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中國曆史上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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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了。
但明代派官，也有幾個辦法。
内閣大學士，六部尚書，均由朝廷公開會議推選決定，有的則出皇帝的特旨。
侍郎以下的官，便由吏部尚書召集三品以上官員共同推定。
再下即由吏部會議推派。
再以下不須推定，便由吏部開會選派。
外省總督、巡撫，也由朝廷九卿公共推決，而由吏部尚書主席。
布政司以下，由三品以上官會舉。
所以中國人參加政府，必須經過公開考試。
而官吏升降，也須經過一定的制度。
唐代有人說：“禮部侍郎（相當于今之教育部次長）權重于宰相”，因為宰相必須經過禮部考試出身。
沒有這出身的便做不到宰相，那何嘗是由皇帝一人專制決定呢？ 至于官吏做錯事情了，政府另外有兩種的“監察權”。
一部分是監察“發布命令”之錯誤的，另一部分是監察“執行命令”之錯誤的。
行使這兩種職權的人，中國曆史上是禦史和谏官，也即是今天監察制度的由來。
“禦史大夫”在漢代相當于副宰相，其下有二屬官： 一為“禦史丞”，監察外朝，負責代宰相監察政府各級機構的官吏。
一為“禦史中丞”，處于内廷，是代表宰相監察皇室與宮廷的。
他職位雖低，卻可監察到最高的皇帝，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裡一個微妙之處。
因為由宰相直接監察皇帝，易于遭惹君相沖突。
所以由皇帝任命宰相；宰相任命禦史大夫，禦史中丞又是禦史大夫之下屬，但他的職任卻在監察皇宮内廷之一切，那豈不是一個微妙的安插嗎？ 監察制度到唐代，乃有“台”“谏”之分。
台官是“禦史台”，專負監察百官之責；“谏官”則專對天子谏诤得失。
谏官乃宰相之屬僚，禦史台則系另一獨立機構，并不關宰相直轄。
照唐代習慣，宰相谒見皇帝讨論政事，常随帶谏官同往。
如遇皇帝有不是處，谏官可以直言規正，這同時也可以避免皇帝與宰相直接沖突，故而雙方在此設了一緩沖。
谏官是小職位，以直谏為職，“直言極谏”是盡職，不會得罪的。
即使得罪了，小官不足惜，而因此随後得升遷的大希望。
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政治裡運用技巧的苦心處。
宋代的監察制度遠不如唐代。
那時規定台官、谏官均不由宰相推薦，于是谏官不再為宰相的屬僚。
禦史限于彈劾違法與不盡職，其職權是專對政府官吏的。
谏官則職在評論是非，本意要他對皇帝谏诤。
到宋代，谏官反變為不與皇帝為難，而轉移鋒铓來和宰相為難。
因此宰相身邊反而多出了一個掣肘的機構。
谏官不再如唐代時幫助宰相，在皇帝之前評論皇帝是非，反而在宰相之旁評論宰相的是非。
谏官既職司評論，即使評論錯了，也不算違職犯法，而且不谏诤即是不盡職，于是政府中橫生了一部分專持異見不負實責的分子，形成了谏官與政府之對立，亦即谏官與宰相之對立。
神宗以後，因谏官習氣太橫，是非太多，激起了政治上反動，大家都不理會他們，逐漸在政府内不複發生作用。
到明代，則索性把谏官廢了，隻留“給事中”。
唐代給事中是宰相屬員，屬門下省。
宰相所拟诏旨，由他們參加審核，認為诏旨有不當處，可以封還重拟。
那是中國曆史上之所謂“封駁”。
在明代，給事中職權獨立了。
明代廢去宰相，政府最高命令，由皇帝直接發下，内閣大學士的職權隻等于皇帝的秘書處。
那時執行命令的尚書省，也把長官廢了。
六部尚書，吏、戶、禮、兵、刑、工各自獨立，皇帝命令直向各部尚書頒發。
但在各部中，卻各有“給事中”若幹員，論其職位，隻如今之科員，是極低微的，但皇帝诏旨，他們卻有權參加意見，在當時謂之“科參”。
而且每一給事中，都可單獨建議，不受旁人牽制。
诏旨經他們反對，都可附上駁正意見，将原旨送部再核。
如是則皇帝的出令權，依然有了限制。
所以中國的傳統政治，既非皇帝一人所能專制，也非宰相一人所能專制，更不是任何一個機關、一個衙門所能專制，那是有曆史的詳細記載可以作證的。
那末中國政府是否全沒有皇帝專制的呢？這又不然。
元、清兩代，他們都是異族入主，有意違反中國的傳統政治。
元代較黑暗，清代較高明，但其厲行專制則一。
然如上述的考試制度，在元代雖有名而無實，但清代則依然循行不廢。
至于“相權”“谏權”“封駁權”等，用來限制皇帝的，在清代一概不存在，至少是有名無實了。
西洋人來中國，隻看見清代。
今天的中國人不讀曆史，也不知清代故事，隻随着西洋人說話，因此大家說中國政治是專制的。
積非成是，我來述說曆史真相，反而認為是故發怪論了。
五 今天還須提到一點，或許諸位會感覺得更奇怪的。
很多人常說：“西方講法治，中國講人治，我們該效法西方人提倡法治精神。
”但若根據中國曆史看，我卻說中國政府是法治的，西方政府才是人治的，這話如何講呢？ 西方人所謂“法治”，其實主要隻有一條法，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今天多數贊成便成法，明天多數贊成别一意見了，那别一意見就是法。
多數是“人”，法随人轉，所以是“人治”。
中國傳統政治最講法，一個法訂定了，誰也不能變動。
田賦制度規定了一定的稅額，往往推行到數百年，皇帝不能變，宰相不能更，管理征收田賦的有司隻知依法執行，誰也不能變動它。
西方則不然，皇帝想收多少稅，便收多少，于是迫得民衆起來反抗，質詢他為何要收這麼多，應該給我們知道收去的錢是如何地化用？此即西方“議會”之緣始。
中國政治的毛病，多出在看法太死，人受法縛，所以說“有治人無治法”，隻想要把傳統的“尚法”之弊來改輕。
西方政治是動的，前進的，根據多數人意見，随時可以改變。
中國政治是穩定的，滞重的，不易變，不易動。
今天中國人都知道讨厭文書政治，這亦是中國傳統尚法之流弊，卻還要提倡法治，所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實是沒有弄清楚中國曆史上傳統政治之真面目，真性質。
一般言之，小國宜人治，大國宜法治，中國政治之偏向法治，也有它内在的原因。
尚有一點應該提出一講：西方政治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很平易，很通達，隻多數人認為是，便是了。
他們的最高理論在教堂裡，耶稣說：“凱撒的事情凱撒管，上帝的事情由我管。
”這就是說：“政事由皇帝管，道理由上帝管。
”待到羅馬帝國崩潰，凱撒沒有了，于是皇帝也要經過教皇加冕，那豈不是凱撒的事也要由上帝來管了嗎？而上帝的道理是教人出世的，
但明代派官，也有幾個辦法。
内閣大學士，六部尚書，均由朝廷公開會議推選決定，有的則出皇帝的特旨。
侍郎以下的官，便由吏部尚書召集三品以上官員共同推定。
再下即由吏部會議推派。
再以下不須推定，便由吏部開會選派。
外省總督、巡撫，也由朝廷九卿公共推決，而由吏部尚書主席。
布政司以下，由三品以上官會舉。
所以中國人參加政府，必須經過公開考試。
而官吏升降，也須經過一定的制度。
唐代有人說：“禮部侍郎（相當于今之教育部次長）權重于宰相”，因為宰相必須經過禮部考試出身。
沒有這出身的便做不到宰相，那何嘗是由皇帝一人專制決定呢？ 至于官吏做錯事情了，政府另外有兩種的“監察權”。
一部分是監察“發布命令”之錯誤的，另一部分是監察“執行命令”之錯誤的。
行使這兩種職權的人，中國曆史上是禦史和谏官，也即是今天監察制度的由來。
“禦史大夫”在漢代相當于副宰相，其下有二屬官： 一為“禦史丞”，監察外朝，負責代宰相監察政府各級機構的官吏。
一為“禦史中丞”，處于内廷，是代表宰相監察皇室與宮廷的。
他職位雖低，卻可監察到最高的皇帝，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裡一個微妙之處。
因為由宰相直接監察皇帝，易于遭惹君相沖突。
所以由皇帝任命宰相；宰相任命禦史大夫，禦史中丞又是禦史大夫之下屬，但他的職任卻在監察皇宮内廷之一切，那豈不是一個微妙的安插嗎？ 監察制度到唐代，乃有“台”“谏”之分。
台官是“禦史台”，專負監察百官之責；“谏官”則專對天子谏诤得失。
谏官乃宰相之屬僚，禦史台則系另一獨立機構，并不關宰相直轄。
照唐代習慣，宰相谒見皇帝讨論政事，常随帶谏官同往。
如遇皇帝有不是處，谏官可以直言規正，這同時也可以避免皇帝與宰相直接沖突，故而雙方在此設了一緩沖。
谏官是小職位，以直谏為職，“直言極谏”是盡職，不會得罪的。
即使得罪了，小官不足惜，而因此随後得升遷的大希望。
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政治裡運用技巧的苦心處。
宋代的監察制度遠不如唐代。
那時規定台官、谏官均不由宰相推薦，于是谏官不再為宰相的屬僚。
禦史限于彈劾違法與不盡職，其職權是專對政府官吏的。
谏官則職在評論是非，本意要他對皇帝谏诤。
到宋代，谏官反變為不與皇帝為難，而轉移鋒铓來和宰相為難。
因此宰相身邊反而多出了一個掣肘的機構。
谏官不再如唐代時幫助宰相，在皇帝之前評論皇帝是非，反而在宰相之旁評論宰相的是非。
谏官既職司評論，即使評論錯了，也不算違職犯法，而且不谏诤即是不盡職，于是政府中橫生了一部分專持異見不負實責的分子，形成了谏官與政府之對立，亦即谏官與宰相之對立。
神宗以後，因谏官習氣太橫，是非太多，激起了政治上反動，大家都不理會他們，逐漸在政府内不複發生作用。
到明代，則索性把谏官廢了，隻留“給事中”。
唐代給事中是宰相屬員，屬門下省。
宰相所拟诏旨，由他們參加審核，認為诏旨有不當處，可以封還重拟。
那是中國曆史上之所謂“封駁”。
在明代，給事中職權獨立了。
明代廢去宰相，政府最高命令，由皇帝直接發下，内閣大學士的職權隻等于皇帝的秘書處。
那時執行命令的尚書省，也把長官廢了。
六部尚書，吏、戶、禮、兵、刑、工各自獨立，皇帝命令直向各部尚書頒發。
但在各部中，卻各有“給事中”若幹員，論其職位，隻如今之科員，是極低微的，但皇帝诏旨，他們卻有權參加意見，在當時謂之“科參”。
而且每一給事中，都可單獨建議，不受旁人牽制。
诏旨經他們反對，都可附上駁正意見，将原旨送部再核。
如是則皇帝的出令權，依然有了限制。
所以中國的傳統政治，既非皇帝一人所能專制，也非宰相一人所能專制，更不是任何一個機關、一個衙門所能專制，那是有曆史的詳細記載可以作證的。
那末中國政府是否全沒有皇帝專制的呢？這又不然。
元、清兩代，他們都是異族入主，有意違反中國的傳統政治。
元代較黑暗，清代較高明，但其厲行專制則一。
然如上述的考試制度，在元代雖有名而無實，但清代則依然循行不廢。
至于“相權”“谏權”“封駁權”等，用來限制皇帝的，在清代一概不存在，至少是有名無實了。
西洋人來中國，隻看見清代。
今天的中國人不讀曆史，也不知清代故事，隻随着西洋人說話，因此大家說中國政治是專制的。
積非成是，我來述說曆史真相，反而認為是故發怪論了。
五 今天還須提到一點，或許諸位會感覺得更奇怪的。
很多人常說：“西方講法治，中國講人治，我們該效法西方人提倡法治精神。
”但若根據中國曆史看，我卻說中國政府是法治的，西方政府才是人治的，這話如何講呢？ 西方人所謂“法治”，其實主要隻有一條法，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今天多數贊成便成法，明天多數贊成别一意見了，那别一意見就是法。
多數是“人”，法随人轉，所以是“人治”。
中國傳統政治最講法，一個法訂定了，誰也不能變動。
田賦制度規定了一定的稅額，往往推行到數百年，皇帝不能變，宰相不能更，管理征收田賦的有司隻知依法執行，誰也不能變動它。
西方則不然，皇帝想收多少稅，便收多少，于是迫得民衆起來反抗，質詢他為何要收這麼多，應該給我們知道收去的錢是如何地化用？此即西方“議會”之緣始。
中國政治的毛病，多出在看法太死，人受法縛，所以說“有治人無治法”，隻想要把傳統的“尚法”之弊來改輕。
西方政治是動的，前進的，根據多數人意見，随時可以改變。
中國政治是穩定的，滞重的，不易變，不易動。
今天中國人都知道讨厭文書政治，這亦是中國傳統尚法之流弊，卻還要提倡法治，所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實是沒有弄清楚中國曆史上傳統政治之真面目，真性質。
一般言之，小國宜人治，大國宜法治，中國政治之偏向法治，也有它内在的原因。
尚有一點應該提出一講：西方政治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很平易，很通達，隻多數人認為是，便是了。
他們的最高理論在教堂裡，耶稣說：“凱撒的事情凱撒管，上帝的事情由我管。
”這就是說：“政事由皇帝管，道理由上帝管。
”待到羅馬帝國崩潰，凱撒沒有了，于是皇帝也要經過教皇加冕，那豈不是凱撒的事也要由上帝來管了嗎？而上帝的道理是教人出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