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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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
隻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
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哪裡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隻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為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倆丢下。
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别的一個早上。
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泾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
妻囑咐說，“買點吃的給他們吧。
”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裡。
阿九說要熏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幹，是給轉兒的。
便乘電車到海甯路。
下車時，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恻然。
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隻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
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
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裡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
”其實這是冤枉的。
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
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惦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隻為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凄然。
轉兒與我較生疏些。
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
”她曉得什麼北京，隻跟着大孩子們說罷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
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
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
子恺為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
聖陶也常常為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
我對他們隻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
我想，第一該将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
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将他們荒廢了。
他并不是溺愛，隻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
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
我得計劃着，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
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丏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啰。
”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卻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啰。
”是的，隻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
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隻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予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
”S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
”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隻是我們的偏見。
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知道将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将來的事且等将來吧。
目前所能做的，隻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
這自然也隻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罷，倒楣也罷，平凡也罷，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
我隻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
——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1928年6月24日晚寫畢，北京清華園，原載于1928年10月10日《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号）
隻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
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哪裡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隻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為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倆丢下。
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别的一個早上。
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泾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
妻囑咐說，“買點吃的給他們吧。
”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裡。
阿九說要熏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幹，是給轉兒的。
便乘電車到海甯路。
下車時，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恻然。
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隻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
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
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裡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
”其實這是冤枉的。
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
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惦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隻為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凄然。
轉兒與我較生疏些。
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
”她曉得什麼北京，隻跟着大孩子們說罷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
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
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
子恺為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
聖陶也常常為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
我對他們隻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
我想，第一該将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
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将他們荒廢了。
他并不是溺愛，隻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
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
我得計劃着，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
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丏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啰。
”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卻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啰。
”是的，隻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
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隻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予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
”S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
”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隻是我們的偏見。
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知道将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将來的事且等将來吧。
目前所能做的，隻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
這自然也隻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罷，倒楣也罷，平凡也罷，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
我隻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
——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1928年6月24日晚寫畢，北京清華園，原載于1928年10月10日《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