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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臘哲人說，悲劇能淨化人們的靈魂。
我看，懷舊也同樣能淨化人們的靈魂。
這一種淨化的形式，比悲劇更深刻，更深入靈魂。
——季羨林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系主任、副校長 政治哲學的新發展 ◎君主必須像狐狸一樣狡猾 伴随着文藝複興，近代思想也在意大利興起了。
15世紀，近代思想普及了宗教和世俗領域的大部分人群，但直到17世紀，一批重要的改革派人物才開始主張尊重科學。
由于這個原因，他們當中很多人還依然崇敬古人的威信。
15世紀的意大利，幾乎任何一種思想都可以從古人或教會那裡找到依據。
文藝複興沒有産生重要的理論哲學家，卻在政治哲學領域造就了一位卓越人物，他就是馬基雅維利。
馬基雅維利是佛羅倫薩人，1498年時在當地政府擔任一個很不起眼的職務，但卻經常履行重要的外交使命。
14年後，由于和美第奇家族為敵，馬基雅維利被捕，後來被準許在佛羅倫薩的鄉下隐居。
從那時起，馬基雅維利開始著書立說。
一年後，他寫出了《君主論》，這是一部旨在讨得美第奇家族好感的著作。
與此同時，他還寫出了帶有顯著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色彩的《論李維》。
然而，《君主論》并沒能幫助他博得美第奇家族的歡心，他隻得繼續隐居著述，一直到文藝複興運動壽終正寝的那一年才死去。
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是科學性的經驗哲學，并不談論目的是善意的還是邪惡的，隻說明為達到目的應該采用的手段。
在當時，人們普遍贊歎這種利用高超的手段赢得聲譽的行為，尤其在馬基雅維利生活的意大利，這種贊歎幾乎是空前絕後的。
盡管崇尚手段和希望意大利統一這兩件事并存于馬基雅維利心中，但它們并未合二為一。
他認為，承擔祖國統一大業是出于對權勢和名望的熱愛之心。
何為英明的君主？馬基雅維利認為：“人們對于君主的愛戴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對于君主的敬畏則基于君主的意志。
因此，英明的君主應當确保自己立足于自己意志的基礎上，而不是立足于他人意志的基礎上。
隻是，君主必須努力避免被人憎恨。
” 在《君主論》一書裡，馬基雅維利否定了公認的一般道德，他認為君主必須像狐狸一樣狡猾，像獅子一樣兇猛，如果太善良是要滅亡的。
書中還說，有時候君主必須不守信用，隻有在守信用有好處時才能守信用。
《論李維》的語調與《君主論》大不相同，在這部著作裡，馬基雅維利在道德上将曆史人物分為七級，其中，級别最高的是宗教的創始人，其次是國家的奠定者，再次是知識分子。
這三個級别的人是“好人”，而宗教破壞分子、國家的颠覆者、不尊重道德和知識的人都是“壞人”。
這樣一來，包括恺撒在内的建立專制政權的人都是“壞人”，而殺死恺撒的布魯圖斯則是“好人”。
《論李維》對教皇權力的論述特點是如此的詳盡和真誠，書中還闡述了“制約與均衡說”，認為隻有在憲法中體現了君主、貴族和平民三者的利益，那麼他們才會彼此互相制約。
他認為，民族獨立、安全和有序的政治結構是最重要的。
在君主、貴族和平民之間按實際力量的大小分配權利是最好的，這種結構之下的革命最難以成功，國家也因此最接近于穩定。
為國家的穩定而給予平民一定的權利是明智之舉。
說到底，不論是什麼政治目的，各種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
他還說：大多數的文明人是不擇手段的利己主義者。
和大部分古代人一樣，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在某個方面顯得膚淺，不考慮社會的實情，就想創立一個完整的社會。
但與過去的世界相比，現在的世界更接近于馬基雅維利的世界了，誰企圖駁倒馬基雅維利的哲學思想，就必須進行一場超越19世紀的深思。
◎君主論（節選） 除了偉大的事業和作出卓越的範例，世上沒有任何事情能夠使君主赢得人們崇高的尊敬。
在當代，阿拉岡國王費爾迪南多，即今天的西班牙國王，就是一個範例。
他憑借自己的聲望與光榮，從一個弱小的君主，一躍而成為基督教世界中獨一無二的國王，因此他幾乎可以被稱為一位新的君主。
如果注意觀察他的行為，就會看到他的所有一切都是最偉大的，其中有些甚至是非凡卓越的。
在他統治初期，他進攻格拉納達，這項事業就為他的國家奠定了基礎。
一開始，他從容不迫，并且對任何阻礙都毫不害怕。
他使卡斯蒂利亞貴族們的精神都關注在這項事業上面，隻考慮那場戰争而不考慮革新，同時，在不知不覺中他赢得盛名和駕馭貴族的統治權。
他用教會和人民的金錢來維持他的軍隊，并且通過長期的戰争，為他的武裝力量奠定基礎，而這支武裝力量一直讓他引以為榮。
此外，為了更好地實現他那更偉大的計劃，他常常以宗教為借口，乞靈于宗教上的殘酷，把馬拉尼人從他的王國驅逐出去，并且把他們劫掠一空。
在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個更悲慘和罕見的事例了。
他在同樣的宗教外衣下進攻非洲，然後侵犯意大利，最終進攻法國。
這樣，他常常在完成了一件大事後又計劃另一件大事，通過這些大事使他的臣民們始終心神不甯，同時他們又驚歎不已地關注着這些事情的結果。
而他的這些行動都是一個接一個地實施的，在這一行動和另一行動之間沒有一點空隙，使人們無法從容不迫地開展反對他的活動。
另外，一位君主，假如像關于米蘭的貝爾納博的傳說那樣去做，每當遇到任何人在社會生活中做出非同一般的事情，無論這些事情是好事還是壞事，他都會抓住機會在内政管理方面做出罕見的範例，選擇人們必定非常重視的關于給予獎勵或懲罰的辦法。
這對君主是很有好處的。
而最重要的是，一位君主必須依靠他的行動去赢得作為一個偉大人物或具有非凡才智的聲譽。
當一位君主是一個人的真正朋友或真正敵人時，就是說，假如他公開表示自己支持某方而反對另一方的話，這位君主也會受到尊重。
他這樣做總是比保持中立更有利，因為假如你的兩個強大的鄰國互相打起來時，情況肯定是這樣：當它們中的一國取勝的時候，你或者會害怕這個戰勝國，或者你不害怕。
在這兩種情況之中，無論将來出現的情況是哪一種，你公開表态并且勇敢參戰總是要好得多。
因為在前一種情況之下，假如你不公開表态，你将來就可能成為勝利者的戰利品，而那個失敗者會因此感到高興和滿意，而且你還沒有任何理由為自己辯護，也無法使人庇護你，因為勝利者不會需要在自己處于逆境時不援助自己的朋友，而失敗者當然更不會庇護你，因為你過去不願拿起武器與他共同戰鬥。
安蒂奧科應埃托利亞的請求，進入希臘驅逐羅馬人，他派遣使節到羅馬人的朋友阿凱亞人那裡，希望他們保持中立。
而另一方面，羅馬人卻勸說阿凱亞人拿起武器保衛他們。
阿凱亞人在會議上對此事進行審議。
安蒂奧科的使者在那裡勸說他們保持中立，對此羅馬的使者這樣回答：“要求你們不介入戰争，這與你們的利益相距甚遠，假如失去友誼和尊重，你們肯定會成為勝利者的戰利品。
” 事情就是這樣：他與你假如不是朋友，就要求你保持中立；假如他是你的朋友，他就會要求你拿起武器公開表态。
但是優柔寡斷的君主，為了躲避面臨的危難，常常選擇中立的道路，而最終也常常因此被人消滅。
而當君主明确表态支持一方時，如果和你聯合的一方取得勝利，雖然勝利者很強大，你必須聽他支配，但是他仍然對你有一種義務，因為他已經同你建立了友誼，而且他們也絕不會忘恩負義地壓迫你。
再說，勝利從來不會徹底地讓勝利者不需要有任何顧慮，特别是對于正義的顧慮。
即使你支持的一方失敗了，你也會受到他的感激，一旦他有能力的時候，就會幫助你，變成你可能東山再起的命運的同伴。
真信仰是一種愚癡 文藝複興在西歐其他國家開始的時間比意大利晚，後來還和宗教改革糾纏在了一起。
與意大利相比，這些國家的文藝複興有很多不同之處，它不僅井然有序，而且還與道德緊密相連，盡管它不如意大利的先驅們那般輝煌，但卻比較堅固。
這一時期文藝複興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出生在鹿特丹的，在他尚未成年時，他的父母就先後死去了，他的監護人誘騙他在修道院做了修士。
1493年，伊拉斯谟做了康布雷地方主教的秘書，這使得他有了遊曆各地的機會。
1499年，伊拉斯谟第一次訪問英國，在那裡認識了莫爾和約翰·柯列特。
他接受莫爾和柯列特的建議，開始着手研究實際的工作。
伊拉斯谟還從柯列特講授《聖經》課程的經曆，認識到學習希臘語的重要。
于是，在離開英國後，他就開始自學希臘語，兩年後便熟練掌握了希臘語。
1506年，伊拉斯谟抵達了意大利，很快他發現這裡沒有值得學習的東西，于是開始選編聖傑羅姆的著作，還計劃着編著一本希臘文聖經新約。
十年後，他終于完成了這些工作，從意大利前往英國，這是他第二次訪問英國，在那兒他停留了五年之久。
在這段時間裡，他對激發英國的人文主義産生了巨大影響。
現在還有人讀的唯一一本伊拉斯谟的著作是《愚人頌》。
在這本書裡，“愚人”興緻勃勃地發表自白，這些自白涉及人生的各個領域、職業和階級：如果沒有他，人類就會滅亡；最幸福的人是抛棄理性的近乎畜類的人，因為建立在幻想上的幸福的代價最低，因此是最高的幸福。
的确如此，想象當國王比實際當國王要容易得多。
伊拉斯谟認為，真信仰是一種愚癡——關于愚癡，《愚人頌》裡通篇隻有受到嘲諷的頌揚和受到真心的頌揚兩種。
其中，後者的那類愚癡是從基督徒淳樸的性格中顯露出來的。
伊拉斯谟厭惡這種頌揚，根據這一見解，他認為神學全部是多餘的，真正的宗教信仰是發于情的。
他寫過一本名叫《基督教騎士手冊》的書，在書裡，他奉勸沒受過教育的軍人讀讀《聖經》和柏拉圖、奧古斯丁等人的著作。
為了普及拉丁語的用法和習慣，他還編著了一部内容豐富的拉丁語格言書。
此外，他還編著了一本名叫《對話》的書，教導人們用拉丁語談論日常生活和事物。
那時候，舊教和新教兩派都極力拉攏他，但他都不為所動。
在宗教改革運動興起的1518年，他曾猛烈抨擊教會的弊端和教皇的罪惡，創作并發表了諷刺教皇尤利烏斯二世進天國未果的作品——《吃閉門羹的尤利烏斯》。
由于讨厭馬丁·路德蠻橫的作風和對鬥争的憎恨，伊拉斯谟最終還是投進了舊教的懷抱。
1524年，伊拉斯谟發表了一部旨在維護自由意識的著作，與否定自由意識的馬丁·路德展開了辯論。
結果，馬丁·路德的兇狠答辯迫使伊拉斯谟進一步走向反動，地位也日漸衰落，最終脫離了時代。
最低級的奴隸也能享有自由 ◎注定的名人 莫爾與伊拉斯谟私交很好，兩個人都有淵博的學問，都瞧不起經院哲學，都主張教會的變革應從内部開始——可是當變革真正發生時，又都悲痛不已。
莫爾出生在英國倫敦一個不太顯赫的富有家庭，幼年喪母，由父親帶大。
他的父親曾擔任過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一位勤儉持家、正直明達的人，對兒子要求極為嚴格，這對莫爾一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莫爾13歲時，父親将他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紅衣大主教莫頓的家中做少年侍衛，在那裡莫爾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影響。
這位主教對聰明好學的莫爾極為賞識，常對朋友誇獎說：“我的這個孩子，将來一定會成為一位名人。
” 在牛津大學讀書時，莫爾對希臘語很感興趣，這被認為是對意大利的“不信者”表示好感。
因為這個原因，他被學校開除了。
之後，莫爾迷上了卡爾圖斯教團，并打算加入這個教團。
就在此時，他認識了伊拉斯谟，在伊拉斯谟的影響下，他放棄了這個打算。
莫爾是一個虛心而真誠的人文主義者。
由于父親是法律家，他還決定從事法律這個行業。
1504年，身為國會下院議員的莫爾帶頭反對亨利七世增稅的決定，雖然他最終取得了勝利，但憤怒的亨利七世卻把他的父親關進倫敦塔，囚禁了一段時間。
亨利八世即位後，莫爾不僅得以重操舊業，還被委以重任，五年後被封為爵士。
盡管亨利八世對莫爾寵信有加，但他卻并不對這位國王抱有幻想，他認為，亨利八世很可能會因為一座城池的好處而犧牲他。
果然，不久莫爾便因反對亨利八世為迎娶安·布琳而與凱薩林離婚而失寵。
失寵之後的莫爾于1532年辭去公職，可惜他與亨利八世的鬥争并沒有就此結束。
最終，莫爾被亨利八世判處死刑。
◎莫爾的“烏托邦” 人們記得莫爾還有一個原因——他寫了著名的《烏托邦》。
《烏托邦》跟柏拉圖的《理想國》描寫的相似——所有東西都歸公有，主張沒有共産制度就沒有平等。
但他本人又反對說，共産制度會讓人變得懶散，還會破壞民衆對長官的尊敬。
在烏托邦的國度裡，所有居民衣着統一且一成不變，但有男人、女人、已婚者和未婚者之别。
人們每天隻在午飯前和午飯後各工作三個小時，晚飯後娛樂一個小時，晚上8點準時上床睡覺。
如果長官發現生産出的物品還有剩餘，就可以暫時縮短工作時間。
烏托邦的福利設施非常完善，有醫院、吃飯的會堂——當然，人們也可以在家裡做飯，隻是規矩比較煩瑣。
在婚姻方面的規矩也不比吃飯簡單。
按照規定，不論男女，如果結婚時不是純潔之身，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如果夫妻任何一方犯有通奸或其他不能容忍的罪行，另一方可以提出離婚，有罪的一方不能再次結婚；如果夫妻雙方願意，也可以無條件離婚；破壞他人婚姻的人會被貶為奴隸。
這裡生活的居民認為快樂即是福，他們認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他們不禁欲，能包容一切宗教，幾乎人人都信仰神和永生，無信仰者無權參加政治生活。
《烏托邦》一書的很多觀點帶有驚人的
我看，懷舊也同樣能淨化人們的靈魂。
這一種淨化的形式，比悲劇更深刻，更深入靈魂。
——季羨林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系主任、副校長 政治哲學的新發展 ◎君主必須像狐狸一樣狡猾 伴随着文藝複興，近代思想也在意大利興起了。
15世紀，近代思想普及了宗教和世俗領域的大部分人群，但直到17世紀，一批重要的改革派人物才開始主張尊重科學。
由于這個原因，他們當中很多人還依然崇敬古人的威信。
15世紀的意大利，幾乎任何一種思想都可以從古人或教會那裡找到依據。
文藝複興沒有産生重要的理論哲學家，卻在政治哲學領域造就了一位卓越人物，他就是馬基雅維利。
馬基雅維利是佛羅倫薩人，1498年時在當地政府擔任一個很不起眼的職務，但卻經常履行重要的外交使命。
14年後，由于和美第奇家族為敵，馬基雅維利被捕，後來被準許在佛羅倫薩的鄉下隐居。
從那時起，馬基雅維利開始著書立說。
一年後，他寫出了《君主論》，這是一部旨在讨得美第奇家族好感的著作。
與此同時，他還寫出了帶有顯著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色彩的《論李維》。
然而，《君主論》并沒能幫助他博得美第奇家族的歡心，他隻得繼續隐居著述，一直到文藝複興運動壽終正寝的那一年才死去。
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是科學性的經驗哲學，并不談論目的是善意的還是邪惡的，隻說明為達到目的應該采用的手段。
在當時，人們普遍贊歎這種利用高超的手段赢得聲譽的行為，尤其在馬基雅維利生活的意大利，這種贊歎幾乎是空前絕後的。
盡管崇尚手段和希望意大利統一這兩件事并存于馬基雅維利心中，但它們并未合二為一。
他認為，承擔祖國統一大業是出于對權勢和名望的熱愛之心。
何為英明的君主？馬基雅維利認為：“人們對于君主的愛戴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對于君主的敬畏則基于君主的意志。
因此，英明的君主應當确保自己立足于自己意志的基礎上，而不是立足于他人意志的基礎上。
隻是，君主必須努力避免被人憎恨。
” 在《君主論》一書裡，馬基雅維利否定了公認的一般道德，他認為君主必須像狐狸一樣狡猾，像獅子一樣兇猛，如果太善良是要滅亡的。
書中還說，有時候君主必須不守信用，隻有在守信用有好處時才能守信用。
《論李維》的語調與《君主論》大不相同，在這部著作裡，馬基雅維利在道德上将曆史人物分為七級，其中，級别最高的是宗教的創始人，其次是國家的奠定者，再次是知識分子。
這三個級别的人是“好人”，而宗教破壞分子、國家的颠覆者、不尊重道德和知識的人都是“壞人”。
這樣一來，包括恺撒在内的建立專制政權的人都是“壞人”，而殺死恺撒的布魯圖斯則是“好人”。
《論李維》對教皇權力的論述特點是如此的詳盡和真誠，書中還闡述了“制約與均衡說”，認為隻有在憲法中體現了君主、貴族和平民三者的利益，那麼他們才會彼此互相制約。
他認為，民族獨立、安全和有序的政治結構是最重要的。
在君主、貴族和平民之間按實際力量的大小分配權利是最好的，這種結構之下的革命最難以成功，國家也因此最接近于穩定。
為國家的穩定而給予平民一定的權利是明智之舉。
說到底，不論是什麼政治目的，各種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
他還說：大多數的文明人是不擇手段的利己主義者。
和大部分古代人一樣，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在某個方面顯得膚淺，不考慮社會的實情，就想創立一個完整的社會。
但與過去的世界相比，現在的世界更接近于馬基雅維利的世界了，誰企圖駁倒馬基雅維利的哲學思想，就必須進行一場超越19世紀的深思。
◎君主論（節選） 除了偉大的事業和作出卓越的範例，世上沒有任何事情能夠使君主赢得人們崇高的尊敬。
在當代，阿拉岡國王費爾迪南多，即今天的西班牙國王，就是一個範例。
他憑借自己的聲望與光榮，從一個弱小的君主，一躍而成為基督教世界中獨一無二的國王，因此他幾乎可以被稱為一位新的君主。
如果注意觀察他的行為，就會看到他的所有一切都是最偉大的，其中有些甚至是非凡卓越的。
在他統治初期，他進攻格拉納達，這項事業就為他的國家奠定了基礎。
一開始，他從容不迫，并且對任何阻礙都毫不害怕。
他使卡斯蒂利亞貴族們的精神都關注在這項事業上面，隻考慮那場戰争而不考慮革新，同時，在不知不覺中他赢得盛名和駕馭貴族的統治權。
他用教會和人民的金錢來維持他的軍隊，并且通過長期的戰争，為他的武裝力量奠定基礎，而這支武裝力量一直讓他引以為榮。
此外，為了更好地實現他那更偉大的計劃，他常常以宗教為借口，乞靈于宗教上的殘酷，把馬拉尼人從他的王國驅逐出去，并且把他們劫掠一空。
在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個更悲慘和罕見的事例了。
他在同樣的宗教外衣下進攻非洲，然後侵犯意大利，最終進攻法國。
這樣，他常常在完成了一件大事後又計劃另一件大事，通過這些大事使他的臣民們始終心神不甯，同時他們又驚歎不已地關注着這些事情的結果。
而他的這些行動都是一個接一個地實施的，在這一行動和另一行動之間沒有一點空隙，使人們無法從容不迫地開展反對他的活動。
另外，一位君主，假如像關于米蘭的貝爾納博的傳說那樣去做，每當遇到任何人在社會生活中做出非同一般的事情，無論這些事情是好事還是壞事，他都會抓住機會在内政管理方面做出罕見的範例，選擇人們必定非常重視的關于給予獎勵或懲罰的辦法。
這對君主是很有好處的。
而最重要的是，一位君主必須依靠他的行動去赢得作為一個偉大人物或具有非凡才智的聲譽。
當一位君主是一個人的真正朋友或真正敵人時，就是說，假如他公開表示自己支持某方而反對另一方的話，這位君主也會受到尊重。
他這樣做總是比保持中立更有利，因為假如你的兩個強大的鄰國互相打起來時，情況肯定是這樣：當它們中的一國取勝的時候，你或者會害怕這個戰勝國，或者你不害怕。
在這兩種情況之中，無論将來出現的情況是哪一種，你公開表态并且勇敢參戰總是要好得多。
因為在前一種情況之下，假如你不公開表态，你将來就可能成為勝利者的戰利品，而那個失敗者會因此感到高興和滿意，而且你還沒有任何理由為自己辯護，也無法使人庇護你，因為勝利者不會需要在自己處于逆境時不援助自己的朋友，而失敗者當然更不會庇護你，因為你過去不願拿起武器與他共同戰鬥。
安蒂奧科應埃托利亞的請求，進入希臘驅逐羅馬人，他派遣使節到羅馬人的朋友阿凱亞人那裡，希望他們保持中立。
而另一方面，羅馬人卻勸說阿凱亞人拿起武器保衛他們。
阿凱亞人在會議上對此事進行審議。
安蒂奧科的使者在那裡勸說他們保持中立，對此羅馬的使者這樣回答：“要求你們不介入戰争，這與你們的利益相距甚遠，假如失去友誼和尊重，你們肯定會成為勝利者的戰利品。
” 事情就是這樣：他與你假如不是朋友，就要求你保持中立；假如他是你的朋友，他就會要求你拿起武器公開表态。
但是優柔寡斷的君主，為了躲避面臨的危難，常常選擇中立的道路，而最終也常常因此被人消滅。
而當君主明确表态支持一方時，如果和你聯合的一方取得勝利，雖然勝利者很強大，你必須聽他支配，但是他仍然對你有一種義務，因為他已經同你建立了友誼，而且他們也絕不會忘恩負義地壓迫你。
再說，勝利從來不會徹底地讓勝利者不需要有任何顧慮，特别是對于正義的顧慮。
即使你支持的一方失敗了，你也會受到他的感激，一旦他有能力的時候，就會幫助你，變成你可能東山再起的命運的同伴。
真信仰是一種愚癡 文藝複興在西歐其他國家開始的時間比意大利晚，後來還和宗教改革糾纏在了一起。
與意大利相比，這些國家的文藝複興有很多不同之處，它不僅井然有序，而且還與道德緊密相連，盡管它不如意大利的先驅們那般輝煌，但卻比較堅固。
這一時期文藝複興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出生在鹿特丹的，在他尚未成年時，他的父母就先後死去了，他的監護人誘騙他在修道院做了修士。
1493年，伊拉斯谟做了康布雷地方主教的秘書，這使得他有了遊曆各地的機會。
1499年，伊拉斯谟第一次訪問英國，在那裡認識了莫爾和約翰·柯列特。
他接受莫爾和柯列特的建議，開始着手研究實際的工作。
伊拉斯谟還從柯列特講授《聖經》課程的經曆，認識到學習希臘語的重要。
于是，在離開英國後，他就開始自學希臘語，兩年後便熟練掌握了希臘語。
1506年，伊拉斯谟抵達了意大利，很快他發現這裡沒有值得學習的東西，于是開始選編聖傑羅姆的著作，還計劃着編著一本希臘文聖經新約。
十年後，他終于完成了這些工作，從意大利前往英國，這是他第二次訪問英國，在那兒他停留了五年之久。
在這段時間裡，他對激發英國的人文主義産生了巨大影響。
現在還有人讀的唯一一本伊拉斯谟的著作是《愚人頌》。
在這本書裡，“愚人”興緻勃勃地發表自白，這些自白涉及人生的各個領域、職業和階級：如果沒有他，人類就會滅亡；最幸福的人是抛棄理性的近乎畜類的人，因為建立在幻想上的幸福的代價最低，因此是最高的幸福。
的确如此，想象當國王比實際當國王要容易得多。
伊拉斯谟認為，真信仰是一種愚癡——關于愚癡，《愚人頌》裡通篇隻有受到嘲諷的頌揚和受到真心的頌揚兩種。
其中，後者的那類愚癡是從基督徒淳樸的性格中顯露出來的。
伊拉斯谟厭惡這種頌揚，根據這一見解，他認為神學全部是多餘的，真正的宗教信仰是發于情的。
他寫過一本名叫《基督教騎士手冊》的書，在書裡，他奉勸沒受過教育的軍人讀讀《聖經》和柏拉圖、奧古斯丁等人的著作。
為了普及拉丁語的用法和習慣，他還編著了一部内容豐富的拉丁語格言書。
此外，他還編著了一本名叫《對話》的書，教導人們用拉丁語談論日常生活和事物。
那時候，舊教和新教兩派都極力拉攏他，但他都不為所動。
在宗教改革運動興起的1518年，他曾猛烈抨擊教會的弊端和教皇的罪惡，創作并發表了諷刺教皇尤利烏斯二世進天國未果的作品——《吃閉門羹的尤利烏斯》。
由于讨厭馬丁·路德蠻橫的作風和對鬥争的憎恨，伊拉斯谟最終還是投進了舊教的懷抱。
1524年，伊拉斯谟發表了一部旨在維護自由意識的著作，與否定自由意識的馬丁·路德展開了辯論。
結果，馬丁·路德的兇狠答辯迫使伊拉斯谟進一步走向反動，地位也日漸衰落，最終脫離了時代。
最低級的奴隸也能享有自由 ◎注定的名人 莫爾與伊拉斯谟私交很好，兩個人都有淵博的學問，都瞧不起經院哲學，都主張教會的變革應從内部開始——可是當變革真正發生時，又都悲痛不已。
莫爾出生在英國倫敦一個不太顯赫的富有家庭，幼年喪母，由父親帶大。
他的父親曾擔任過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一位勤儉持家、正直明達的人，對兒子要求極為嚴格，這對莫爾一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莫爾13歲時，父親将他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紅衣大主教莫頓的家中做少年侍衛，在那裡莫爾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影響。
這位主教對聰明好學的莫爾極為賞識，常對朋友誇獎說：“我的這個孩子，将來一定會成為一位名人。
” 在牛津大學讀書時，莫爾對希臘語很感興趣，這被認為是對意大利的“不信者”表示好感。
因為這個原因，他被學校開除了。
之後，莫爾迷上了卡爾圖斯教團，并打算加入這個教團。
就在此時，他認識了伊拉斯谟，在伊拉斯谟的影響下，他放棄了這個打算。
莫爾是一個虛心而真誠的人文主義者。
由于父親是法律家，他還決定從事法律這個行業。
1504年，身為國會下院議員的莫爾帶頭反對亨利七世增稅的決定，雖然他最終取得了勝利，但憤怒的亨利七世卻把他的父親關進倫敦塔，囚禁了一段時間。
亨利八世即位後，莫爾不僅得以重操舊業，還被委以重任，五年後被封為爵士。
盡管亨利八世對莫爾寵信有加，但他卻并不對這位國王抱有幻想，他認為，亨利八世很可能會因為一座城池的好處而犧牲他。
果然，不久莫爾便因反對亨利八世為迎娶安·布琳而與凱薩林離婚而失寵。
失寵之後的莫爾于1532年辭去公職，可惜他與亨利八世的鬥争并沒有就此結束。
最終，莫爾被亨利八世判處死刑。
◎莫爾的“烏托邦” 人們記得莫爾還有一個原因——他寫了著名的《烏托邦》。
《烏托邦》跟柏拉圖的《理想國》描寫的相似——所有東西都歸公有，主張沒有共産制度就沒有平等。
但他本人又反對說，共産制度會讓人變得懶散，還會破壞民衆對長官的尊敬。
在烏托邦的國度裡，所有居民衣着統一且一成不變，但有男人、女人、已婚者和未婚者之别。
人們每天隻在午飯前和午飯後各工作三個小時，晚飯後娛樂一個小時，晚上8點準時上床睡覺。
如果長官發現生産出的物品還有剩餘，就可以暫時縮短工作時間。
烏托邦的福利設施非常完善，有醫院、吃飯的會堂——當然，人們也可以在家裡做飯，隻是規矩比較煩瑣。
在婚姻方面的規矩也不比吃飯簡單。
按照規定，不論男女，如果結婚時不是純潔之身，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如果夫妻任何一方犯有通奸或其他不能容忍的罪行，另一方可以提出離婚，有罪的一方不能再次結婚；如果夫妻雙方願意，也可以無條件離婚；破壞他人婚姻的人會被貶為奴隸。
這裡生活的居民認為快樂即是福，他們認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他們不禁欲，能包容一切宗教，幾乎人人都信仰神和永生，無信仰者無權參加政治生活。
《烏托邦》一書的很多觀點帶有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