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之言，百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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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孟子、顔子、子思并稱為“五大聖人”。
◎《大學》《中庸》裡的生存智慧 《大學》和《中庸》都是《禮記》中的文章，相傳《大學》是孔子的學生曾子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
《大學》一書，文辭簡約，内涵深刻，主要概括總結了先秦儒家道德修養理論，以及關于道德修養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對儒家政治哲學也有系統的論述，對今人如何做人、做事、立業等均有啟迪意義。
《中庸》同《易經》相似，但是沒有《易經》影響大、涵蓋面廣。
宋朝以後，它逐漸成為儒家學者的研讀重點，很多儒學、理學的概念和命題都出自《中庸》。
許多思想家也都堅持“中庸”的信條，開始用“中庸”的方法論思考問題。
這以北宋哲學家程颢、程頤為主要代表。
他們兩兄弟竭力尊崇《大學》《中庸》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
加之後來，南宋哲學家朱熹又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稱為“四書”，直至宋元以後，《大學》《中庸》成為學校官定教科書和科舉考試必讀書，對古代教育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大學”，就是治國安邦的學問，後人将《大學》的主要内容概括為“三綱領”和“八條目”。
“三綱領”是“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
這是“大學之道”的總綱，意思就是，做治國安邦這種大學問的方法在于，提倡和發揚正大光明的德行和德政，廣泛地親近民衆和尊重民意，以至善至美為奮鬥目标。
“八條目”即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是有關道德修養的具體方法，是一步步實現“三綱領”的具體步驟。
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國家；要治理好國家的人，要先整頓好自己的家；要整頓好家的人，要先進行自我修養；要進行自我修養的人，要先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才能完善自我修養；自我修養完善了，才能讓家庭整頓有序；家庭有序了，才能國家安定繁榮；推而廣之，達到天下平定。
這是儒家思想傳統中知識分子尊崇的信條。
以自我完善為基礎，通過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幾千年來無數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
如果說《大學》是指導人實現政治理想的啟蒙書，那麼《中庸》便是指導人實現完美修養的啟蒙書。
《中庸》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現在“中庸”和“誠”這兩個範疇上。
何謂“中庸”？“中庸”并不是“中立、平庸”，而是“執中、中和”的意思。
所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在一個人還沒有表現出喜怒哀樂時的平靜情緒為“中”，表現出情緒之後經過調整而符合常理為“和”。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準，是對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精神的傳承，是對儒家學者世代相傳的“忠恕之道”的發展，其主旨在于通過自我教育，達到“至誠”的境界。
“誠”是充分表達個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
”人的天性本來是誠的，若能依着這天性去做，若能充分發展天性的誠，便是“教”，便是“誠之”的功夫。
在儒家思想體系裡，政治和倫理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但是，從論述的角度出發，兩者卻有不同的着重點。
《大學》比較通俗平易，強調各種倫理規範對于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意義，實踐性很強；《中庸》比較高深微妙，把這些倫理規範提升到了天人關系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強。
《大學》和《中庸》都是儒家學派的經典代表著作，長處都在于方法明白、條理清楚。
數千年來，這兩部著作已成為無數仁人志士初窺儒家之門的必讀書目。
◎大學（一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1]；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2]；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3]。
緻知在格物[4]。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注釋】 [1]齊其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
[2]修其身：修養自己的身心品性。
[3]緻其知：使自己獲取知識。
[4]格物：認識、研究萬事萬物。
得人心者得天下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 孟子，名轲，字子輿，戰國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出生的年代，恰逢周王朝的最後階段：國家四分五裂，諸侯争霸。
相傳，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幼年喪父，家庭貧困。
孟母守節沒有改嫁，對他要求十分嚴格。
最初，孟子一家住在墓地旁邊，孟子就和鄰居的小孩一起學着大人跪拜、哭号的樣子，玩起辦理喪事的遊戲。
孟母看到了，就皺起眉頭說：“不行！我不能讓我的孩子住在這裡！”便帶着孟子搬到市集旁邊去住。
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鄰居的小孩學起商人做生意的樣子，一會兒鞠躬歡迎客人，一會兒招待客人，一會兒和客人讨價還價，表演得有模有樣。
孟母聽說後，又皺皺眉頭：“這個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們又搬家了。
這一次，他們搬到了學校附近。
孟子開始變得守秩序、懂禮貌、喜歡讀書了。
這個時候，孟母很滿意地點着頭說：“這才是我兒子應該住的地方呀！” 後來，人們就用“孟母三遷”來表示人要接近好的人和事物，才能養成好的習慣。
孟母的教育，深深地影響了孟子。
因為深信人性本善，所以孟子不主張被動和逼迫的教育。
他認為，教育的宗旨隻是要使這本來的善性充分發揮，因此提倡自覺自發的教育。
他說：“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人和禽獸的差異就那麼一點兒，一般人抛棄它，君子卻保存它。
教育隻是要保存這“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的人性罷了。
孟子還将教育比作“有如時雨化之者”，認為不耘苗不好，揠苗也不好，最好的是及時的雨露。
也就是說，标準的教育雖是自動的，卻不可沒有标準。
他說：“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前人出了多少力氣，才制定出這種種标準。
我們用了這些标準，便是不勞而獲了前人的益處，這才是标準的教育法，才是教育的捷徑。
總的來說，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
他認定個人不能單獨存在，一切行為都是人和人相互關系的行為，都是倫理的行為。
所以，他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
同時他還把人倫關系概括為五種，即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凡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事，孟子都歸結為天的作用。
孟子說：“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
”因此，他主張人應順從地接受天的安排，做到“樂天”“畏天”“事天”，由此可見，孟子的哲學思想頗具客觀唯心主義的味道。
◎仁政才是保障 孟子師從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下，繼承并發揚了孔子的思想，一直是孔子學說和理想的強大支持者。
他學成以後，以士的身份遊說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
他不僅遊曆于宋、滕、魏等國，還曾在齊國為卿。
民心的向背是孟子十分重視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學帶着很強的民權意味。
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意思是說，百姓最重要，代表國家的土神和谷神的重要性要低于百姓，而國君的重要性最低。
因此，得到百姓擁戴的人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的人能做諸侯國的國君，得到諸侯國國君信任的人能做大夫。
孟子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政治觀點，是因為他的學說的出發點是“性善論”。
孟子把個人看得十分重要，相信人生來都有一種不忍人之心和種種“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也稱“四端”。
他認為，有的人可以擴充“善端”，加強道德修養；有的人卻自暴自棄，為環境所陷溺。
因此，孟子同時強調道德修養的自覺性，并提出這主要在于人的主觀方面。
做人的确不容易，但人的崇高性和自身價值就體現在這裡，所以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一說。
孟子主張以德治天下，即德治，提出了“仁政”“王道”等觀點，并使之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應用于政治，認為百姓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便能引導人們向善，就可以形成一種良好的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他對當時的君主說道：“你好色沒關系，好貨沒關系，好田獵、好遊玩、好音樂都沒關系。
但是你好色時，要想想國家的怨女曠夫們；你好貨時，要想想那些窮苦的百姓；你好田獵、好遊玩時，要想想天下有多少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總之，你要善推其所為，要實行仁政。
” 對于如何推行仁政，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裡，文王以百裡。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也就是說，憑借武力又假借仁義的人可以稱霸天下，所以稱霸者必須具備自身是大國的條件。
依靠道德而施行仁義的人也可以稱王天下，但不一定必須是大國。
商湯憑借七十裡的國土面積稱王天下，周文王憑借一百裡面積的國土稱王。
用武力讓别人屈服，别人未必是真心屈服，隻是力量不足以反抗罷了；用道德讓别人順從，别人才會心悅誠服地順從。
不過，當時的幾個大國都緻力于富國強兵，期望通過暴力手段實現統一，所以，孟子的這種德政學說，被統治者認為是“遇遠而闊于事情”，根本不可實行。
最終，孟子選擇退而著書，與弟子們一起“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書主要記錄了孟子的語言和政治觀點，是儒家的經典之作。
其文章氣勢充沛，說理暢達，并長于論辯。
孟子也終成為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因孔子是聖人，所以世人尊稱其為“亞聖”，将兩人的思想合稱為“孔孟之道”。
◎孟子（一則）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
三裡之城，七裡之郭[2]，環而攻之而不勝。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3]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4]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親戚畔[5]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 【注釋】 [1]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指适合出兵打仗的時機、氣候等；地利指山川險要，城池堅固等有利條件；人和指人心的團結與和睦。
[2]城、郭：城指“内城”，郭指“外城”。
内城和外城的比例一般是三比七，因此稱“三裡之城，七裡之郭”。
[3]委：放棄、棄城。
[4]域民：限制百姓。
域，本指界限，這裡引申為限制。
[5]畔：同“叛”，背叛。
賤民的博愛 ◎平民教父的哲思 墨子，姓墨名翟，是我國春秋末、戰國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
關于墨子的出生地，一直都有争議：《史記·孟荀列傳》說他是“宋之大夫”；《呂氏春秋·當染》認為他是魯國人；也有的說他原為宋國人，後來長期住在魯國。
出身平民的墨子，是小工業者的代表，他自稱“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可見，他屬于當時的“士”階層，但他又承認自己是“賤人”。
墨子始終保持着勞動者的本色，甘于清貧，樂于奉獻，具有相當豐富的生産工藝技能，可與當時的巧匠魯班相比。
墨子主要在魯國活動，又生活在孔門學說正盛的時期，所以他的思想學說處處和儒家有關系。
他曾從師于儒者，學習孔子之術，稱道《尚書》《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後來他漸漸不滿儒家“禮”的煩瑣，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卻講究祭禮喪禮。
他說：“不信鬼神，卻要學祭禮，這不是沒有客卻行客禮嗎？這不是沒有魚卻下網嗎？” 最終，他舍棄儒學，另立新說，聚徒講學，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學派，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也是先秦時代唯一能與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相抗衡的“世之顯學”。
墨家與儒家的根本不同，在于兩家的哲學方法和“邏輯”。
儒家隻注意行為的動機，不注意行為的效果，墨子的方法卻恰與此相反，處處要問一個“為什麼”。
比如，造一所房子，墨子先要問為什麼要造房子。
知道了“為什麼”，才能知道“怎樣做”。
知道房子的用處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别”，才會知道該怎樣布置構造，使其能避風雨寒暑、分别男女内外。
或許是因為出身的關系，墨子的思想總體而言，可以看成一種平民哲學。
墨子在他的體系中，始終以下層的普通民衆作為原點，進而衍生出其他。
墨子以“耳目之實”的直接感覺經驗作為認識的唯一來源，他認為，人的知識來源可分為三個方面，即聞知、說知和親知。
在墨子看來，判斷事物的有與無，不能憑個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聽到的為依據。
對于學習得到的知識，不應當是簡單地接受，而必須消化并融會貫通，使之成為自己的知識。
因此，他強調要“循所聞而得其義”。
這種把知識來源的三個方面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方法，使得墨子的認識論在我國古代哲學領域裡獨樹一幟。
墨子的弟子衆多，他們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特别重視艱苦實踐，服從紀律。
《墨子》一書是墨子的學生對他思想言論的記錄，現存五十三篇。
全書分為《墨經》《墨論》《雜篇》三類，内容廣博，包括了政治、軍事、哲學、倫理、邏輯、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後學的重要史料。
◎用愛拯救世界 墨子認為當時的社會之所以那麼亂，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人們不“兼愛”，一個是天下人沒有正确統一的思想為指導。
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
墨子認為隻要大家“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就不會有強淩弱﹑貴傲賤﹑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象了。
其中，“非攻”的思想，也反映了當時百姓反對戰争的意向。
在用人原則上，墨子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
他還主張從天子﹑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都要“選擇天下之賢可者”來充當，“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則得治”。
而百姓則要服從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義”。
不辭勞苦、熱心救世的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他看見當時各國征戰的慘禍，心中不忍，不僅積極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而且還不遺餘力地将其付諸實際。
位于長江中遊的楚國，地廣人衆，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而在它北部的宋國則是個人寡地少的小國。
當時的楚王請巧匠魯班制造了雲梯等攻城器械，準備攻打弱小的宋國。
墨子得知這個消息後，一面派自己的三
◎《大學》《中庸》裡的生存智慧 《大學》和《中庸》都是《禮記》中的文章，相傳《大學》是孔子的學生曾子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
《大學》一書，文辭簡約，内涵深刻，主要概括總結了先秦儒家道德修養理論，以及關于道德修養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對儒家政治哲學也有系統的論述，對今人如何做人、做事、立業等均有啟迪意義。
《中庸》同《易經》相似，但是沒有《易經》影響大、涵蓋面廣。
宋朝以後，它逐漸成為儒家學者的研讀重點，很多儒學、理學的概念和命題都出自《中庸》。
許多思想家也都堅持“中庸”的信條，開始用“中庸”的方法論思考問題。
這以北宋哲學家程颢、程頤為主要代表。
他們兩兄弟竭力尊崇《大學》《中庸》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
加之後來，南宋哲學家朱熹又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稱為“四書”，直至宋元以後，《大學》《中庸》成為學校官定教科書和科舉考試必讀書，對古代教育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大學”，就是治國安邦的學問，後人将《大學》的主要内容概括為“三綱領”和“八條目”。
“三綱領”是“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
這是“大學之道”的總綱，意思就是，做治國安邦這種大學問的方法在于，提倡和發揚正大光明的德行和德政，廣泛地親近民衆和尊重民意，以至善至美為奮鬥目标。
“八條目”即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是有關道德修養的具體方法，是一步步實現“三綱領”的具體步驟。
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國家；要治理好國家的人，要先整頓好自己的家；要整頓好家的人，要先進行自我修養；要進行自我修養的人，要先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才能完善自我修養；自我修養完善了，才能讓家庭整頓有序；家庭有序了，才能國家安定繁榮；推而廣之，達到天下平定。
這是儒家思想傳統中知識分子尊崇的信條。
以自我完善為基礎，通過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幾千年來無數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
如果說《大學》是指導人實現政治理想的啟蒙書，那麼《中庸》便是指導人實現完美修養的啟蒙書。
《中庸》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現在“中庸”和“誠”這兩個範疇上。
何謂“中庸”？“中庸”并不是“中立、平庸”，而是“執中、中和”的意思。
所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在一個人還沒有表現出喜怒哀樂時的平靜情緒為“中”，表現出情緒之後經過調整而符合常理為“和”。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準，是對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精神的傳承，是對儒家學者世代相傳的“忠恕之道”的發展，其主旨在于通過自我教育，達到“至誠”的境界。
“誠”是充分表達個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
”人的天性本來是誠的，若能依着這天性去做，若能充分發展天性的誠，便是“教”，便是“誠之”的功夫。
在儒家思想體系裡，政治和倫理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但是，從論述的角度出發，兩者卻有不同的着重點。
《大學》比較通俗平易，強調各種倫理規範對于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意義，實踐性很強；《中庸》比較高深微妙，把這些倫理規範提升到了天人關系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強。
《大學》和《中庸》都是儒家學派的經典代表著作，長處都在于方法明白、條理清楚。
數千年來，這兩部著作已成為無數仁人志士初窺儒家之門的必讀書目。
◎大學（一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1]；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2]；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3]。
緻知在格物[4]。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注釋】 [1]齊其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
[2]修其身：修養自己的身心品性。
[3]緻其知：使自己獲取知識。
[4]格物：認識、研究萬事萬物。
得人心者得天下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 孟子，名轲，字子輿，戰國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出生的年代，恰逢周王朝的最後階段：國家四分五裂，諸侯争霸。
相傳，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幼年喪父，家庭貧困。
孟母守節沒有改嫁，對他要求十分嚴格。
最初，孟子一家住在墓地旁邊，孟子就和鄰居的小孩一起學着大人跪拜、哭号的樣子，玩起辦理喪事的遊戲。
孟母看到了，就皺起眉頭說：“不行！我不能讓我的孩子住在這裡！”便帶着孟子搬到市集旁邊去住。
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鄰居的小孩學起商人做生意的樣子，一會兒鞠躬歡迎客人，一會兒招待客人，一會兒和客人讨價還價，表演得有模有樣。
孟母聽說後，又皺皺眉頭：“這個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們又搬家了。
這一次，他們搬到了學校附近。
孟子開始變得守秩序、懂禮貌、喜歡讀書了。
這個時候，孟母很滿意地點着頭說：“這才是我兒子應該住的地方呀！” 後來，人們就用“孟母三遷”來表示人要接近好的人和事物，才能養成好的習慣。
孟母的教育，深深地影響了孟子。
因為深信人性本善，所以孟子不主張被動和逼迫的教育。
他認為，教育的宗旨隻是要使這本來的善性充分發揮，因此提倡自覺自發的教育。
他說：“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人和禽獸的差異就那麼一點兒，一般人抛棄它，君子卻保存它。
教育隻是要保存這“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的人性罷了。
孟子還将教育比作“有如時雨化之者”，認為不耘苗不好，揠苗也不好，最好的是及時的雨露。
也就是說，标準的教育雖是自動的，卻不可沒有标準。
他說：“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前人出了多少力氣，才制定出這種種标準。
我們用了這些标準，便是不勞而獲了前人的益處，這才是标準的教育法，才是教育的捷徑。
總的來說，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
他認定個人不能單獨存在，一切行為都是人和人相互關系的行為，都是倫理的行為。
所以，他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
同時他還把人倫關系概括為五種，即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凡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事，孟子都歸結為天的作用。
孟子說：“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
”因此，他主張人應順從地接受天的安排，做到“樂天”“畏天”“事天”，由此可見，孟子的哲學思想頗具客觀唯心主義的味道。
◎仁政才是保障 孟子師從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下，繼承并發揚了孔子的思想，一直是孔子學說和理想的強大支持者。
他學成以後，以士的身份遊說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
他不僅遊曆于宋、滕、魏等國，還曾在齊國為卿。
民心的向背是孟子十分重視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學帶着很強的民權意味。
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意思是說，百姓最重要，代表國家的土神和谷神的重要性要低于百姓，而國君的重要性最低。
因此，得到百姓擁戴的人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的人能做諸侯國的國君，得到諸侯國國君信任的人能做大夫。
孟子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政治觀點，是因為他的學說的出發點是“性善論”。
孟子把個人看得十分重要，相信人生來都有一種不忍人之心和種種“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也稱“四端”。
他認為，有的人可以擴充“善端”，加強道德修養；有的人卻自暴自棄，為環境所陷溺。
因此，孟子同時強調道德修養的自覺性，并提出這主要在于人的主觀方面。
做人的确不容易，但人的崇高性和自身價值就體現在這裡，所以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一說。
孟子主張以德治天下，即德治，提出了“仁政”“王道”等觀點，并使之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應用于政治，認為百姓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便能引導人們向善，就可以形成一種良好的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他對當時的君主說道：“你好色沒關系，好貨沒關系，好田獵、好遊玩、好音樂都沒關系。
但是你好色時，要想想國家的怨女曠夫們；你好貨時，要想想那些窮苦的百姓；你好田獵、好遊玩時，要想想天下有多少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總之，你要善推其所為，要實行仁政。
” 對于如何推行仁政，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裡，文王以百裡。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也就是說，憑借武力又假借仁義的人可以稱霸天下，所以稱霸者必須具備自身是大國的條件。
依靠道德而施行仁義的人也可以稱王天下，但不一定必須是大國。
商湯憑借七十裡的國土面積稱王天下，周文王憑借一百裡面積的國土稱王。
用武力讓别人屈服，别人未必是真心屈服，隻是力量不足以反抗罷了；用道德讓别人順從，别人才會心悅誠服地順從。
不過，當時的幾個大國都緻力于富國強兵，期望通過暴力手段實現統一，所以，孟子的這種德政學說，被統治者認為是“遇遠而闊于事情”，根本不可實行。
最終，孟子選擇退而著書，與弟子們一起“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書主要記錄了孟子的語言和政治觀點，是儒家的經典之作。
其文章氣勢充沛，說理暢達，并長于論辯。
孟子也終成為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因孔子是聖人，所以世人尊稱其為“亞聖”，将兩人的思想合稱為“孔孟之道”。
◎孟子（一則）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
三裡之城，七裡之郭[2]，環而攻之而不勝。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3]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4]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親戚畔[5]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 【注釋】 [1]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指适合出兵打仗的時機、氣候等；地利指山川險要，城池堅固等有利條件；人和指人心的團結與和睦。
[2]城、郭：城指“内城”，郭指“外城”。
内城和外城的比例一般是三比七，因此稱“三裡之城，七裡之郭”。
[3]委：放棄、棄城。
[4]域民：限制百姓。
域，本指界限，這裡引申為限制。
[5]畔：同“叛”，背叛。
賤民的博愛 ◎平民教父的哲思 墨子，姓墨名翟，是我國春秋末、戰國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
關于墨子的出生地，一直都有争議：《史記·孟荀列傳》說他是“宋之大夫”；《呂氏春秋·當染》認為他是魯國人；也有的說他原為宋國人，後來長期住在魯國。
出身平民的墨子，是小工業者的代表，他自稱“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可見，他屬于當時的“士”階層，但他又承認自己是“賤人”。
墨子始終保持着勞動者的本色，甘于清貧，樂于奉獻，具有相當豐富的生産工藝技能，可與當時的巧匠魯班相比。
墨子主要在魯國活動，又生活在孔門學說正盛的時期，所以他的思想學說處處和儒家有關系。
他曾從師于儒者，學習孔子之術，稱道《尚書》《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後來他漸漸不滿儒家“禮”的煩瑣，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卻講究祭禮喪禮。
他說：“不信鬼神，卻要學祭禮，這不是沒有客卻行客禮嗎？這不是沒有魚卻下網嗎？” 最終，他舍棄儒學，另立新說，聚徒講學，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學派，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也是先秦時代唯一能與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相抗衡的“世之顯學”。
墨家與儒家的根本不同，在于兩家的哲學方法和“邏輯”。
儒家隻注意行為的動機，不注意行為的效果，墨子的方法卻恰與此相反，處處要問一個“為什麼”。
比如，造一所房子，墨子先要問為什麼要造房子。
知道了“為什麼”，才能知道“怎樣做”。
知道房子的用處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别”，才會知道該怎樣布置構造，使其能避風雨寒暑、分别男女内外。
或許是因為出身的關系，墨子的思想總體而言，可以看成一種平民哲學。
墨子在他的體系中，始終以下層的普通民衆作為原點，進而衍生出其他。
墨子以“耳目之實”的直接感覺經驗作為認識的唯一來源，他認為，人的知識來源可分為三個方面，即聞知、說知和親知。
在墨子看來，判斷事物的有與無，不能憑個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聽到的為依據。
對于學習得到的知識，不應當是簡單地接受，而必須消化并融會貫通，使之成為自己的知識。
因此，他強調要“循所聞而得其義”。
這種把知識來源的三個方面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方法，使得墨子的認識論在我國古代哲學領域裡獨樹一幟。
墨子的弟子衆多，他們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特别重視艱苦實踐，服從紀律。
《墨子》一書是墨子的學生對他思想言論的記錄，現存五十三篇。
全書分為《墨經》《墨論》《雜篇》三類，内容廣博，包括了政治、軍事、哲學、倫理、邏輯、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後學的重要史料。
◎用愛拯救世界 墨子認為當時的社會之所以那麼亂，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人們不“兼愛”，一個是天下人沒有正确統一的思想為指導。
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
墨子認為隻要大家“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就不會有強淩弱﹑貴傲賤﹑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象了。
其中，“非攻”的思想，也反映了當時百姓反對戰争的意向。
在用人原則上，墨子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
他還主張從天子﹑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都要“選擇天下之賢可者”來充當，“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則得治”。
而百姓則要服從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義”。
不辭勞苦、熱心救世的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他看見當時各國征戰的慘禍，心中不忍，不僅積極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而且還不遺餘力地将其付諸實際。
位于長江中遊的楚國，地廣人衆，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而在它北部的宋國則是個人寡地少的小國。
當時的楚王請巧匠魯班制造了雲梯等攻城器械，準備攻打弱小的宋國。
墨子得知這個消息後，一面派自己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