士”是知識分子，也同樣不恰切。
中國人對士之一流，卻另外有一種不平常的涵義。
因“士”可以參加國家考試，跑進政府，預聞政治。
我們常說“士大夫”“士君子”，士是參加政府的一特殊流品。
而且秦漢以後的政府，亦僅由此輩士人所組織。
中國秦漢以後的政府，便變成了“士人政府”，這和封建社會裡的貴族政府絕不同。
在西方封建社會後期，工、商人興起，在先隻是對政府争取監督租稅收支，審核預算決算，而不是直接要求參政。
那時的政府則仍是貴族的。
這個審核機構，即是今天議會的雛型。
其後因議會種種刁難，政府無法應付，乃由議會中多數黨出來組織内閣，形成了現代西方的“民主政治”。
他們這一轉變，是“有錢人”起來打倒了“有權人”。
中國秦漢以後，早不是貴族政府了，參加政治組織政府的，都是平民中間的士。
“士”經過了政府之察舉和考試而加入政府，這一制度，由漢武帝時代董仲舒之建議而确立。
但既做了政府官吏，便該和社會平民有分别。
做官後，由國家給以俸祿，理論上應該專為公家服務，再不該顧及各自的私生活了。
若其再謀個人經濟，經營私家生活，則将妨礙公衆，虧負本身的職守。
其餘農、工、商三流，則各自經營私生活，而負有繳納租稅的義務。
這個道理，自孔子時即開始提出。
《論語》裡屢次說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一類的話。
孟子也說：“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農、工、商生活有私家經濟之憑藉，惟士則無恒産而有恒心。
其精神所注在于“道”，不在私人衣食。
漢武帝時規定做官人不許經商，唐代規定應考人做官人都不能兼營工商業。
士人報考，必須聲明身家清白，此所謂清白，亦包有不兼營私人生産工作而言。
因此中國社會上的士，其身份地位，很有些相當于佛教的和尚或外國的教士。
不過和尚是要出家的。
在西方，宗教與政治分途，“上帝的事由上帝管，凱撒的事由凱撒管”。
傳教徒既沒有家庭，也不參加政治。
而中國的士，則是不出家的，不但有家庭，還要參加政府，要顧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套人生的大任務。
西方社會裡的最高人生理論寄托教會，中國社會的人生大道理，則寄托在士的一流。
有志做士的，便不該自謀個人生活。
他的個人生活該由旁人來替他解決，他則應該專為公衆服務。
孟子之徒問孟子：“先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不太奢侈嗎？”孟子說：“堯以天下讓舜，舜受了堯的天下，也不算奢侈。
像我這樣，怎便算是奢侈呢？”因此中國社會上的士，是可貧可富的。
在中國，士是雙料的和尚。
因西方教士和佛教和尚，不要家庭子女，不參加政治，所以說是單料的。
中國的士，卻有家庭，須得仰事俯蓄，但又不準他為自己謀生活，專要他講道，假使不這樣，又如何負得起治國平天下之重任？諸葛亮做了漢相，臨終遺表說：“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
臣身在外，别無調度，随時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盈财。
”這是中國社會士的傳統精神。
積極方面要參加政治，來管公家事；消極方面不許他兼營管自己的經濟私生活。
所以說他們是雙料的，至少也是半宗教性的。
這是說：中國的士，至少該有一半的和尚精神。
因其不經營私人産業，便和出家人無異。
一個國家的政治，交給這批人來管，這批人既是向來不考慮個人經濟，則對其整個國家的經濟，他們的思想和政策會怎樣呢？這一層，諸位自可想象及之。
若使從中古時期以下的西方，全把政權交給與教會，我想至少也決不會讓社會産生此後的資本主義了。
今天西方的政黨，其背後是代表着社會的資本和産業的。
中國則不然。
中國社會因為有了士的一流品，它可不要宗教，它的政府也不會變成貴族政府、軍人政府、富人政府或窮人政府等，而永遠是一種“士人政府”。
此乃中國社會的根本特殊點，韓愈的《原道》，排斥佛、老，他說：社會上隻有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