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之言，百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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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概念，兩者存在着特殊和一般的差别，但由于他過分誇大這種差别性，而看不見概念反映事物的同一性，這一命題也就成了形而上學詭辯論的代表。
在莊子看來，公孫龍花言巧語、能言善辯，但“白馬非馬”這樣的辯論，沒有實際的意義，不僅自身存有很大的邏輯問題，還把語言本身遮蔽掉了，最後隻能越辯越糊塗。
客觀地說，公孫龍的哲學思想和這些詭辯故事，對中國古代邏輯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他能看到作為事物屬性的一般，是某一類事物所共有的，這種觀點是正确的。
但由此得出結論說，一般可以脫離個别而獨立存在，就是把一般和個别割裂開來，那就成為客觀唯心主義了。
現存的《公孫龍子》一書，僅流傳下來六篇論文，首篇為《迹府》，是後人對公孫龍事迹的集錄，其他五篇為《白馬論》《指物論》《變通論》《堅白論》《名實論》，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學和邏輯思想。
宇宙盡在我心中 ◎事實勝于雄辯 鄒衍，戰國時期齊國人。
著名哲學家，陰陽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陰陽五行學說的集大成者。
他思想宏大，學識淵博，曾在齊國稷下學宮講學；又喜歡談天說地，内容無所不包，因此後世人又稱其為“談天衍”，又稱“鄒子”。
當時的鄒衍在各國已經享有很高的聲望，行至各國都享受到了上等的禮待，這與孔孟二賢周遊列國時的境遇大不相同。
鄒衍行至梁國，梁惠王親自出城迎接，并對他行賓主之禮；行至燕國，燕昭王為他掃路，并為他造了一座宮殿，希望做他的弟子，親自去聽他講課；行至趙國，平原君趙勝走在路旁，在他入座前為他擦拭座位上的灰塵…… 鄒衍路過趙國時，公孫龍也在平原君趙勝處，被尊為座上賓。
平原君想讓他們來辯論辯論，看看誰更厲害。
誰知鄒衍并不買賬。
鄒衍直接對平原君說：“所謂的辯論，就是區别不同的類型，不相損害；排列不同的概念，不相混淆；闡明自己的觀點，讓别人理解，而不是越辯越迷惘。
像這樣的辯論是可以參與的，辯論中勝出的一方能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挫敗的一方也可繼續追求真理。
“但用花言巧語來偷換概念，用繁文缛節來作論據，甚至用互相诋毀來吸引别人的辯論，隻求咄咄逼人、糾纏不休，讓别人不認輸不罷休，這不僅妨礙了治學的根本道理，還有傷君子風度，我鄒衍是絕不會參與的。
” 在座的人聽了鄒衍的這番話，不禁拍手稱道。
從此，公孫龍在平原君那裡就受到了冷落，最終離開了趙國。
鄒衍這種“不辯”的态度，很受後人稱道和學習。
有些事情，事實勝于雄辯，何必浪費時間與精力與睜着眼睛說瞎話的人徒費口舌呢？ 可見，鄒衍做學問，追求的是經世緻用之學——不管是鑽研學問，還是治理國家，務實才是最根本的，這也充分體現了鄒衍匡世濟民的入世精神。
◎五德終始說與明堂制度 鄒衍之前的五行學說，隻是用陰陽來解釋已見的現象，用蔔筮來探求未知的現象，而鄒衍在繼承了古代陰陽五行說的基礎上，還将自然規律和社會法則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出了“五行生勝”的理論，并據此提出“五德終始說”，開創了戰國時期的陰陽家學派。
鄒衍認為，每一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種與其相配合，每一德都有德運盛衰，德運便決定這個朝代的命運，朝代的更疊也是按照五行相克的順序進行的。
他說，自黃帝（土德）以來，已經夏（水德）、商（金德）、周（火德）三代，并預言“代火者必将水”。
按照五行相生的順序，鄒衍還将季節劃分為五季，認為天子要在相對應的方位穿着相應顔色的衣服。
而且，天子應住在一間特别的大院子裡，院子的東南西北方向各有一個正廳和兩個廂房，這些屋子統稱為“明堂”。
天子每個月應換一個正廳居住，天子的衣服、食材、音樂、所祭的神等都需要遵照這個月特有的規定去安排，十二個月為一個輪回。
這個大院子中間還有一廳，供天子在季夏之月時居住。
“東、南、中、西、北”的方位與“春、夏、季夏、秋、冬”的時令相配，天子則按“木、火、土、金、水”的順序去做“天人相應”的事情，這便是明堂制度。
這種以五行相克說解釋王朝政權的興廢，以五行相生說解釋自然季節的轉移的說法，雖然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但在當時深受民衆的認可和統治者的重視，為齊闵王稱東帝，燕昭王稱北帝奠定了充實的理論基礎。
由此，鄒衍受到他們的禮遇和重用也是不難理解的。
“五德終始說”的影響很大，被曆代新王朝的統治者視為一種改朝換代的理論工具。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根據鄒衍“水德代周而行”的結論，将秦文公獵獲黑龍當做水德興起的符瑞，證明自己的政權是合乎天意的，成為“五德終始說”的第一個實踐者。
“五德終始說”認為人類社會是在不斷變化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論來解釋，就陷入了周而複始的機械論，毫無發展的觀點可言。
鄒衍對宇宙空間有着廣闊性的聯想，遂提出了“大九州”說，他以“先驗後推”法推論世界有九大州，中國所在為其中之一，名赤縣神州。
這種對世界地理的推論性假說，在當時及後世有擴大人們地理視野的意義。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鄒衍著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不過均已失傳。
盡人事再聽天命 ◎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 荀子，名況，字卿，又稱孫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
荀子自幼聰慧，學問很好，有“神童”的美譽。
據說他曾到齊國稷下遊學，在稷下學風的熏陶下勤奮學習研究。
後因戰事離齊去楚，被楚國春申君任為“蘭陵令”。
在他晚年時期，許多學者都前往齊國講學，加上齊國以藏書豐富而出名，所以荀子又回到齊國。
荀子知識淵博，很受齊王尊敬，被賜封為“列大夫”，又因年齡較大，三度被衆人推選擔任“祭酒”一職。
戰國末期，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說均已出現，并趨于成熟，這使得荀子能廣集百家之長，為己所用。
在他的思想體系裡，不僅有儒家思想的枝葉，還有法家思想的萌芽，其中還間雜一些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
荀子繼承了儒家“為政以德”的傳統，宣揚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張以德服人，反對用強力來壓人，認為治國就應當“平政愛民”。
他曾遊經秦國，拜見秦昭王，并對其宣揚自己的學說。
可惜，當時的秦昭王正在和範雎設計“遠交近攻”的陰謀，以求攻伐天下，對他的大道理一點興趣都沒有。
荀子隻好悻悻地去了趙國。
到了趙國，荀子見到了趙孝成王，得以和楚将臨武君辯論軍事問題。
荀子認為決定戰争勝負的不是權謀詭計、士卒兵刃，而是百姓的趨向；用兵的目的不是為了“争奪”，而是為了“禁暴除害”。
如果戰争得不到百姓的支持，那麼，即使是齊國的“技擊”，魏國的“武卒”，秦國的“銳士”，也終歸要失敗。
最後，荀子說：“兵要在乎善附民。
”認為争取民心才是用兵之道的關鍵。
這正與他“王道”思想的具體内容即禮義和仁政相契合。
他還作了個比喻：君主就好比行駛在水中的“舟”，庶民就好比“水”，“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對庶民施以暴政，那便會遭到覆舟的危險。
◎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與孟子同是儒家，但二人沿着不同的方向，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倫理思想。
孟子主張性善論，認為人有“四端”。
荀子則相反，提出了一種以性惡論為基礎，以禮為核心，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倫理學說。
荀子從人的自然欲望上尋找道德的根源，認為人性本“惡”。
他還擺脫了天命論的影響，強調“制天命而用之”“人定勝天”“行貴于知”等觀點。
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他認定人性生來本“惡”，就是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就是好利、嫉妒、喜歡聲色。
這是先天而生、不學而能的。
隻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才可以為善。
否則，順着人性發展，就會出現暴亂。
因此，荀子主張“禮義師法”，增益身心；若不能如此，便不足為學。
他說：“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
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
”這也揭示了荀子教育學說是趨向“積善”的。
荀子認為，天有固定不變的規律，地也有固定不變的法則，這些并不因為人的好惡而有所改變，這也就意味着，天不能幹預人事，自然界的規律也不會決定社會的變化。
從而強調了自然規律的客觀性。
同時，荀子明确指出，社會國家的治亂興廢，與天無關，與時無關，與地無關。
他還舉例說：天、時、地等自然界的條件，在禹的時代和桀的時代是相同的，并沒有因為一治一亂而發生改變。
繼孔子推行“仁”，孟子推行“義”之後，荀子提出了“禮”。
他認為禮在調節社會上人與人的關系中起重要作用。
所謂“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即“禮”是社會上自然形成的公共法則，是每個人都得遵守，不能選擇，不許懷疑的。
他還認為“禮治”與“法治”應相互結合，這樣才能使社會上每個人在貴賤、長幼、貧富中有恰當的地位。
荀子是先秦哲學的總結者，他提出了“人定勝天”的思想，達到了先秦哲學的最高峰，對以後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漢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劉禹錫等都繼承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
荀子晚年積極從事教學和著述，主要思想都反映在《荀子》一書中。
《荀子》的文章論題鮮明，結構嚴謹，說理透徹，有很強的邏輯性，對後世說理文章有一定影響。
其中五篇短賦，開創了以賦為名的文學體裁，對漢賦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因為荀子是第一個使用賦的名稱和用問答體寫賦的人，所以，後人将他和屈原一起尊稱為“辭賦之祖”。
◎勸學（節選）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1]。
故不積跬步[2]，無以至千裡；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骐骥[3]一躍，不能十步；驽馬十駕[4]，功在不舍。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蟹六跪而二螯[5]，非蛇鳝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注釋】 [1]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積累善行養成高尚的品德，自然會心智澄明，到達很高的精神境界。
得：獲得。
[2]跬：古代稱跨出一腳為“跬”，兩腳為“步”。
[3]骐骥：駿馬。
[4]驽馬十駕：劣馬拉車連走十天，也能走得很遠。
驽馬：劣馬。
駕：馬拉車一天所走的路程叫“一駕”。
[5]六跪：六條腿，蟹實際上是八條腿。
跪：蟹腳。
螯：蟹鉗。
立法為規矩 ◎韓非上書 韓非，戰國時期唯物主義哲學家，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集大成者。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出身于韓國貴族世家，後世又稱其韓非子。
當時的韓國是一個小國，在秦國強大勢力摧殘下，近乎亡國。
韓非多次上書，要求變法圖存，但均未被韓王采納。
于是他“觀往者得失之變”，退而開始專心著書。
韓非雖然口吃不善言語，但是文采卻很出衆，寫出了《孤憤》《五蠹》《說難》等一系列文章，字裡行間，閱盡天下。
這些作品流傳到秦國，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贊賞。
秦國派兵攻打韓國，迫使韓王派韓非做使臣來到秦國。
韓非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得到秦王的再次賞識。
兩人相談甚歡，秦王想要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起設計陷害韓非。
秦王聽信讒言，将韓非關入監獄。
等到秦王想要放他出來時，韓非已被迫服毒自殺，秦王後悔不疊。
一生懷才不遇的韓非雖然英年早逝，但他的思想卻在秦始皇和李斯的推行下得以實踐。
◎刑不避大夫 韓非贊同“人性本惡”的觀點，繼承了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并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吸收了儒、墨、道諸家的一些觀點。
他以法治思想為中心，對戰國後期複雜多變的現實作了哲學概括，從而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成為法家之集大成者，為秦國統一天下提供了思想武器。
韓非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利害關系，因勢利導，人人都是有私心的，即“畏誅而利慶賞”，僅靠道德的力量是沒有辦法維持社會穩定的。
即“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前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
隻有憑借強大的法律去約束人們的行為，才能将“惡”限制住，而君主的職責就在于利用“刑”和“德”，讓人們避惡從善，立公棄私。
他還認為“法、術、勢”三者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他說：“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
天則不非，鬼則不困。
勢行教嚴逆而不違。
”君主沒必要像儒家要求的那樣，必須具備特殊的學識和高尚的情操并憑借個人的影響力來統治百姓。
君主隻要将賞罰大權緊握在手中，找适當的人幫助他管理百姓，懂得辨别忠奸就可以了。
隻有牢牢掌握權力，執法嚴明，君主才能将法治推行下去，且知人識人，才會赢得群臣的忠心，收服衆人，讓百姓遵紀守法。
韓非還是先秦哲學倡導“矛盾之說”的第一人，對辯證法思想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以楚人出售矛和盾的故事為例，說明：“夫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這便是“矛盾”一詞的由來。
随着戰争的持續和“禮義”的衰微，大的諸侯國通過侵略和征服等手段，試圖組建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強有力的政府，用以維持統治和擴充地盤。
為了适應中央集權封建專制政權的需要，韓非提出必須統一國民的思想。
此外，韓非還主張獨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學說；反對藏書，主張焚書。
他說：“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
”這直接導緻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事件。
從本質上說，這是一種實行思想文化專制的愚民政策，嚴重阻礙了科學與文化的發展和繼承。
但法家學說的出現，“富國強兵”“法不阿貴”等觀點的提出，還是給當時的統治者提出了很多治理國家的方案，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宋人酤酒[1] 宋人有酤[2]酒者，升概甚平[3]，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4]，酒酸。
怪其故，問其所知闾長者楊倩。
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
或令孺子懷錢挈[5]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龁[6]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 夫國亦有狗。
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龁之。
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注釋】 [1]故事用惡犬、猛狗來比喻那些傷害忠臣、阻擋忠谏的佞臣，指出正是這些邪惡小人蒙蔽了君主，使他們親近不了敬獻忠言的賢臣。
這便是“狗猛酒酸”的深刻道理。
[2]酤：同“沽”，賣。
[3]升概甚平：容器量酒量的很平，意思是“分量很足”。
升：量酒的器具。
概：作“量”解。
[4]不售：賣不出去。
[5]挈：攜帶。
[6]龁：咬。
在莊子看來，公孫龍花言巧語、能言善辯，但“白馬非馬”這樣的辯論，沒有實際的意義，不僅自身存有很大的邏輯問題，還把語言本身遮蔽掉了，最後隻能越辯越糊塗。
客觀地說，公孫龍的哲學思想和這些詭辯故事，對中國古代邏輯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他能看到作為事物屬性的一般，是某一類事物所共有的，這種觀點是正确的。
但由此得出結論說，一般可以脫離個别而獨立存在，就是把一般和個别割裂開來，那就成為客觀唯心主義了。
現存的《公孫龍子》一書，僅流傳下來六篇論文，首篇為《迹府》，是後人對公孫龍事迹的集錄，其他五篇為《白馬論》《指物論》《變通論》《堅白論》《名實論》，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學和邏輯思想。
宇宙盡在我心中 ◎事實勝于雄辯 鄒衍，戰國時期齊國人。
著名哲學家，陰陽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陰陽五行學說的集大成者。
他思想宏大，學識淵博，曾在齊國稷下學宮講學；又喜歡談天說地，内容無所不包，因此後世人又稱其為“談天衍”，又稱“鄒子”。
當時的鄒衍在各國已經享有很高的聲望，行至各國都享受到了上等的禮待，這與孔孟二賢周遊列國時的境遇大不相同。
鄒衍行至梁國，梁惠王親自出城迎接，并對他行賓主之禮；行至燕國，燕昭王為他掃路，并為他造了一座宮殿，希望做他的弟子，親自去聽他講課；行至趙國，平原君趙勝走在路旁，在他入座前為他擦拭座位上的灰塵…… 鄒衍路過趙國時，公孫龍也在平原君趙勝處，被尊為座上賓。
平原君想讓他們來辯論辯論，看看誰更厲害。
誰知鄒衍并不買賬。
鄒衍直接對平原君說：“所謂的辯論，就是區别不同的類型，不相損害；排列不同的概念，不相混淆；闡明自己的觀點，讓别人理解，而不是越辯越迷惘。
像這樣的辯論是可以參與的，辯論中勝出的一方能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挫敗的一方也可繼續追求真理。
“但用花言巧語來偷換概念，用繁文缛節來作論據，甚至用互相诋毀來吸引别人的辯論，隻求咄咄逼人、糾纏不休，讓别人不認輸不罷休，這不僅妨礙了治學的根本道理，還有傷君子風度，我鄒衍是絕不會參與的。
” 在座的人聽了鄒衍的這番話，不禁拍手稱道。
從此，公孫龍在平原君那裡就受到了冷落，最終離開了趙國。
鄒衍這種“不辯”的态度，很受後人稱道和學習。
有些事情，事實勝于雄辯，何必浪費時間與精力與睜着眼睛說瞎話的人徒費口舌呢？ 可見，鄒衍做學問，追求的是經世緻用之學——不管是鑽研學問，還是治理國家，務實才是最根本的，這也充分體現了鄒衍匡世濟民的入世精神。
◎五德終始說與明堂制度 鄒衍之前的五行學說，隻是用陰陽來解釋已見的現象，用蔔筮來探求未知的現象，而鄒衍在繼承了古代陰陽五行說的基礎上，還将自然規律和社會法則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出了“五行生勝”的理論，并據此提出“五德終始說”，開創了戰國時期的陰陽家學派。
鄒衍認為，每一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種與其相配合，每一德都有德運盛衰，德運便決定這個朝代的命運，朝代的更疊也是按照五行相克的順序進行的。
他說，自黃帝（土德）以來，已經夏（水德）、商（金德）、周（火德）三代，并預言“代火者必将水”。
按照五行相生的順序，鄒衍還将季節劃分為五季，認為天子要在相對應的方位穿着相應顔色的衣服。
而且，天子應住在一間特别的大院子裡，院子的東南西北方向各有一個正廳和兩個廂房，這些屋子統稱為“明堂”。
天子每個月應換一個正廳居住，天子的衣服、食材、音樂、所祭的神等都需要遵照這個月特有的規定去安排，十二個月為一個輪回。
這個大院子中間還有一廳，供天子在季夏之月時居住。
“東、南、中、西、北”的方位與“春、夏、季夏、秋、冬”的時令相配，天子則按“木、火、土、金、水”的順序去做“天人相應”的事情，這便是明堂制度。
這種以五行相克說解釋王朝政權的興廢，以五行相生說解釋自然季節的轉移的說法，雖然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但在當時深受民衆的認可和統治者的重視，為齊闵王稱東帝，燕昭王稱北帝奠定了充實的理論基礎。
由此，鄒衍受到他們的禮遇和重用也是不難理解的。
“五德終始說”的影響很大，被曆代新王朝的統治者視為一種改朝換代的理論工具。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根據鄒衍“水德代周而行”的結論，将秦文公獵獲黑龍當做水德興起的符瑞，證明自己的政權是合乎天意的，成為“五德終始說”的第一個實踐者。
“五德終始說”認為人類社會是在不斷變化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論來解釋，就陷入了周而複始的機械論，毫無發展的觀點可言。
鄒衍對宇宙空間有着廣闊性的聯想，遂提出了“大九州”說，他以“先驗後推”法推論世界有九大州，中國所在為其中之一，名赤縣神州。
這種對世界地理的推論性假說，在當時及後世有擴大人們地理視野的意義。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鄒衍著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不過均已失傳。
盡人事再聽天命 ◎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 荀子，名況，字卿，又稱孫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
荀子自幼聰慧，學問很好，有“神童”的美譽。
據說他曾到齊國稷下遊學，在稷下學風的熏陶下勤奮學習研究。
後因戰事離齊去楚，被楚國春申君任為“蘭陵令”。
在他晚年時期，許多學者都前往齊國講學，加上齊國以藏書豐富而出名，所以荀子又回到齊國。
荀子知識淵博，很受齊王尊敬，被賜封為“列大夫”，又因年齡較大，三度被衆人推選擔任“祭酒”一職。
戰國末期，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說均已出現，并趨于成熟，這使得荀子能廣集百家之長，為己所用。
在他的思想體系裡，不僅有儒家思想的枝葉，還有法家思想的萌芽，其中還間雜一些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
荀子繼承了儒家“為政以德”的傳統，宣揚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張以德服人，反對用強力來壓人，認為治國就應當“平政愛民”。
他曾遊經秦國，拜見秦昭王，并對其宣揚自己的學說。
可惜，當時的秦昭王正在和範雎設計“遠交近攻”的陰謀，以求攻伐天下，對他的大道理一點興趣都沒有。
荀子隻好悻悻地去了趙國。
到了趙國，荀子見到了趙孝成王，得以和楚将臨武君辯論軍事問題。
荀子認為決定戰争勝負的不是權謀詭計、士卒兵刃，而是百姓的趨向；用兵的目的不是為了“争奪”，而是為了“禁暴除害”。
如果戰争得不到百姓的支持，那麼，即使是齊國的“技擊”，魏國的“武卒”，秦國的“銳士”，也終歸要失敗。
最後，荀子說：“兵要在乎善附民。
”認為争取民心才是用兵之道的關鍵。
這正與他“王道”思想的具體内容即禮義和仁政相契合。
他還作了個比喻：君主就好比行駛在水中的“舟”，庶民就好比“水”，“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對庶民施以暴政，那便會遭到覆舟的危險。
◎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與孟子同是儒家，但二人沿着不同的方向，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倫理思想。
孟子主張性善論，認為人有“四端”。
荀子則相反，提出了一種以性惡論為基礎，以禮為核心，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倫理學說。
荀子從人的自然欲望上尋找道德的根源，認為人性本“惡”。
他還擺脫了天命論的影響，強調“制天命而用之”“人定勝天”“行貴于知”等觀點。
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他認定人性生來本“惡”，就是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就是好利、嫉妒、喜歡聲色。
這是先天而生、不學而能的。
隻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才可以為善。
否則，順着人性發展，就會出現暴亂。
因此，荀子主張“禮義師法”，增益身心；若不能如此，便不足為學。
他說：“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
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
”這也揭示了荀子教育學說是趨向“積善”的。
荀子認為，天有固定不變的規律，地也有固定不變的法則，這些并不因為人的好惡而有所改變，這也就意味着，天不能幹預人事，自然界的規律也不會決定社會的變化。
從而強調了自然規律的客觀性。
同時，荀子明确指出，社會國家的治亂興廢，與天無關，與時無關，與地無關。
他還舉例說：天、時、地等自然界的條件，在禹的時代和桀的時代是相同的，并沒有因為一治一亂而發生改變。
繼孔子推行“仁”，孟子推行“義”之後，荀子提出了“禮”。
他認為禮在調節社會上人與人的關系中起重要作用。
所謂“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即“禮”是社會上自然形成的公共法則，是每個人都得遵守，不能選擇，不許懷疑的。
他還認為“禮治”與“法治”應相互結合，這樣才能使社會上每個人在貴賤、長幼、貧富中有恰當的地位。
荀子是先秦哲學的總結者，他提出了“人定勝天”的思想，達到了先秦哲學的最高峰，對以後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漢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劉禹錫等都繼承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
荀子晚年積極從事教學和著述，主要思想都反映在《荀子》一書中。
《荀子》的文章論題鮮明，結構嚴謹，說理透徹，有很強的邏輯性，對後世說理文章有一定影響。
其中五篇短賦，開創了以賦為名的文學體裁，對漢賦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因為荀子是第一個使用賦的名稱和用問答體寫賦的人，所以，後人将他和屈原一起尊稱為“辭賦之祖”。
◎勸學（節選）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1]。
故不積跬步[2]，無以至千裡；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骐骥[3]一躍，不能十步；驽馬十駕[4]，功在不舍。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蟹六跪而二螯[5]，非蛇鳝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注釋】 [1]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積累善行養成高尚的品德，自然會心智澄明，到達很高的精神境界。
得：獲得。
[2]跬：古代稱跨出一腳為“跬”，兩腳為“步”。
[3]骐骥：駿馬。
[4]驽馬十駕：劣馬拉車連走十天，也能走得很遠。
驽馬：劣馬。
駕：馬拉車一天所走的路程叫“一駕”。
[5]六跪：六條腿，蟹實際上是八條腿。
跪：蟹腳。
螯：蟹鉗。
立法為規矩 ◎韓非上書 韓非，戰國時期唯物主義哲學家，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集大成者。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出身于韓國貴族世家，後世又稱其韓非子。
當時的韓國是一個小國，在秦國強大勢力摧殘下，近乎亡國。
韓非多次上書，要求變法圖存，但均未被韓王采納。
于是他“觀往者得失之變”，退而開始專心著書。
韓非雖然口吃不善言語，但是文采卻很出衆，寫出了《孤憤》《五蠹》《說難》等一系列文章，字裡行間，閱盡天下。
這些作品流傳到秦國，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贊賞。
秦國派兵攻打韓國，迫使韓王派韓非做使臣來到秦國。
韓非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得到秦王的再次賞識。
兩人相談甚歡，秦王想要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起設計陷害韓非。
秦王聽信讒言，将韓非關入監獄。
等到秦王想要放他出來時，韓非已被迫服毒自殺，秦王後悔不疊。
一生懷才不遇的韓非雖然英年早逝，但他的思想卻在秦始皇和李斯的推行下得以實踐。
◎刑不避大夫 韓非贊同“人性本惡”的觀點，繼承了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并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吸收了儒、墨、道諸家的一些觀點。
他以法治思想為中心，對戰國後期複雜多變的現實作了哲學概括，從而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成為法家之集大成者，為秦國統一天下提供了思想武器。
韓非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利害關系，因勢利導，人人都是有私心的，即“畏誅而利慶賞”，僅靠道德的力量是沒有辦法維持社會穩定的。
即“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前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
隻有憑借強大的法律去約束人們的行為，才能将“惡”限制住，而君主的職責就在于利用“刑”和“德”，讓人們避惡從善，立公棄私。
他還認為“法、術、勢”三者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他說：“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
天則不非，鬼則不困。
勢行教嚴逆而不違。
”君主沒必要像儒家要求的那樣，必須具備特殊的學識和高尚的情操并憑借個人的影響力來統治百姓。
君主隻要将賞罰大權緊握在手中，找适當的人幫助他管理百姓，懂得辨别忠奸就可以了。
隻有牢牢掌握權力，執法嚴明，君主才能将法治推行下去，且知人識人，才會赢得群臣的忠心，收服衆人，讓百姓遵紀守法。
韓非還是先秦哲學倡導“矛盾之說”的第一人，對辯證法思想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以楚人出售矛和盾的故事為例，說明：“夫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這便是“矛盾”一詞的由來。
随着戰争的持續和“禮義”的衰微，大的諸侯國通過侵略和征服等手段，試圖組建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強有力的政府，用以維持統治和擴充地盤。
為了适應中央集權封建專制政權的需要，韓非提出必須統一國民的思想。
此外，韓非還主張獨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學說；反對藏書，主張焚書。
他說：“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
”這直接導緻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事件。
從本質上說，這是一種實行思想文化專制的愚民政策，嚴重阻礙了科學與文化的發展和繼承。
但法家學說的出現，“富國強兵”“法不阿貴”等觀點的提出，還是給當時的統治者提出了很多治理國家的方案，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宋人酤酒[1] 宋人有酤[2]酒者，升概甚平[3]，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4]，酒酸。
怪其故，問其所知闾長者楊倩。
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
或令孺子懷錢挈[5]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龁[6]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 夫國亦有狗。
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龁之。
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注釋】 [1]故事用惡犬、猛狗來比喻那些傷害忠臣、阻擋忠谏的佞臣，指出正是這些邪惡小人蒙蔽了君主，使他們親近不了敬獻忠言的賢臣。
這便是“狗猛酒酸”的深刻道理。
[2]酤：同“沽”，賣。
[3]升概甚平：容器量酒量的很平，意思是“分量很足”。
升：量酒的器具。
概：作“量”解。
[4]不售：賣不出去。
[5]挈：攜帶。
[6]龁：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