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來風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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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在我們村裡以及鄰近村莊停留約一星期，然後慢慢退到低地，最後随江河入海，同時卷走了所有的稻作。
大約一星期以後，一隻大船在傍晚時分載着許多人向我們村莊劃過來。
這隻船在我家附近停下，船上的人也紛紛離船上岸。
我們為防意外，趕緊閉起大門。
他們用大石頭來搗大門，最後終于排闼而入。
領頭的人身材魁偉，顯然孔武有力，辮子盤在頭頂上。
他帶着一夥人走到天井裡，高喊：“我們肚子餓，我們要借糧。
”其餘人也就跟着呐喊助威。
他們搜索了谷倉，但是沒有馬上動手搬；他們要“借”。
最後經過隔壁一位農人的調停，他們“借”走了幾擔谷子以後，就回船啟航了。
這是随後發生的一連串變亂的首次警号。
性質相近然而比較嚴重的事件，接二連三地在鄰村發生。
開始時是“借”，随後就變質為搶劫。
搶劫事件像野火一樣到處蔓延，鄉間微薄的官兵武力根本無法加以阻遏。
而且搶糧食不能處以極刑，但是在那種情勢下，恐怕隻有極刑才能加以遏止，至少暫時不至如此猖獗。
“借糧”的事件一直延續至那年冬天。
不久之後，殺人擄掠的暴行終于在孫莊首次發生。
被害的孫君在上海有一片生意興隆的木行。
孫君的父親曾在上海承包“洋行”的營造工程而發了大财。
那是一個凜冽的冬夜，孫莊的人很早就躲到被窩去了。
有人從窗子裡發現黑暗中有一隊火把正從大路上向孫莊移動。
火把臨近孫莊時，大家聽到一陣槍聲。
強盜來了！強盜沖開孫家的大門，搶走了孫家所有的金銀财帛——名貴的羊裘皮襖、金銀器皿、珍珠寶石，無一幸免。
他們并且擄走了孫君，把他綁在一根長竹竿的頂端，然後又把他壓到河底。
第二天孫家的人拖起竹竿才發現他的屍體。
搶劫的風潮迅速蔓延到各村莊。
幾百年來鄉村人們所享受的和平與安甯，一夜之間喪失殆盡。
我們沒有一夜能夠安穩地睡。
我父親從上海買來了手槍以及舊式的長槍。
大家開始練習放槍，小孩子也不例外。
我們拿鳥雀當活靶，因此連鳥雀都遭了殃。
我們輪班睡覺，值班的人就負責守夜。
一聽到犬吠，我們就向空放槍警告盜匪，自然有時是虛驚，有時卻的确把強盜吓跑了。
為了節省彈藥，我們常常在槍聲中夾帶些爆仗。
永遠這樣緊張下去究竟不是事。
父親最後無可奈何地帶了一家大小搬到上海住下來。
我們搬家之前的兩年内，我曾在紹興繼續我的學業。
我還在家塾裡念書的時候，父親曾經問我将來願意做生意還是預備做官。
我的兩位哥哥都已經決定步入仕途。
父親要我決定之前，仔細考慮一番。
做官可以光宗耀祖，幾百年來，年輕人無不心向往之。
自然我也很希望将來能做官。
在另一方面，新近發财的人可以享受新穎奇巧的外國貨，這般人的生活也是一種強烈的引誘。
名利之間的選擇，多少與一個人思想中所已灌輸進去的觀念和理想有點關聯。
我聽人家說，我們中國人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級。
雖然每一階級在整個社會裡都有特定的任務，士大夫都是統治階級，因此也是最尊榮的一級，依照亞裡士多德的主張，哲學家當為國王，所以我們可以說，哲人、學士如果做不到帝王，至少也應該是公卿、宰相。
中國的貴族階級除極少數例外，都不是世襲的，而是由于本身努力達到的。
俗語說：秀才是宰相的根苗。
如果我去經商，那麼将來不就與功名無緣了嗎？因此我決心續求學問。
自然，我當時對學問的意義并不十分了解；我隻覺得那是向上層社會爬的階梯。
在我們村子裡，農、工、商三類人都不稀罕。
種田的不必說了，商人也不少。
好多人在上海做生意，從上海帶回來很多好玩的東西：小洋刀、哨子、皮球、洋娃娃、汽槍、手表等等，多不勝舉。
至于工匠，我們的一位族長就是木匠，他的兒子們也是的。
一位遠房叔叔是銀匠，專門打造鄉村婦女裝飾的指環、手镯、钗簪之類。
至于讀書的人，那可不同了。
凡是族人之中有功名的，家廟中都有一面金碧輝煌的匾額，舉人以上的家廟前面還有高高的旗杆，懸挂他們的旗幟。
我還記得有一天縣太爺到鄰村查辦命案，他乘坐一頂四人扛擡的綠呢暖轎，紅纓帽上綴着一顆金頂，胸前挂着一串朝珠。
四名轎夫每人戴着一頂尖錐形的黑帽，帽頂插着一根鵝毛。
暖轎前面有一對銅鑼開道，縣太爺所經之處，老百姓就得肅靜回避。
他是本縣的父母官，我們老百姓的生命财産都得聽他發落。
他的權勢怎麼來的？讀書呀！ 于是我知道了讀書人的地位，也知道做一名讀書人的好處。
他可以一級一級地往上爬，甚至有一天當了大官，還可以在北京皇宮裡飲禦賜香茗呢！像我這樣的一位鄉下孩子，足步向未逾越鄰近的村鎮，他希望讀書做官應是很自然的事。
我幼稚的心靈裡，幻想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神氣，功名步步高升，中了秀才再中了舉人，中了舉人再中進士，終于有一天當了很大很大的官，比那位縣知事要大得好多好多，身穿蟒袍，腰
洪水在我們村裡以及鄰近村莊停留約一星期，然後慢慢退到低地，最後随江河入海，同時卷走了所有的稻作。
大約一星期以後，一隻大船在傍晚時分載着許多人向我們村莊劃過來。
這隻船在我家附近停下，船上的人也紛紛離船上岸。
我們為防意外，趕緊閉起大門。
他們用大石頭來搗大門，最後終于排闼而入。
領頭的人身材魁偉，顯然孔武有力，辮子盤在頭頂上。
他帶着一夥人走到天井裡，高喊：“我們肚子餓，我們要借糧。
”其餘人也就跟着呐喊助威。
他們搜索了谷倉，但是沒有馬上動手搬；他們要“借”。
最後經過隔壁一位農人的調停，他們“借”走了幾擔谷子以後，就回船啟航了。
這是随後發生的一連串變亂的首次警号。
性質相近然而比較嚴重的事件，接二連三地在鄰村發生。
開始時是“借”，随後就變質為搶劫。
搶劫事件像野火一樣到處蔓延，鄉間微薄的官兵武力根本無法加以阻遏。
而且搶糧食不能處以極刑，但是在那種情勢下，恐怕隻有極刑才能加以遏止，至少暫時不至如此猖獗。
“借糧”的事件一直延續至那年冬天。
不久之後，殺人擄掠的暴行終于在孫莊首次發生。
被害的孫君在上海有一片生意興隆的木行。
孫君的父親曾在上海承包“洋行”的營造工程而發了大财。
那是一個凜冽的冬夜，孫莊的人很早就躲到被窩去了。
有人從窗子裡發現黑暗中有一隊火把正從大路上向孫莊移動。
火把臨近孫莊時，大家聽到一陣槍聲。
強盜來了！強盜沖開孫家的大門，搶走了孫家所有的金銀财帛——名貴的羊裘皮襖、金銀器皿、珍珠寶石，無一幸免。
他們并且擄走了孫君，把他綁在一根長竹竿的頂端，然後又把他壓到河底。
第二天孫家的人拖起竹竿才發現他的屍體。
搶劫的風潮迅速蔓延到各村莊。
幾百年來鄉村人們所享受的和平與安甯，一夜之間喪失殆盡。
我們沒有一夜能夠安穩地睡。
我父親從上海買來了手槍以及舊式的長槍。
大家開始練習放槍，小孩子也不例外。
我們拿鳥雀當活靶，因此連鳥雀都遭了殃。
我們輪班睡覺，值班的人就負責守夜。
一聽到犬吠，我們就向空放槍警告盜匪，自然有時是虛驚，有時卻的确把強盜吓跑了。
為了節省彈藥，我們常常在槍聲中夾帶些爆仗。
永遠這樣緊張下去究竟不是事。
父親最後無可奈何地帶了一家大小搬到上海住下來。
我們搬家之前的兩年内，我曾在紹興繼續我的學業。
我還在家塾裡念書的時候，父親曾經問我将來願意做生意還是預備做官。
我的兩位哥哥都已經決定步入仕途。
父親要我決定之前，仔細考慮一番。
做官可以光宗耀祖，幾百年來，年輕人無不心向往之。
自然我也很希望将來能做官。
在另一方面，新近發财的人可以享受新穎奇巧的外國貨，這般人的生活也是一種強烈的引誘。
名利之間的選擇，多少與一個人思想中所已灌輸進去的觀念和理想有點關聯。
我聽人家說，我們中國人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級。
雖然每一階級在整個社會裡都有特定的任務，士大夫都是統治階級，因此也是最尊榮的一級，依照亞裡士多德的主張，哲學家當為國王，所以我們可以說，哲人、學士如果做不到帝王，至少也應該是公卿、宰相。
中國的貴族階級除極少數例外，都不是世襲的，而是由于本身努力達到的。
俗語說：秀才是宰相的根苗。
如果我去經商，那麼将來不就與功名無緣了嗎？因此我決心續求學問。
自然，我當時對學問的意義并不十分了解；我隻覺得那是向上層社會爬的階梯。
在我們村子裡，農、工、商三類人都不稀罕。
種田的不必說了，商人也不少。
好多人在上海做生意，從上海帶回來很多好玩的東西：小洋刀、哨子、皮球、洋娃娃、汽槍、手表等等，多不勝舉。
至于工匠，我們的一位族長就是木匠，他的兒子們也是的。
一位遠房叔叔是銀匠，專門打造鄉村婦女裝飾的指環、手镯、钗簪之類。
至于讀書的人，那可不同了。
凡是族人之中有功名的，家廟中都有一面金碧輝煌的匾額，舉人以上的家廟前面還有高高的旗杆，懸挂他們的旗幟。
我還記得有一天縣太爺到鄰村查辦命案，他乘坐一頂四人扛擡的綠呢暖轎，紅纓帽上綴着一顆金頂，胸前挂着一串朝珠。
四名轎夫每人戴着一頂尖錐形的黑帽，帽頂插着一根鵝毛。
暖轎前面有一對銅鑼開道，縣太爺所經之處，老百姓就得肅靜回避。
他是本縣的父母官，我們老百姓的生命财産都得聽他發落。
他的權勢怎麼來的？讀書呀！ 于是我知道了讀書人的地位，也知道做一名讀書人的好處。
他可以一級一級地往上爬，甚至有一天當了大官，還可以在北京皇宮裡飲禦賜香茗呢！像我這樣的一位鄉下孩子，足步向未逾越鄰近的村鎮，他希望讀書做官應是很自然的事。
我幼稚的心靈裡，幻想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神氣，功名步步高升，中了秀才再中了舉人，中了舉人再中進士，終于有一天當了很大很大的官，比那位縣知事要大得好多好多，身穿蟒袍，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