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在回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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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達夫
新詩傳宇宙，竟爾乘風歸去，同學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華表托精靈，何當化鶴重來，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
這是我托杭州陳紫荷先生代作代寫的一副挽志摩的挽聯。
陳先生當時問我和志摩的關系，我隻說他是我自小的同學，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這一回的很适合他身份的死。
作挽聯我是不會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對句。
而陳先生也想了許多成句，如“高處不勝寒”“猶是深閨夢裡人”之類，但似乎都尋不出适當的上下對，所以隻成了上舉的一聯。
這挽聯的好壞如何，我也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文句做得太好，對仗對得太工，是不大适合于哀挽的本意的。
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雞的那一種樣子，這我在小曼夫人當初接到志摩的兇耗的時候曾經親眼見到過。
其次是撫棺的一哭，這我在萬國殡儀館中，當日來吊的許多志摩的親友之間曾經看到過。
至于哀挽詩詞的工與不工，那卻是次而又次的問題了；我不想說志摩是如何如何的偉大，我不想說他是如何如何的可愛，我也不想說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麼怎麼的悲哀，我隻想把在記憶裡的志摩來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見一次他那副凡見過他一面的人誰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與音容。
大約是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的春季，我離開故鄉的小市，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上一期似乎是在嘉興府中讀的，終因路遠之故而轉入了杭府——那時候府中的監督，記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面。
當時的我，是初出茅廬的一個十四歲未滿的鄉下少年，突然間闖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圍萬事看起來都覺得新異怕人。
所以在宿舍裡，在課堂上，我隻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同蝸牛似地蜷伏着，連頭都不敢伸一伸出殼來。
但是同我的這一種畏縮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級同一宿舍裡，卻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
一個是身體生得很小，而臉面卻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
我當時自己當然總也還是一個小孩子，然而看見了他，心裡卻老是在想：“這頑皮小孩，樣子真生得奇怪。
”仿佛我自己已經是一個大孩似的。
還有一個日夜和他在一塊，最愛做種種淘氣的把戲，為同學中間的愛戴集中點的，是一個身材長得相當的高大，面上也已經滿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時候的心裡猜來，仿佛是年紀總該在三十歲以上的大人，——其實呢，他也不過和我們上下年紀而已。
他們倆，無論在課堂上或在宿舍裡，總在交頭接耳地密談着，高笑着，跳來跳去，和這個那個鬧鬧，結果卻終于會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輕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來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驚異的，是那個頭大尾巴小，戴着金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地不用功，那樣地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裡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着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起文來卻總是分數得得最多的一個。
像這樣地和他們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兩次也上了他們一點小當之外，我和他們終究沒有發生什麼密切一點的關系；後來似乎我的宿舍也換了，除了在課堂上相聚在一塊之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
年假之後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曉為了什麼，突然離去了府中，改入了一個現在似乎也還沒有關門的教會學校。
從此之後，一别十餘年，我和這兩位奇人——一個小孩，一個大人——終于沒有遇到的機會。
雖則在異鄉飄泊的途中，也時常想起當日的舊事，但是終因為周圍環境的遷移激變，對這微風似的少年時候的回憶，也沒有多大的留戀。
民國十三四年——一九二三四年——之交，我混迹在北京的軟紅塵裡；有一天風定日斜的午後，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圖書館裡遇見了志摩。
仔細一看，他的頭，他的臉，還是同中學時候一樣發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卻不同了，非常之長大了，和他并立起來，簡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樣子。
他的那種輕快磊落的态度，還是和孩時一樣，不過因為曆盡了歐美的遊程之故，無形中已經鍛煉成了一個長于社交的人了。
笑起來的時候，可還是同十幾年前的那個頑皮小孩一色無二。
從這年後，和他
華表托精靈，何當化鶴重來，一生一死，深閨有婦賦招魂。
這是我托杭州陳紫荷先生代作代寫的一副挽志摩的挽聯。
陳先生當時問我和志摩的關系，我隻說他是我自小的同學，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這一回的很适合他身份的死。
作挽聯我是不會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對句。
而陳先生也想了許多成句，如“高處不勝寒”“猶是深閨夢裡人”之類，但似乎都尋不出适當的上下對，所以隻成了上舉的一聯。
這挽聯的好壞如何，我也不曉得，不過我覺得文句做得太好，對仗對得太工，是不大适合于哀挽的本意的。
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雞的那一種樣子，這我在小曼夫人當初接到志摩的兇耗的時候曾經親眼見到過。
其次是撫棺的一哭，這我在萬國殡儀館中，當日來吊的許多志摩的親友之間曾經看到過。
至于哀挽詩詞的工與不工，那卻是次而又次的問題了；我不想說志摩是如何如何的偉大，我不想說他是如何如何的可愛，我也不想說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麼怎麼的悲哀，我隻想把在記憶裡的志摩來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見一次他那副凡見過他一面的人誰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與音容。
大約是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的春季，我離開故鄉的小市，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上一期似乎是在嘉興府中讀的，終因路遠之故而轉入了杭府——那時候府中的監督，記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面。
當時的我，是初出茅廬的一個十四歲未滿的鄉下少年，突然間闖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圍萬事看起來都覺得新異怕人。
所以在宿舍裡，在課堂上，我隻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同蝸牛似地蜷伏着，連頭都不敢伸一伸出殼來。
但是同我的這一種畏縮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級同一宿舍裡，卻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
一個是身體生得很小，而臉面卻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
我當時自己當然總也還是一個小孩子，然而看見了他，心裡卻老是在想：“這頑皮小孩，樣子真生得奇怪。
”仿佛我自己已經是一個大孩似的。
還有一個日夜和他在一塊，最愛做種種淘氣的把戲，為同學中間的愛戴集中點的，是一個身材長得相當的高大，面上也已經滿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時候的心裡猜來，仿佛是年紀總該在三十歲以上的大人，——其實呢，他也不過和我們上下年紀而已。
他們倆，無論在課堂上或在宿舍裡，總在交頭接耳地密談着，高笑着，跳來跳去，和這個那個鬧鬧，結果卻終于會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輕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來吸收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驚異的，是那個頭大尾巴小，戴着金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地不用功，那樣地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裡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着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起文來卻總是分數得得最多的一個。
像這樣地和他們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兩次也上了他們一點小當之外，我和他們終究沒有發生什麼密切一點的關系；後來似乎我的宿舍也換了，除了在課堂上相聚在一塊之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
年假之後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曉為了什麼，突然離去了府中，改入了一個現在似乎也還沒有關門的教會學校。
從此之後，一别十餘年，我和這兩位奇人——一個小孩，一個大人——終于沒有遇到的機會。
雖則在異鄉飄泊的途中，也時常想起當日的舊事，但是終因為周圍環境的遷移激變，對這微風似的少年時候的回憶，也沒有多大的留戀。
民國十三四年——一九二三四年——之交，我混迹在北京的軟紅塵裡；有一天風定日斜的午後，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圖書館裡遇見了志摩。
仔細一看，他的頭，他的臉，還是同中學時候一樣發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卻不同了，非常之長大了，和他并立起來，簡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樣子。
他的那種輕快磊落的态度，還是和孩時一樣，不過因為曆盡了歐美的遊程之故，無形中已經鍛煉成了一個長于社交的人了。
笑起來的時候，可還是同十幾年前的那個頑皮小孩一色無二。
從這年後，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