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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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着。
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裡。
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别愛哭，又特别怕生人。
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
學校裡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
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
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周歲，還不大會走路。
也是為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将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裡，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
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
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可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
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确也有過的。
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裡所說。
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
我想這大約還是由于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隻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
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
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咯咯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
她不願在屋裡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
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
”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
閏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
他隻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
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
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
他有一隻搪瓷碗，是一毛來錢買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
”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
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
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作“呆瓜”。
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
他有時學我，将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
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裡念着書。
在飯桌上，一定得啰啰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
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吃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
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裡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
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
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為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
她和閏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
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床到那個床，隻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
現在在京的，便隻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
他愛看《水浒》《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
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裡。
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别愛哭，又特别怕生人。
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
學校裡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
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
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周歲，還不大會走路。
也是為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将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裡，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
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
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可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
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确也有過的。
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裡所說。
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
我想這大約還是由于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隻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
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
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咯咯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
她不願在屋裡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
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
”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
閏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
他隻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
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
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
他有一隻搪瓷碗，是一毛來錢買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
”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
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
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作“呆瓜”。
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
他有時學我，将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
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裡念着書。
在飯桌上，一定得啰啰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
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吃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
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裡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
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
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為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
她和閏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
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床到那個床，隻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
現在在京的，便隻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
他愛看《水浒》《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