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中國曆史上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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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濟是人生一個“基本”問題，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若使經濟問題不得好解決，其他一切問題都将受影響。
可是經濟問題并不包括人生的整個問題，也不能說經濟問題可以決定人生其他的一切問題。
我認為經濟在全部人生中所占地位，消極的價值多，積極的價值少。
缺少了它，影響大；增加了它，價值并不大。
譬如一個人要五百元維持一月的生活，缺少了一百元，對整個生活影響大；但增多了一百元，則此一百元之價值決不能和缺少的一百元相比。
甚至經濟上無限增加，不僅對人生沒有積極價值，或許還可産生一種逆反的價值，發生許多壞處。
個人如此，整個社會世界亦複如此。
所以經濟價值是“消極的多于積極的”。
換言之，經濟隻是人生中少不得的一項“起碼”條件。
若論經濟情況的向上，卻該有其一定比例的限度。
由整個文化、整個人生來看經濟，經濟的發展是應有其比例的“限度”的。
倘若個人或社會，把經濟當作唯一最重要的事件與問題，那麼這個人的人生決非最理想的人生，這社會也決非最理想的社會。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可以決定一切，全部人生都受經濟條件的支配，這一理論，就今天西方世界來說，未嘗沒有它部分的真理。
但是這個真理，已是病态的真理。
我們若真受經濟問題來支配決定我們的一切，這一個人生，這一個社會，這一段曆史，這一種文化，已經走上了病态。
馬克思的理論，是在西方社會開始走上病态後才産生的。
因此他講人類社會演進，完全在經濟問題上着眼。
他說：“人類社會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的社會。
”這樣講法，至少有兩個缺點： 第一，他隻能講通半部西洋史。
中古時期的歐洲，是一個封建主義的社會；近代歐洲，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這算是對了。
可是以前，還有很長的一段。
在希臘、羅馬時期，馬克思說它們是奴隸社會，這話便太牽強。
單拿“奴隸社會”四個字，包括不盡希臘的文化人生和羅馬的文化人生之顯然不同處。
我想馬克思是先研究了近代歐洲社會，再推到中古時期，認為是由封建社會轉成資本主義的社會，這算是對了。
再向上推，而仍要單從“經濟”一觀點來講西方全部曆史，就有些說不通。
此刻我們單根據他後半一段來講，封建社會有兩個階級之存在，一是“貴族”階級，一是“平民”階級。
這裡有該特别注意的一點，西方的貴族階級，不全是政治上的公爵侯爵等，同時還有教會，也等于封建大地主。
這一社會漸漸演變，到近代都市興起，乃有新的工商業，所謂“中産階級”，起來向上面的封建貴族争取自由，争取政權，造成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
他們講個人平等信仰自由，結果造成了“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間經濟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
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倫敦，看到當時種種工業生産之不人道，經濟上的不平等，發表他的“資本論”“唯物史觀”“階級鬥争”一套的理論。
他說：資本愈集中，無産階級愈擴大，中産階級便不可能存在。
無産階級經過了資本主義的嚴格管理，他們有知識，有訓練，有組織，隻要擴大的無産階級團結起來，推翻資産階級，這個世界就變成了無産階級專政。
可是大家都說馬克思這個預言失敗了。
照他的理論，應該在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國家，才愈容易引起無産階級的反動。
今天共産主義并不産生在美英等國，而産生在經濟落後的俄國。
實在馬克思預言也并不錯。
我們若不把各個國家分開單獨看，而從整個世界的共通處去看，由于資本主義個人自由的經濟發展，在國内固造成有産、無産階級之對立，但由資本主義之向外發展而成為帝國主義之殖民侵略，卻使國内窮的不太窮，富的更富了。
但就整個世界言，正如希脫勒所講，有許多變成“有”的國家，有許多變成“無”的國家，如是則并不是在一國之内變成為有産階級與無産階級之對立，而是在整個世界上分成了“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之對立。
俄國正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無”的國家，所以列甯要補充馬克思所沒有強調的一句話，即是“打倒帝國主義”，這隻是馬克思預言的局部修正。
今天的世界，若沒有更好的方案，終不免會産生“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的鬥争。
這是說明了今天的西方，已經走上了經濟問題成為最主要問題的時代，這根本是一個病态的時代。
馬克思确實指出了近代西方的病态，但共産主義并不能解決這個病。
有了資本主義才有共産主義，共産主義隻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反動”。
倘使資本主義不加修正，共産主義不可能完全消滅，這是西方現代文化一大困難。
二 今天要講的是中國曆史上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形态。
照我下面所講，卻可證明馬克思理論的第二缺點。
它隻能講西方，不能講中國。
因為中國曆史并沒有依照馬克思觀點而發展，特别重要的，中國社會乃由其他部分來領導經濟，控制經濟，而并不單純的由經濟問題來領導社會、控制社會。
所以經濟問題在中國曆史上，并不占最重要的地位。
中國曆史實在比較地能把經濟安放在其“消極價值”之應有地位上。
今天中國人縱然就此吃了虧，似乎一向太不注意經濟的發展。
但就中國全部曆史看，經濟問題所以不成為中國社會人生惟一大問題的，乃因其有領導控制的經濟力量在。
這個力量，我們要客觀地指出，平心地檢讨。
第一點，中國社會與西方有一顯然不同處。
西方社會常有顯明的“階級對立”，中古時代是貴族與平民，近代是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
中國在西周及春秋時，也可說是一封建社會，但與西方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不完全相同。
西方中
若使經濟問題不得好解決，其他一切問題都将受影響。
可是經濟問題并不包括人生的整個問題，也不能說經濟問題可以決定人生其他的一切問題。
我認為經濟在全部人生中所占地位，消極的價值多，積極的價值少。
缺少了它，影響大；增加了它，價值并不大。
譬如一個人要五百元維持一月的生活，缺少了一百元，對整個生活影響大；但增多了一百元，則此一百元之價值決不能和缺少的一百元相比。
甚至經濟上無限增加，不僅對人生沒有積極價值，或許還可産生一種逆反的價值，發生許多壞處。
個人如此，整個社會世界亦複如此。
所以經濟價值是“消極的多于積極的”。
換言之，經濟隻是人生中少不得的一項“起碼”條件。
若論經濟情況的向上，卻該有其一定比例的限度。
由整個文化、整個人生來看經濟，經濟的發展是應有其比例的“限度”的。
倘若個人或社會，把經濟當作唯一最重要的事件與問題，那麼這個人的人生決非最理想的人生，這社會也決非最理想的社會。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可以決定一切，全部人生都受經濟條件的支配，這一理論，就今天西方世界來說，未嘗沒有它部分的真理。
但是這個真理，已是病态的真理。
我們若真受經濟問題來支配決定我們的一切，這一個人生，這一個社會，這一段曆史，這一種文化，已經走上了病态。
馬克思的理論，是在西方社會開始走上病态後才産生的。
因此他講人類社會演進，完全在經濟問題上着眼。
他說：“人類社會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的社會。
”這樣講法，至少有兩個缺點： 第一，他隻能講通半部西洋史。
中古時期的歐洲，是一個封建主義的社會；近代歐洲，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這算是對了。
可是以前，還有很長的一段。
在希臘、羅馬時期，馬克思說它們是奴隸社會，這話便太牽強。
單拿“奴隸社會”四個字，包括不盡希臘的文化人生和羅馬的文化人生之顯然不同處。
我想馬克思是先研究了近代歐洲社會，再推到中古時期，認為是由封建社會轉成資本主義的社會，這算是對了。
再向上推，而仍要單從“經濟”一觀點來講西方全部曆史，就有些說不通。
此刻我們單根據他後半一段來講，封建社會有兩個階級之存在，一是“貴族”階級，一是“平民”階級。
這裡有該特别注意的一點，西方的貴族階級，不全是政治上的公爵侯爵等，同時還有教會，也等于封建大地主。
這一社會漸漸演變，到近代都市興起，乃有新的工商業，所謂“中産階級”，起來向上面的封建貴族争取自由，争取政權，造成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
他們講個人平等信仰自由，結果造成了“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間經濟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
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倫敦，看到當時種種工業生産之不人道，經濟上的不平等，發表他的“資本論”“唯物史觀”“階級鬥争”一套的理論。
他說：資本愈集中，無産階級愈擴大，中産階級便不可能存在。
無産階級經過了資本主義的嚴格管理，他們有知識，有訓練，有組織，隻要擴大的無産階級團結起來，推翻資産階級，這個世界就變成了無産階級專政。
可是大家都說馬克思這個預言失敗了。
照他的理論，應該在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國家，才愈容易引起無産階級的反動。
今天共産主義并不産生在美英等國，而産生在經濟落後的俄國。
實在馬克思預言也并不錯。
我們若不把各個國家分開單獨看，而從整個世界的共通處去看，由于資本主義個人自由的經濟發展，在國内固造成有産、無産階級之對立，但由資本主義之向外發展而成為帝國主義之殖民侵略，卻使國内窮的不太窮，富的更富了。
但就整個世界言，正如希脫勒所講，有許多變成“有”的國家，有許多變成“無”的國家，如是則并不是在一國之内變成為有産階級與無産階級之對立，而是在整個世界上分成了“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之對立。
俄國正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無”的國家，所以列甯要補充馬克思所沒有強調的一句話，即是“打倒帝國主義”，這隻是馬克思預言的局部修正。
今天的世界，若沒有更好的方案，終不免會産生“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的鬥争。
這是說明了今天的西方，已經走上了經濟問題成為最主要問題的時代，這根本是一個病态的時代。
馬克思确實指出了近代西方的病态，但共産主義并不能解決這個病。
有了資本主義才有共産主義，共産主義隻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反動”。
倘使資本主義不加修正，共産主義不可能完全消滅，這是西方現代文化一大困難。
二 今天要講的是中國曆史上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形态。
照我下面所講，卻可證明馬克思理論的第二缺點。
它隻能講西方，不能講中國。
因為中國曆史并沒有依照馬克思觀點而發展，特别重要的，中國社會乃由其他部分來領導經濟，控制經濟，而并不單純的由經濟問題來領導社會、控制社會。
所以經濟問題在中國曆史上，并不占最重要的地位。
中國曆史實在比較地能把經濟安放在其“消極價值”之應有地位上。
今天中國人縱然就此吃了虧，似乎一向太不注意經濟的發展。
但就中國全部曆史看，經濟問題所以不成為中國社會人生惟一大問題的，乃因其有領導控制的經濟力量在。
這個力量，我們要客觀地指出，平心地檢讨。
第一點，中國社會與西方有一顯然不同處。
西方社會常有顯明的“階級對立”，中古時代是貴族與平民，近代是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
中國在西周及春秋時，也可說是一封建社會，但與西方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不完全相同。
西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