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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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近和最為直接的目的并不是痛苦，那麼，在這世界上，沒有比我們的生存更違背目的的了。
很顯然，以為那些源自匮乏和苦難、充斥世界各個角落的無窮無盡的痛苦沒有任何目的，純粹意外，這一假設本身就非常荒謬。
我們對痛苦何其敏感，但對快樂卻相當麻木。
盡管個體的不幸看上去純屬意外，但就總體而言，這卻是規律中一貫存在的情況。
溪水隻有在碰到障礙時才會卷起旋渦，同樣的情況，人性和動物性也使得我們無法真正察覺到那些同我們意志完全一緻的所有事物。
倘若我們真的留心某件事情的話，那定是事情沒有馬上順應我們的意志，而是遇到了某些阻礙。
與此相比較，所有阻礙、違背，與我們的意志相抵觸的事情，即所有令我們感到不快和痛苦的事情，即刻就被我們感覺到。
就像我們不會對身體的整體健康感到滿意，而隻會專注于鞋子夾腳的某處地方；對進展順利的事情我們毫不留心，卻時刻為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煩惱。
“舒适與幸福具有否定的性質，而痛苦則具有肯定的特性”，這條我已多次強調的真理，正是以上述事實為基礎的。
因而在我看來，形而上學體系中認為痛苦和不幸是否定之物的觀點，大部分都荒謬至極；事實剛好與之相反，痛苦和不幸恰是肯定的，是能夠引起我們感覺的事物。
而所謂好的事物，即所有的幸福和心滿意足，卻是否定的，也就是說這意味着願望的消失，痛苦的終結。
還有一事實與此相吻合，那就是：快樂總是遠遠低于我們的期望值，而痛苦則永遠出乎我們的意料。
如果有誰對此持異議，說這世上快樂超出痛苦，或者說兩者基本持平，那他隻需在一動物吞吃另一動物之時，将兩者各自的感受互相對比一下就夠了。
每當遭受不幸或承受痛苦時，隻要看看更加不幸的人就足夠安慰我們的了——這一點人人都能夠做到。
但假設所有人都在承受這一切，我們還會有其他有效的方式嗎？我們就像一群在草地上無憂無慮生活的綿羊，而屠夫正在一旁虎視眈眈，心中早已想好宰殺的順序了。
在好日子的時刻，沒有人知道命運此刻已為我們準備了什麼。
疾病、貧窮、迫害、殘疾、瘋狂甚至死亡，往往不期而至。
我們通過曆史來了解國家和民族的生活，然而除了戰争和暴亂，什麼也沒有，因為太平的日子着實短暫，隻是作為幕間休息，偶爾零散地出現。
與此情形相同的，個人的生活也是一場無休止的戰鬥。
這并非寓意着同匮乏與無聊的對抗，而是實實在在與人的拼争。
無論身在何處，我們都能找到對手，持續不休地争鬥，至死仍武器在握。
我們時刻被時間催逼着，不容喘息；時間就像揮舞皮鞭的獄卒，在我們每個人身後步步緊逼，給我們的生存平添了許多痛苦和煩惱。
隻有那些落入無聊魔掌的人，才能逃過此劫。
然而，正像失去了大氣壓力，我們的身體會爆炸一樣，如果人生沒有了匮乏、艱難、挫折與厭倦這些要素，人們的大膽與傲慢就會逐漸上升，即便不會達到爆炸的程度，人們也會受之驅使做出難以想象的蠢事，甚至變得瘋狂。
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每個人都需要适量的勞心勞力，這正像船隻需要裝上一定的壓艙物，才能走出筆直而平穩的航線一樣。
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 作為一位哲學家，他盡管在生前一直默默無聞，但其之後的影響超出國界。
他就是丹麥哲學家、存在主義的先驅——索倫·克爾恺郭爾。
克爾恺郭爾從小生長在富裕之家，享受各種條件優裕的物質生活，從未體驗過生活的艱辛，這和他後來在自己的哲學思想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深沉的精神痛苦，恰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他之所以有這樣的思想觀念，或許與他父親有關。
據說老克爾恺郭爾出身貧寒，後依靠經營羊毛緻富，因強暴了家中的女傭而生下了克爾恺郭爾的哥哥，再加上，他早年還詛咒過上帝，後妻和五個子女又都先他而逝，這使得他深信自己有罪，是上帝特意使他領受無窮的痛苦和孤獨。
這種陰暗低沉的心态，使這位老人長期處于一種不可名狀的憂郁之中，這種憂郁同時也感染了他最小的兒子——克爾恺郭爾，給他的一生蒙上了陰影。
由于身世異于常人，克爾恺郭爾生性孤僻，行為怪誕，從小就患上了憂郁症，以為自己和父親一樣天生負罪，生活中處處充滿了悲觀，相信自己活不長。
不過，克爾恺郭爾更會掩飾，他讓自己的憂慮不被他人察覺，對外常以輕浮放蕩的花花公子形象示人。
1838年老克爾恺郭爾去世，克爾恺郭爾處于莫大精神痛苦中。
此時，他和一位顯要人物的女兒雷金娜·奧爾森戀愛了，這位少女給了他重新獲得幸福的希望，但這樣的幸福卻是克爾恺郭爾心理上所不能承受的，因為他自認為像他那樣的“忏悔者”不可能使他心愛的姑娘得到幸福，他内心裡感到自己犯了一個錯誤。
于是已經訂婚的他又開始故意引起女方的不滿，想讓對方提出悔婚。
他請求她“寬恕這樣的一個男人，他雖然也許能做某些事，卻不可能使一個姑娘獲得幸福”。
盡管雷金娜懇求他不要離開她，但他還是堅決地解除了婚約。
後來，克爾恺郭爾又對悔婚感到十分後悔，并試圖與雷金娜恢複關系，但他之前的行為已經傷透了女孩的心，她斷然拒絕了他，另嫁他人。
這次失敗的戀愛，在克爾恺郭爾的心上留下了永遠不能愈合的傷痕，他對雷金娜一直不能忘懷，始終保持獨身。
在以後的日子裡，他幾乎瘋狂地埋頭于創作，在十餘年内寫成了大量著作。
他一生依靠巨額遺産生活，沒有謀求任何職業。
作為一個存在主義思想家，克爾恺郭爾曾一心想當牧師，在哥本哈根大學期間，他讀了大量有關神學、哲學和文學方面的著作，并獲得了神學學位，不過他在自己創辦的期刊上公開反抗丹麥的國家教會，因此從未擔任過神職。
克爾恺郭爾反對宿命論的超然旁觀，反對懷疑論，他将道德和倫理責任作為普遍目标，把由此促進的世俗判斷和絕望戲劇化。
他一直想要把一切與個體相關聯起來看待生活，而不是從中提取本質來理解生活。
在他看來，當自我包括太多自我創造的或非意志的因素時，自我仍然不是一架機器。
他主張，哲學家應當探讨現實中的人生問題，并希望利用實際的、具體的、普通的方法來實現自己的存在，消解自己内心中的苦悶與荒謬。
他指出了“精神失助”是一種奇特的現代病，強調如果自我疏忽或自我隔離，那麼真正的自我一直不能實現也無法實現。
要想這種現象得以糾正，必須在信任上獲得飛躍，樹立“新生活”。
克爾恺郭爾認為，實現這種自我的标準在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稣身上得到了體現和表明。
在一個人實現自我的過程中，另一個人可以是“助産士”，但是“分娩”最終還是個人自己的事…… 狂人的哲學思考 ◎關于女人的論斷 尼采是西方現代哲學的開創者，同時也是卓越的詩人和散文家。
他認為自己是叔本華的繼承者，其實，在許多地方他都超過了叔本華。
他是最早開始批判西方現代社會的哲學家，然而他的學說在他的時代卻沒有引起人們重視，直到20世紀，才激起各種回聲。
1844年，尼采出生于普魯士一個鄉村牧師家庭，父親是威廉四世的宮廷教師，曾深得國王的信任，做過四位公主的老師。
小時候的尼采是個沉默寡言的孩子，兩歲半才開口說第一句話。
5歲的時候，尼采的父親和年僅2歲的弟弟相繼逝去，這讓天性敏感的尼采過早地領略了人生的陰暗面，也鑄成了他一生内向憂郁的性格。
父親的過早離世，并沒有讓尼采忘記父親，相反，他一直以父親為榜樣。
由于父親是新教牧師，祖父又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寫過神學著作，因此尼采在教養方面極具宗教特色。
他自幼相信自己有着波蘭貴族血統并為此而感到自豪，他想像父親一樣成為一名牧師，所以他時常給夥伴們朗誦《聖經》裡的某些章節，為此，他還獲得了小牧師的稱号。
在大學期間，尼采在古典語言學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所以在他還沒有取得學位之時，就接受了巴塞爾大學的邀請擔任語言學的教授，當時他才25歲。
後來，由于健康原因，尼采在1879年被迫辭職。
辭職後的他先後居住在瑞士和意大利。
1889年，他開始精神失常了，直到去世都沒有治愈。
因為在倫理學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尼采在哲學領域有很重要地位。
他的倫理思想有兩方面值得我們注意：一是他對基督教的批判，二是他對女人的輕蔑。
他痛罵女人時，簡直可以用持久和不厭其煩來形容。
在其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他批評女人道：“不能跟她們談論友情，因為她們就像貓、鳥、母牛一樣。
”不過，雖然他總是以輕蔑和痛斥的态度批評女人，卻并不是特别兇狠。
在《善惡的彼岸》一文裡，尼采說，人們都應該像東方人學習，把女人當做财産。
需要注意的是，尼采輕蔑女人的觀點，在他看來都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然
很顯然，以為那些源自匮乏和苦難、充斥世界各個角落的無窮無盡的痛苦沒有任何目的，純粹意外，這一假設本身就非常荒謬。
我們對痛苦何其敏感，但對快樂卻相當麻木。
盡管個體的不幸看上去純屬意外，但就總體而言，這卻是規律中一貫存在的情況。
溪水隻有在碰到障礙時才會卷起旋渦，同樣的情況，人性和動物性也使得我們無法真正察覺到那些同我們意志完全一緻的所有事物。
倘若我們真的留心某件事情的話，那定是事情沒有馬上順應我們的意志，而是遇到了某些阻礙。
與此相比較，所有阻礙、違背，與我們的意志相抵觸的事情，即所有令我們感到不快和痛苦的事情，即刻就被我們感覺到。
就像我們不會對身體的整體健康感到滿意，而隻會專注于鞋子夾腳的某處地方；對進展順利的事情我們毫不留心，卻時刻為雞毛蒜皮的小事而煩惱。
“舒适與幸福具有否定的性質，而痛苦則具有肯定的特性”，這條我已多次強調的真理，正是以上述事實為基礎的。
因而在我看來，形而上學體系中認為痛苦和不幸是否定之物的觀點，大部分都荒謬至極；事實剛好與之相反，痛苦和不幸恰是肯定的，是能夠引起我們感覺的事物。
而所謂好的事物，即所有的幸福和心滿意足，卻是否定的，也就是說這意味着願望的消失，痛苦的終結。
還有一事實與此相吻合，那就是：快樂總是遠遠低于我們的期望值，而痛苦則永遠出乎我們的意料。
如果有誰對此持異議，說這世上快樂超出痛苦，或者說兩者基本持平，那他隻需在一動物吞吃另一動物之時，将兩者各自的感受互相對比一下就夠了。
每當遭受不幸或承受痛苦時，隻要看看更加不幸的人就足夠安慰我們的了——這一點人人都能夠做到。
但假設所有人都在承受這一切，我們還會有其他有效的方式嗎？我們就像一群在草地上無憂無慮生活的綿羊，而屠夫正在一旁虎視眈眈，心中早已想好宰殺的順序了。
在好日子的時刻，沒有人知道命運此刻已為我們準備了什麼。
疾病、貧窮、迫害、殘疾、瘋狂甚至死亡，往往不期而至。
我們通過曆史來了解國家和民族的生活，然而除了戰争和暴亂，什麼也沒有，因為太平的日子着實短暫，隻是作為幕間休息，偶爾零散地出現。
與此情形相同的，個人的生活也是一場無休止的戰鬥。
這并非寓意着同匮乏與無聊的對抗，而是實實在在與人的拼争。
無論身在何處，我們都能找到對手，持續不休地争鬥，至死仍武器在握。
我們時刻被時間催逼着，不容喘息；時間就像揮舞皮鞭的獄卒，在我們每個人身後步步緊逼，給我們的生存平添了許多痛苦和煩惱。
隻有那些落入無聊魔掌的人，才能逃過此劫。
然而，正像失去了大氣壓力，我們的身體會爆炸一樣，如果人生沒有了匮乏、艱難、挫折與厭倦這些要素，人們的大膽與傲慢就會逐漸上升，即便不會達到爆炸的程度，人們也會受之驅使做出難以想象的蠢事，甚至變得瘋狂。
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每個人都需要适量的勞心勞力，這正像船隻需要裝上一定的壓艙物，才能走出筆直而平穩的航線一樣。
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 作為一位哲學家，他盡管在生前一直默默無聞，但其之後的影響超出國界。
他就是丹麥哲學家、存在主義的先驅——索倫·克爾恺郭爾。
克爾恺郭爾從小生長在富裕之家，享受各種條件優裕的物質生活，從未體驗過生活的艱辛，這和他後來在自己的哲學思想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深沉的精神痛苦，恰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他之所以有這樣的思想觀念，或許與他父親有關。
據說老克爾恺郭爾出身貧寒，後依靠經營羊毛緻富，因強暴了家中的女傭而生下了克爾恺郭爾的哥哥，再加上，他早年還詛咒過上帝，後妻和五個子女又都先他而逝，這使得他深信自己有罪，是上帝特意使他領受無窮的痛苦和孤獨。
這種陰暗低沉的心态，使這位老人長期處于一種不可名狀的憂郁之中，這種憂郁同時也感染了他最小的兒子——克爾恺郭爾，給他的一生蒙上了陰影。
由于身世異于常人，克爾恺郭爾生性孤僻，行為怪誕，從小就患上了憂郁症，以為自己和父親一樣天生負罪，生活中處處充滿了悲觀，相信自己活不長。
不過，克爾恺郭爾更會掩飾，他讓自己的憂慮不被他人察覺，對外常以輕浮放蕩的花花公子形象示人。
1838年老克爾恺郭爾去世，克爾恺郭爾處于莫大精神痛苦中。
此時，他和一位顯要人物的女兒雷金娜·奧爾森戀愛了，這位少女給了他重新獲得幸福的希望，但這樣的幸福卻是克爾恺郭爾心理上所不能承受的，因為他自認為像他那樣的“忏悔者”不可能使他心愛的姑娘得到幸福，他内心裡感到自己犯了一個錯誤。
于是已經訂婚的他又開始故意引起女方的不滿，想讓對方提出悔婚。
他請求她“寬恕這樣的一個男人，他雖然也許能做某些事，卻不可能使一個姑娘獲得幸福”。
盡管雷金娜懇求他不要離開她，但他還是堅決地解除了婚約。
後來，克爾恺郭爾又對悔婚感到十分後悔，并試圖與雷金娜恢複關系，但他之前的行為已經傷透了女孩的心，她斷然拒絕了他，另嫁他人。
這次失敗的戀愛，在克爾恺郭爾的心上留下了永遠不能愈合的傷痕，他對雷金娜一直不能忘懷，始終保持獨身。
在以後的日子裡，他幾乎瘋狂地埋頭于創作，在十餘年内寫成了大量著作。
他一生依靠巨額遺産生活，沒有謀求任何職業。
作為一個存在主義思想家，克爾恺郭爾曾一心想當牧師，在哥本哈根大學期間，他讀了大量有關神學、哲學和文學方面的著作，并獲得了神學學位，不過他在自己創辦的期刊上公開反抗丹麥的國家教會，因此從未擔任過神職。
克爾恺郭爾反對宿命論的超然旁觀，反對懷疑論，他将道德和倫理責任作為普遍目标，把由此促進的世俗判斷和絕望戲劇化。
他一直想要把一切與個體相關聯起來看待生活，而不是從中提取本質來理解生活。
在他看來，當自我包括太多自我創造的或非意志的因素時，自我仍然不是一架機器。
他主張，哲學家應當探讨現實中的人生問題，并希望利用實際的、具體的、普通的方法來實現自己的存在，消解自己内心中的苦悶與荒謬。
他指出了“精神失助”是一種奇特的現代病，強調如果自我疏忽或自我隔離，那麼真正的自我一直不能實現也無法實現。
要想這種現象得以糾正，必須在信任上獲得飛躍，樹立“新生活”。
克爾恺郭爾認為，實現這種自我的标準在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稣身上得到了體現和表明。
在一個人實現自我的過程中，另一個人可以是“助産士”，但是“分娩”最終還是個人自己的事…… 狂人的哲學思考 ◎關于女人的論斷 尼采是西方現代哲學的開創者，同時也是卓越的詩人和散文家。
他認為自己是叔本華的繼承者，其實，在許多地方他都超過了叔本華。
他是最早開始批判西方現代社會的哲學家，然而他的學說在他的時代卻沒有引起人們重視，直到20世紀，才激起各種回聲。
1844年，尼采出生于普魯士一個鄉村牧師家庭，父親是威廉四世的宮廷教師，曾深得國王的信任，做過四位公主的老師。
小時候的尼采是個沉默寡言的孩子，兩歲半才開口說第一句話。
5歲的時候，尼采的父親和年僅2歲的弟弟相繼逝去，這讓天性敏感的尼采過早地領略了人生的陰暗面，也鑄成了他一生内向憂郁的性格。
父親的過早離世，并沒有讓尼采忘記父親，相反，他一直以父親為榜樣。
由于父親是新教牧師，祖父又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寫過神學著作，因此尼采在教養方面極具宗教特色。
他自幼相信自己有着波蘭貴族血統并為此而感到自豪，他想像父親一樣成為一名牧師，所以他時常給夥伴們朗誦《聖經》裡的某些章節，為此，他還獲得了小牧師的稱号。
在大學期間，尼采在古典語言學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所以在他還沒有取得學位之時，就接受了巴塞爾大學的邀請擔任語言學的教授，當時他才25歲。
後來，由于健康原因，尼采在1879年被迫辭職。
辭職後的他先後居住在瑞士和意大利。
1889年，他開始精神失常了，直到去世都沒有治愈。
因為在倫理學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尼采在哲學領域有很重要地位。
他的倫理思想有兩方面值得我們注意：一是他對基督教的批判，二是他對女人的輕蔑。
他痛罵女人時，簡直可以用持久和不厭其煩來形容。
在其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他批評女人道：“不能跟她們談論友情，因為她們就像貓、鳥、母牛一樣。
”不過，雖然他總是以輕蔑和痛斥的态度批評女人，卻并不是特别兇狠。
在《善惡的彼岸》一文裡，尼采說，人們都應該像東方人學習，把女人當做财産。
需要注意的是，尼采輕蔑女人的觀點，在他看來都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