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智慧，别樣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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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天”就是老百姓信仰的對象，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神秘的東西。
董仲舒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觀點，就是要求人們順應天的旨意。
人們的行為如果符合天的旨意，上天就會給予獎勵；如果不符合天的想法或本性，那就要予以制裁。
董仲舒還認為，“天”既為人世安排了正常的秩序，就有權監督這種秩序的正常實現。
于是人間便有了執行“天”意的人——天子，因此“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但是天子的權力也不是不變的，董仲舒說：“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
”意思就是，天子的德行如果使人民安樂，那麼天就讓他當統治者；如果他危害到了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損害了天的尊嚴和形象，就要被收回權力。
這就是董仲舒的“君權神授”論，也是其政治哲學的核心，它使皇權統治變得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
◎一個儒者的自白 作為西漢今文經學的創始人、第一儒學大師，董仲舒又被稱為“群儒首”“儒者宗”。
他多見博聞，知道許多稀見奇怪之物。
再加上，他“言中規，行中倫”的道德修養，“進退容止，非禮不行”的言談舉止，很多有志青年慕名而來，拜在他的門下。
史書上說，因為求學的學生太多，董仲舒講學都是“下帷講誦”，即在講堂裡挂上一幅帷簾，他在裡面講，學生在簾外聽。
隻有那些資質優異，學問好的學生才能夠登堂入室，得到董仲舒的親傳，其餘學生都是董氏門下高足轉相傳授。
秦焚書坑儒以後，人們的思想被禁锢了将近一個世紀。
漢武帝時期，朝廷下诏書征求治國方略。
董仲舒認為要維護政治統一，必須在思想上統一，于是他進“天人三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
從此儒學開始成為官方哲學，為此後兩千餘年的封建統治者所沿襲。
儒家的倫理思想被董仲舒概括為“三綱五常”。
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
三綱和五常那是“天”的意志的體現，三綱的主從關系是絕對不可改變的，而五常是用來調整這種關系的一些基本原則。
董仲舒還繼承發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強調深入研究名、号的重要性。
他對名号的起源、作用以及名與号的區别作了探讨，并對各種名号如王、君、諸侯、大夫、士、民、人性等進行了正名。
在人性論問題上，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說。
他的性三品說借鑒了荀子的性惡論，但基本傾向實質上與孟子性善說一緻。
他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等，即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
聖人之性是天生的善，鬥筲之性是天生的惡，都是不可改變的，不能稱之為性。
他說：“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
”他認為人性雖包含了善的素質，但不經過教化還不能成為善，隻有中民之性，是可以經過教化成為善性，是人性的典型代表，可以叫做性。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啟朱熹，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複興了被扼殺長達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并融會貫通了先秦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提出一種基于“天人感應”思想基礎之上、适應當時封建統治需要的學說。
他根據時代需要提出了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仁義誠信等具有現實意義的觀念，這不僅有利于集權統一、安定社會，還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對儒學的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
董仲舒一生著述甚豐，大部分著作彙集在《春秋繁露》一書中。
《漢書·董仲舒傳》載有《對賢良文學策》，其他作品散見于《史記·儒林傳》《漢書》的《五行志》《藝文志》《食貨志》《匈奴傳》等。
◎天人三策[1]（節選） 陛下發德音，下明诏，求天命與情性[2]，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謹案[3]《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4]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5]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6]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
強勉學習，則聞見博而知[7]益明；強勉行道[8]，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9]而有效者也。
《詩》曰“夙夜匪解[10]”，《書》雲“茂哉茂哉[11]”皆強勉之謂也。
【注釋】 [1]天人三策：又稱“舉賢良對策”，因文中着重講到天人感應問題，又稱“天人三策”。
漢武帝即位以後，多次要各地推舉賢良和文學的人才到朝廷參加對策，董仲舒也在其中。
漢武帝策問三次，董仲舒對策三次。
當時受推薦的文士有數百人，唯董氏之對策被漢武帝推為舉首
董仲舒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觀點，就是要求人們順應天的旨意。
人們的行為如果符合天的旨意，上天就會給予獎勵；如果不符合天的想法或本性，那就要予以制裁。
董仲舒還認為，“天”既為人世安排了正常的秩序，就有權監督這種秩序的正常實現。
于是人間便有了執行“天”意的人——天子，因此“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但是天子的權力也不是不變的，董仲舒說：“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
”意思就是，天子的德行如果使人民安樂，那麼天就讓他當統治者；如果他危害到了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損害了天的尊嚴和形象，就要被收回權力。
這就是董仲舒的“君權神授”論，也是其政治哲學的核心，它使皇權統治變得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
◎一個儒者的自白 作為西漢今文經學的創始人、第一儒學大師，董仲舒又被稱為“群儒首”“儒者宗”。
他多見博聞，知道許多稀見奇怪之物。
再加上，他“言中規，行中倫”的道德修養，“進退容止，非禮不行”的言談舉止，很多有志青年慕名而來，拜在他的門下。
史書上說，因為求學的學生太多，董仲舒講學都是“下帷講誦”，即在講堂裡挂上一幅帷簾，他在裡面講，學生在簾外聽。
隻有那些資質優異，學問好的學生才能夠登堂入室，得到董仲舒的親傳，其餘學生都是董氏門下高足轉相傳授。
秦焚書坑儒以後，人們的思想被禁锢了将近一個世紀。
漢武帝時期，朝廷下诏書征求治國方略。
董仲舒認為要維護政治統一，必須在思想上統一，于是他進“天人三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
從此儒學開始成為官方哲學，為此後兩千餘年的封建統治者所沿襲。
儒家的倫理思想被董仲舒概括為“三綱五常”。
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
三綱和五常那是“天”的意志的體現，三綱的主從關系是絕對不可改變的，而五常是用來調整這種關系的一些基本原則。
董仲舒還繼承發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強調深入研究名、号的重要性。
他對名号的起源、作用以及名與号的區别作了探讨，并對各種名号如王、君、諸侯、大夫、士、民、人性等進行了正名。
在人性論問題上，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說。
他的性三品說借鑒了荀子的性惡論，但基本傾向實質上與孟子性善說一緻。
他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等，即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
聖人之性是天生的善，鬥筲之性是天生的惡，都是不可改變的，不能稱之為性。
他說：“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
”他認為人性雖包含了善的素質，但不經過教化還不能成為善，隻有中民之性，是可以經過教化成為善性，是人性的典型代表，可以叫做性。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啟朱熹，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複興了被扼殺長達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并融會貫通了先秦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提出一種基于“天人感應”思想基礎之上、适應當時封建統治需要的學說。
他根據時代需要提出了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仁義誠信等具有現實意義的觀念，這不僅有利于集權統一、安定社會，還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對儒學的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
董仲舒一生著述甚豐，大部分著作彙集在《春秋繁露》一書中。
《漢書·董仲舒傳》載有《對賢良文學策》，其他作品散見于《史記·儒林傳》《漢書》的《五行志》《藝文志》《食貨志》《匈奴傳》等。
◎天人三策[1]（節選） 陛下發德音，下明诏，求天命與情性[2]，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謹案[3]《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4]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5]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6]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
強勉學習，則聞見博而知[7]益明；強勉行道[8]，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9]而有效者也。
《詩》曰“夙夜匪解[10]”，《書》雲“茂哉茂哉[11]”皆強勉之謂也。
【注釋】 [1]天人三策：又稱“舉賢良對策”，因文中着重講到天人感應問題，又稱“天人三策”。
漢武帝即位以後，多次要各地推舉賢良和文學的人才到朝廷參加對策，董仲舒也在其中。
漢武帝策問三次，董仲舒對策三次。
當時受推薦的文士有數百人，唯董氏之對策被漢武帝推為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