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境中更要發憤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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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又沒有書，又沒有錢，又沒有老師，甚至沒有燈光，電燈黃黃的，一點兒光，看不清。
今天，在黨的關懷之下，我們有這麼好的環境，我請同學們對比一下，一方面要珍惜現在的環境，另一方面要加強信心。
現在很多人沒有信心，能不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啊？四個現代化能不能搞得成功啊？等等。
從我的體會講，我覺得有信心，趕得上。
不過做個懶人可不行，要加強努力，才趕得上。
現在，再講我生平第二“劫”。
抗日戰争期間，我從英國回來，當時後方條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後，吃不飽，餓不死。
那個時候，有句話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記得有這麼個故事：教授在前面走，要飯的在後面跟，跟了一條街，前面那個教授實在沒有錢，回頭說：“我是教授！”那個要飯的就跑掉了，因為連他們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沒有錢的。
在那個時候，日本人封鎖我們，國外的資料，甚至雜志之類都看不到，不但封鎖，而且還轟炸。
在那種困境之中，許多教授不得不改行了，有的還被迫做買賣了，他們跑仰光，去買點東西到昆明來賣。
我住在昆明鄉下，我住的房子是小樓上的廂房，下面養豬、馬、牛，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癢，樓闆就跟着搖晃。
沒有電燈，就找了一個油燈使用。
油燈是什麼樣的呢？就是一個香煙筒，放個油盞，那兒沒有燈草，就摘一點棉花做燈芯。
就是在這種微弱的燈光下，我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完成了我的《堆壘素數論》，後來又跨到了矩陣幾何。
抗日戰争勝利後，我到美國去了，當上了“洋教授”。
我當“洋教授”也比較困難。
别人是又有博士頭銜，又有大學畢業證書，我卻都沒有。
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家還是讓我當了教授。
所以同學們可以看到，第二次在昆明的艱苦環境裡，由于堅持不懈，有了成果，人家還是不得不承認的。
第三“劫”，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是“臭老九”，當然不能幸免。
一九八〇年，外國又來邀請我去講學。
有的朋友很關心，也有點擔憂，他們說，這次華羅庚出國，可能要摔跤，可能要露底了。
為什麼呢？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我圖書館也不能進，十幾年不上圖書館了，還能不落後嗎？不但如此，大家都知道，那時候，我一方面是各處跑，搞統籌優選，是很忙的；另一方面，背後還要防“四人幫”的冷箭，雖然時刻提防，我還是被射了不少，甚至在一九七五年被射倒過。
所以，有些朋友的關心、擔憂是很自然的。
但是，他們不知道我有一個上算的地方，就是“外通裡國”。
什麼叫外通裡國？就是外國知道我的名字，有書出版就寄一點給我。
這樣，我不通過圖書館，也可以知道一些國際行情。
而且，他們不了解，我始終沒有放棄理論研究。
那時候，我身體還很好，白天緊張地搞優選法，有時上午跑四個廠，下午跑三四個廠，一天跑七八個廠。
盡管這樣緊張，我沒有放松理論研究。
我的理論研究是晚上進行的。
做我的助手也不容易，說不定晚上一點鐘、二點鐘被叫醒，來考慮考慮這個問題怎麼搞。
所以他們是很辛苦的。
不過那個時候搞了理論研究還不敢說。
因為如果哪一天我們暴露出來，等一會兒就要說：你看這個華羅庚，用統籌優選作幌子，他實際上念念不忘半夜搞他的理論研究。
這種人後來一看形勢變了，他又改一個手法，說華羅庚就隻搞統籌優選，不搞理論研究。
反正這種人理論不多，實際也不高，但他有一種本領，手裡有一根棍子，你搞理論他就打你的理論，你搞實際他就打你的實際。
那時期我們的帽子當然不少啰，“唯生産理論”的帽子也戴過了，“以目亂綱”的帽子也戴過了。
但你說你的，我幹我的。
我隻知道統籌優選對人民有利，我要搞；我隻知道，沒有理論就搞不出優選來，所以理論也要搞。
不過，我們剛出國的時候，心裡終究也不很踏實。
為什麼呢？因為十幾年中雖然是搞了一些理論研究，但畢竟遭到了損失，許多手稿也抄的抄了，偷的偷了，而且研究成果大部分沒有寫下來，或者隻寫了一點草稿，在腦子裡像散沙一樣，像亂麻一樣。
如果出國以後，立刻叫我上台講演的話，我還真有點擔心。
虧得去了之後開了兩個學術性會議，會議後剛好暑假到了，有三個月時間。
我們就利用這三個月時間，把研究成果部分整理了一下，整理好之後，我給了他們一個單子，單子提了十個方面。
一般講演，提出幾個專題就夠了，拿自己最擅長的專題就夠了。
可是我們提了十個方面。
這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要在外國人面前炫耀一下，表示學問廣、精、深，數學十個方面都可以講？這不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到一個地方去，與其講我自己所長的，不如講我自己所短的。
講自己所長的好不好？我在這兒跟同學們講一下哥德巴赫問題好不好？好，為什麼呢？大家都聽不懂。
你們會得出個什麼結論呢？華羅庚的話，大家都聽不懂，一定是有學問的。
可我自己有收獲沒有？我自己沒有，得不到東西。
所以我的想法是，提出
今天，在黨的關懷之下，我們有這麼好的環境，我請同學們對比一下，一方面要珍惜現在的環境，另一方面要加強信心。
現在很多人沒有信心，能不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啊？四個現代化能不能搞得成功啊？等等。
從我的體會講，我覺得有信心，趕得上。
不過做個懶人可不行，要加強努力，才趕得上。
現在，再講我生平第二“劫”。
抗日戰争期間，我從英國回來，當時後方條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後，吃不飽，餓不死。
那個時候，有句話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記得有這麼個故事：教授在前面走，要飯的在後面跟，跟了一條街，前面那個教授實在沒有錢，回頭說：“我是教授！”那個要飯的就跑掉了，因為連他們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沒有錢的。
在那個時候，日本人封鎖我們，國外的資料，甚至雜志之類都看不到，不但封鎖，而且還轟炸。
在那種困境之中，許多教授不得不改行了，有的還被迫做買賣了，他們跑仰光，去買點東西到昆明來賣。
我住在昆明鄉下，我住的房子是小樓上的廂房，下面養豬、馬、牛，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癢，樓闆就跟着搖晃。
沒有電燈，就找了一個油燈使用。
油燈是什麼樣的呢？就是一個香煙筒，放個油盞，那兒沒有燈草，就摘一點棉花做燈芯。
就是在這種微弱的燈光下，我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完成了我的《堆壘素數論》，後來又跨到了矩陣幾何。
抗日戰争勝利後，我到美國去了，當上了“洋教授”。
我當“洋教授”也比較困難。
别人是又有博士頭銜，又有大學畢業證書，我卻都沒有。
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家還是讓我當了教授。
所以同學們可以看到，第二次在昆明的艱苦環境裡，由于堅持不懈，有了成果，人家還是不得不承認的。
第三“劫”，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是“臭老九”，當然不能幸免。
一九八〇年，外國又來邀請我去講學。
有的朋友很關心，也有點擔憂，他們說，這次華羅庚出國，可能要摔跤，可能要露底了。
為什麼呢？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我圖書館也不能進，十幾年不上圖書館了，還能不落後嗎？不但如此，大家都知道，那時候，我一方面是各處跑，搞統籌優選，是很忙的；另一方面，背後還要防“四人幫”的冷箭，雖然時刻提防，我還是被射了不少，甚至在一九七五年被射倒過。
所以，有些朋友的關心、擔憂是很自然的。
但是，他們不知道我有一個上算的地方，就是“外通裡國”。
什麼叫外通裡國？就是外國知道我的名字，有書出版就寄一點給我。
這樣，我不通過圖書館，也可以知道一些國際行情。
而且，他們不了解，我始終沒有放棄理論研究。
那時候，我身體還很好，白天緊張地搞優選法，有時上午跑四個廠，下午跑三四個廠，一天跑七八個廠。
盡管這樣緊張，我沒有放松理論研究。
我的理論研究是晚上進行的。
做我的助手也不容易，說不定晚上一點鐘、二點鐘被叫醒，來考慮考慮這個問題怎麼搞。
所以他們是很辛苦的。
不過那個時候搞了理論研究還不敢說。
因為如果哪一天我們暴露出來，等一會兒就要說：你看這個華羅庚，用統籌優選作幌子，他實際上念念不忘半夜搞他的理論研究。
這種人後來一看形勢變了，他又改一個手法，說華羅庚就隻搞統籌優選，不搞理論研究。
反正這種人理論不多，實際也不高，但他有一種本領，手裡有一根棍子，你搞理論他就打你的理論，你搞實際他就打你的實際。
那時期我們的帽子當然不少啰，“唯生産理論”的帽子也戴過了，“以目亂綱”的帽子也戴過了。
但你說你的，我幹我的。
我隻知道統籌優選對人民有利，我要搞；我隻知道，沒有理論就搞不出優選來，所以理論也要搞。
不過，我們剛出國的時候，心裡終究也不很踏實。
為什麼呢？因為十幾年中雖然是搞了一些理論研究，但畢竟遭到了損失，許多手稿也抄的抄了，偷的偷了，而且研究成果大部分沒有寫下來，或者隻寫了一點草稿，在腦子裡像散沙一樣，像亂麻一樣。
如果出國以後，立刻叫我上台講演的話，我還真有點擔心。
虧得去了之後開了兩個學術性會議，會議後剛好暑假到了，有三個月時間。
我們就利用這三個月時間，把研究成果部分整理了一下，整理好之後，我給了他們一個單子，單子提了十個方面。
一般講演，提出幾個專題就夠了，拿自己最擅長的專題就夠了。
可是我們提了十個方面。
這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要在外國人面前炫耀一下，表示學問廣、精、深，數學十個方面都可以講？這不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到一個地方去，與其講我自己所長的，不如講我自己所短的。
講自己所長的好不好？我在這兒跟同學們講一下哥德巴赫問題好不好？好，為什麼呢？大家都聽不懂。
你們會得出個什麼結論呢？華羅庚的話，大家都聽不懂，一定是有學問的。
可我自己有收獲沒有？我自己沒有，得不到東西。
所以我的想法是，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