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中國曆史上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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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來管理世間事？于是發生了宗教革命，政權、教權再分立。
今天西方，一面是“個人自由”，服從多數；一面是“信仰上帝”，接受上帝的教訓。
近代西方人卻漸感覺得政治上有時也不能專服從多數，但教堂裡的最高理論在上帝，政治上的最高理論呢？在西方除卻服從多數外，還是沒有，于是希脫勒、史太林之流應運而生，再來一個政教合一，成為他們近代的“極權”政治。
我們對此固然要反對，但我又不得不問，多數政治就對了嗎？若論道理，有時多數的并不對，少數的并不就不對。
所以今天西方政治是隻講“主權”，不講“道理”的。
若講道理，反而成為極權政治了。
他們的道理，一向由上帝來講，由教堂來代表。
所謂“國民教育”，隻教如何做一個“公民”，卻不教如何做一個“人”。
“大學教育”是傳授“智識”的，謀求“職業”的，也不重在教人做人的。
做人的道理歸誰教？那是教堂裡牧師的責任。
所以在西方，上帝隻教人，不管人；凱撒隻管人，不教人。
若要管教合一，在中古，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理想。
在此刻，是德、蘇的極權政治之真義。
教人的事也由凱撒管，在上者的主義和理論，不僅要你依政治立場來服從，而且要依宗教傳統來信仰。
信仰了政府，再也不許你信仰上帝。
所以他們的極權政治則必然要“反宗教”。
中國政治卻另有一套理論。
這一套理論，既不在凱撒，也不在上帝，而在學校和讀書人。
政府隻是學術的護法者，中國傳統向來主由“學術指導政治”，決非由政治來指導學術的。
因于崇尚學術，故必“選賢與能”，學術是不能憑多少數來判定是非的。
然則中國傳統政治有無缺點和毛病呢？當知世界自有曆史，古今中外，任何一種政治，都不會十全十美，都該随時修正改進。
隔了幾十年或幾百年，都該大修正，大改進。
政治是現實的，應該迎合潮流與時俱進的。
我上面所講，隻是曆史上中國政治之真相。
六 這裡我要特别提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一方面彙合了世界近代新政治思想的三大潮流。
如英、美、法的民主政治，固然有很多長處，但也有缺點。
就理論講，法國大革命起源于盧梭之《民約論》，他說政府主權由社會公意交與，假使民衆不贊成此政府，可以把主權收回。
可是沒有一個曆史家，真發現了像盧梭所謂“民約”的社會。
盧梭的說法，實是一種并無曆史憑據的空論。
又他的“天賦人權”說，顯然近于宗教性，但哪裡真有上帝賦我們以主權呢？近代他們的憲法，常說國家主權在民衆，但試問若沒有了國家，民衆主權又在哪裡呢？若說每人要“平等”，要“自由”，實際上，那又何嘗可能呢？民主政治下的平等自由，都是“有限”的。
一個國家和政府，并不單有主權便夠，還該有它的“理想”。
所以一個僅是權力的國家，并不是一個最合理想的國家。
民主政治既不能表現它圓滿的理想，遂有共産主義起來，想聯合世界上無産階級來推翻他們近代傳統的代議政治和主權國家了。
照理論：共産主義是接近世界性的，而民主政治則易于封閉在各個國家之内。
但今天英美社會，經濟繁榮，國民知識程度高，政治又早上軌道，他們有能力來反對共産主義。
如是經濟落後，國民知識程度低，民主政治的基礎不夠，一經共産宣傳，便沒有辦法抵抗了。
這正因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無論在理論上，實行上，也仍有弱點。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會産生了希脫勒與墨索裡尼，他們要推倒當時在他們國内盛行的共産主義，于是提出了“民族和國家主義”來做口号。
今天法西斯、納粹是打倒了，個人自由是誠可寶貴的，但我們對無産勞苦大衆也應該十分注意的，對于“國家”“民族”“曆史”“領袖”諸概念，在政治上，也同樣不可全部否認其價值。
在近代西方，此三大政治思想潮流，實也是各有長短，各有得失的。
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顧及了民族、國家、曆史、文化、領袖諸要點。
“民權主義”接近民主政治。
“民生主義”有一部分接近共産主義。
但民生主義是生理的，共産主義是病理的。
民生主義不抹殺個人，不抹殺經濟以外其他文化的各部門，不純粹以唯物史觀階級鬥争作理論。
中山先生把近代西方三個政治思潮彙起來，一鼎三足，合則見其利，分則見其害。
他又同時承襲了中國傳統政治的長處，于三權分立外，再加上考試、監察二權。
又特别提出“權”“能”分職之理論，權在民衆，能在政府。
把民衆比作劉阿鬥，把政府比作諸葛亮。
叫人民把一切政權交給與政府，這是中國曆史傳統下“選賢與能”的政治理想之新修正。
西方民主政治若稱之為“契約政權”，則權能分職的五權憲法應叫做“信托政權”。
孫中山雖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理論和精神上，都把來變通了。
這裡更有一點要講的：西方人生觀的出發點是近于主張“性惡”的。
宗教上的最高信仰，主張人類生來帶有罪孽，因此一面要信賴上帝，一面要看重法律與契約。
此刻若除卻宗教不尊信，而單講像西方般的重法觀點，則将和中國韓非的理論相似。
中國傳統對人生觀的出發點主張“性善”，因此信托了那個被信托的人，所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都可歸屬于政府。
這是甚合中國傳統以“職任”來看政府，不以“權力”來看政府的傳統觀念的。
我們若要采取西方的新潮流，配合中國的舊傳統，自己按照時代要求，另創造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在這四十年來，隻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他的理想，和其主張内容，縱說不能全無修正地實現，或許有更超卓的意見會繼續地出現，但必然仍将要采用世界新潮流，配合自己舊傳統，來創成中國自己的一套政治和其理論，才能救中國，這是絕對無疑的。
決非是美國的政治和其理論能夠救中國，也決非蘇俄的政治和其理論能夠救中國。
中國要求“民族”和“國家”之獨立，則必須先求“思想”和“政治”之獨立，這又是決然無疑的。
否則今天學甲國，明天學乙國，決不是中國的出路。
中國政治将來的新出路，決不全是美國式，也決不全是蘇俄式。
跟在人家後面跑，永遠不會有出路。
我們定要能采取各國之長，配合自己國家實情，創造出一個适合于中國自己理論的政治。
這四十年來，隻有孫中山先生有此偉願，有此卓識，值得我們崇敬。
今天西方，一面是“個人自由”，服從多數；一面是“信仰上帝”，接受上帝的教訓。
近代西方人卻漸感覺得政治上有時也不能專服從多數，但教堂裡的最高理論在上帝，政治上的最高理論呢？在西方除卻服從多數外，還是沒有，于是希脫勒、史太林之流應運而生，再來一個政教合一，成為他們近代的“極權”政治。
我們對此固然要反對，但我又不得不問，多數政治就對了嗎？若論道理，有時多數的并不對，少數的并不就不對。
所以今天西方政治是隻講“主權”，不講“道理”的。
若講道理，反而成為極權政治了。
他們的道理，一向由上帝來講，由教堂來代表。
所謂“國民教育”，隻教如何做一個“公民”，卻不教如何做一個“人”。
“大學教育”是傳授“智識”的，謀求“職業”的，也不重在教人做人的。
做人的道理歸誰教？那是教堂裡牧師的責任。
所以在西方，上帝隻教人，不管人；凱撒隻管人，不教人。
若要管教合一，在中古，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理想。
在此刻，是德、蘇的極權政治之真義。
教人的事也由凱撒管，在上者的主義和理論，不僅要你依政治立場來服從，而且要依宗教傳統來信仰。
信仰了政府，再也不許你信仰上帝。
所以他們的極權政治則必然要“反宗教”。
中國政治卻另有一套理論。
這一套理論，既不在凱撒，也不在上帝，而在學校和讀書人。
政府隻是學術的護法者，中國傳統向來主由“學術指導政治”，決非由政治來指導學術的。
因于崇尚學術，故必“選賢與能”，學術是不能憑多少數來判定是非的。
然則中國傳統政治有無缺點和毛病呢？當知世界自有曆史，古今中外，任何一種政治，都不會十全十美，都該随時修正改進。
隔了幾十年或幾百年，都該大修正，大改進。
政治是現實的，應該迎合潮流與時俱進的。
我上面所講，隻是曆史上中國政治之真相。
六 這裡我要特别提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一方面彙合了世界近代新政治思想的三大潮流。
如英、美、法的民主政治，固然有很多長處，但也有缺點。
就理論講，法國大革命起源于盧梭之《民約論》，他說政府主權由社會公意交與，假使民衆不贊成此政府，可以把主權收回。
可是沒有一個曆史家，真發現了像盧梭所謂“民約”的社會。
盧梭的說法，實是一種并無曆史憑據的空論。
又他的“天賦人權”說，顯然近于宗教性，但哪裡真有上帝賦我們以主權呢？近代他們的憲法，常說國家主權在民衆，但試問若沒有了國家，民衆主權又在哪裡呢？若說每人要“平等”，要“自由”，實際上，那又何嘗可能呢？民主政治下的平等自由，都是“有限”的。
一個國家和政府，并不單有主權便夠，還該有它的“理想”。
所以一個僅是權力的國家，并不是一個最合理想的國家。
民主政治既不能表現它圓滿的理想，遂有共産主義起來，想聯合世界上無産階級來推翻他們近代傳統的代議政治和主權國家了。
照理論：共産主義是接近世界性的，而民主政治則易于封閉在各個國家之内。
但今天英美社會，經濟繁榮，國民知識程度高，政治又早上軌道，他們有能力來反對共産主義。
如是經濟落後，國民知識程度低，民主政治的基礎不夠，一經共産宣傳，便沒有辦法抵抗了。
這正因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無論在理論上，實行上，也仍有弱點。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會産生了希脫勒與墨索裡尼，他們要推倒當時在他們國内盛行的共産主義，于是提出了“民族和國家主義”來做口号。
今天法西斯、納粹是打倒了，個人自由是誠可寶貴的，但我們對無産勞苦大衆也應該十分注意的，對于“國家”“民族”“曆史”“領袖”諸概念，在政治上，也同樣不可全部否認其價值。
在近代西方，此三大政治思想潮流，實也是各有長短，各有得失的。
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顧及了民族、國家、曆史、文化、領袖諸要點。
“民權主義”接近民主政治。
“民生主義”有一部分接近共産主義。
但民生主義是生理的，共産主義是病理的。
民生主義不抹殺個人，不抹殺經濟以外其他文化的各部門，不純粹以唯物史觀階級鬥争作理論。
中山先生把近代西方三個政治思潮彙起來，一鼎三足，合則見其利，分則見其害。
他又同時承襲了中國傳統政治的長處，于三權分立外，再加上考試、監察二權。
又特别提出“權”“能”分職之理論，權在民衆，能在政府。
把民衆比作劉阿鬥，把政府比作諸葛亮。
叫人民把一切政權交給與政府，這是中國曆史傳統下“選賢與能”的政治理想之新修正。
西方民主政治若稱之為“契約政權”，則權能分職的五權憲法應叫做“信托政權”。
孫中山雖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理論和精神上，都把來變通了。
這裡更有一點要講的：西方人生觀的出發點是近于主張“性惡”的。
宗教上的最高信仰，主張人類生來帶有罪孽，因此一面要信賴上帝，一面要看重法律與契約。
此刻若除卻宗教不尊信，而單講像西方般的重法觀點，則将和中國韓非的理論相似。
中國傳統對人生觀的出發點主張“性善”，因此信托了那個被信托的人，所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都可歸屬于政府。
這是甚合中國傳統以“職任”來看政府，不以“權力”來看政府的傳統觀念的。
我們若要采取西方的新潮流，配合中國的舊傳統，自己按照時代要求，另創造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在這四十年來，隻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他的理想，和其主張内容，縱說不能全無修正地實現，或許有更超卓的意見會繼續地出現，但必然仍将要采用世界新潮流，配合自己舊傳統，來創成中國自己的一套政治和其理論，才能救中國，這是絕對無疑的。
決非是美國的政治和其理論能夠救中國，也決非蘇俄的政治和其理論能夠救中國。
中國要求“民族”和“國家”之獨立，則必須先求“思想”和“政治”之獨立，這又是決然無疑的。
否則今天學甲國，明天學乙國，決不是中國的出路。
中國政治将來的新出路，決不全是美國式，也決不全是蘇俄式。
跟在人家後面跑，永遠不會有出路。
我們定要能采取各國之長，配合自己國家實情，創造出一個适合于中國自己理論的政治。
這四十年來，隻有孫中山先生有此偉願，有此卓識，值得我們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