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在回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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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時時往來，差不多每禮拜要見好幾次面。
他的善于座談，敏于交際，長于吟詩的種種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
當時的文人學者，達官麗姝，以及中學時候的倒黴同學，不論長幼，不分貴賤，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
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時候，隻教經他用了他那種濁中帶清的洪亮的聲音，“喂，老×，今天怎麼樣？什麼什麼怎麼樣了？”地一問，你就自然會把一切的心事丢開，被他的那種快樂的光耀同化了過去。
正在這前後，和他一次談起了中學時候的事情，他卻突然地呆了一呆，張大了眼睛驚問我說：“老李你還記得起記不起？他是死了哩！” 這所謂老李者，就是我在頭上寫過的那位頑皮大人，和他一道進中學的他的表哥哥。
其後他又去歐洲，去印度，交遊之廣，從中國的社交中心擴大而成為國際的。
于是美麗宏博的詩句和清新絕俗的散文，也一年年地積多了起來。
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後，北京變了北平，當時的許多中間階級者就四散成了秋後的落葉。
有些飛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沒有見到的機會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黃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複在歧路上徘徊着，苦悶着，而終于尋不到出路。
是在這一種狀态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頭，我又忽而遇見志摩。
“喂，這幾年來你躲在什麼地方？”兜頭的一喝，聽起來仍舊是他那一種洪亮快活的聲氣。
在路上略談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裡坐了一會，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赉公司的輪船碼頭。
因為午前他剛接到了無線電報，詩人太果爾回印度的船系定在午後五時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這老詩人的病狀的。
當船還沒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還不能夠交談的時候，他在碼頭上的寒風裡立着——這時候似乎已經是秋季了——靜靜地呆呆地對我說：“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 因為太果爾這一回是新從美國日本去講演回來，在日本在美國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裡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場重病。
志摩對我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雙眼呆看着遠處，臉色變得青灰，聲音也特别的低。
我和志摩來往了這許多年，在他臉上看出悲哀的表情來的事情，這實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後的一次。
從這一回之後，兩人又同在北京的時候一樣，時時來往了。
可是一則因為我的疏懶無聊，二則因為他跑來跑去地教書忙，這一兩年間，和他聚談時候也并不多。
今年的暑假後，他于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
頭一天喝酒的時候，我和董任堅先生都在那裡。
董先生也是當時杭府中學的舊同學之一，席間我們也曾談到了當時的杭州。
在他遇難之前，從北平飛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地，真真是偶然地，闖到了他的寓裡。
那一天晚上，因為有許多朋友會聚在那裡的緣故，談談說說，竟說到了十二點過。
臨走的時候，還約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後會才茲分散。
但第二天我沒有去，于是就永久失去了見他的機會了，因為他的靈柩到上海的時候是已經殓好了來的。
男人之中，有兩種人最可以羨慕。
一種是像高爾基一樣，活到了六七十歲，而能寫許多有聲有色的回憶文的老壽星，其他的一種是如葉賽甯一樣的光芒還沒有吐盡的天才夭折者。
前者可以寫許多文學史上所不載的文壇起伏的經曆，他個人就是一部縱的文學史。
後者則可以要求每個同時代的文人都寫一篇吊他哀他或評他罵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橫的放大的文苑傳。
現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詩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狀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認識他的人老老少少一個個都死完的時候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記〕上面的一篇回憶寫完之後，我想想，想想，又在陳先生代作的挽聯裡加入了一點事實，綴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 三卷新詩，廿年舊友，與君同是天涯，隻為佳人難再得。
一聲河滿，九點齊煙，化鶴重歸華表，應愁高處不勝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原載于1932年1月1日《新月》第4卷第1期）
他的善于座談，敏于交際，長于吟詩的種種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
當時的文人學者，達官麗姝，以及中學時候的倒黴同學，不論長幼，不分貴賤，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
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時候，隻教經他用了他那種濁中帶清的洪亮的聲音，“喂，老×，今天怎麼樣？什麼什麼怎麼樣了？”地一問，你就自然會把一切的心事丢開，被他的那種快樂的光耀同化了過去。
正在這前後，和他一次談起了中學時候的事情，他卻突然地呆了一呆，張大了眼睛驚問我說：“老李你還記得起記不起？他是死了哩！” 這所謂老李者，就是我在頭上寫過的那位頑皮大人，和他一道進中學的他的表哥哥。
其後他又去歐洲，去印度，交遊之廣，從中國的社交中心擴大而成為國際的。
于是美麗宏博的詩句和清新絕俗的散文，也一年年地積多了起來。
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後，北京變了北平，當時的許多中間階級者就四散成了秋後的落葉。
有些飛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沒有見到的機會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黃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複在歧路上徘徊着，苦悶着，而終于尋不到出路。
是在這一種狀态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頭，我又忽而遇見志摩。
“喂，這幾年來你躲在什麼地方？”兜頭的一喝，聽起來仍舊是他那一種洪亮快活的聲氣。
在路上略談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裡坐了一會，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赉公司的輪船碼頭。
因為午前他剛接到了無線電報，詩人太果爾回印度的船系定在午後五時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這老詩人的病狀的。
當船還沒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還不能夠交談的時候，他在碼頭上的寒風裡立着——這時候似乎已經是秋季了——靜靜地呆呆地對我說：“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 因為太果爾這一回是新從美國日本去講演回來，在日本在美國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裡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場重病。
志摩對我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雙眼呆看着遠處，臉色變得青灰，聲音也特别的低。
我和志摩來往了這許多年，在他臉上看出悲哀的表情來的事情，這實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後的一次。
從這一回之後，兩人又同在北京的時候一樣，時時來往了。
可是一則因為我的疏懶無聊，二則因為他跑來跑去地教書忙，這一兩年間，和他聚談時候也并不多。
今年的暑假後，他于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
頭一天喝酒的時候，我和董任堅先生都在那裡。
董先生也是當時杭府中學的舊同學之一，席間我們也曾談到了當時的杭州。
在他遇難之前，從北平飛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地，真真是偶然地，闖到了他的寓裡。
那一天晚上，因為有許多朋友會聚在那裡的緣故，談談說說，竟說到了十二點過。
臨走的時候，還約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後會才茲分散。
但第二天我沒有去，于是就永久失去了見他的機會了，因為他的靈柩到上海的時候是已經殓好了來的。
男人之中，有兩種人最可以羨慕。
一種是像高爾基一樣，活到了六七十歲，而能寫許多有聲有色的回憶文的老壽星，其他的一種是如葉賽甯一樣的光芒還沒有吐盡的天才夭折者。
前者可以寫許多文學史上所不載的文壇起伏的經曆，他個人就是一部縱的文學史。
後者則可以要求每個同時代的文人都寫一篇吊他哀他或評他罵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橫的放大的文苑傳。
現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詩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狀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認識他的人老老少少一個個都死完的時候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記〕上面的一篇回憶寫完之後，我想想，想想，又在陳先生代作的挽聯裡加入了一點事實，綴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 三卷新詩，廿年舊友，與君同是天涯，隻為佳人難再得。
一聲河滿，九點齊煙，化鶴重歸華表，應愁高處不勝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原載于1932年1月1日《新月》第4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