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辜鴻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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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受不住了，把這張報紙帶進教室，質問辜先生道：“辜先生，你從前著的《春秋大義》（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我們讀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該知道春秋的主張是‘内中國而外夷狄’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這一下把辜先生氣得臉色發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來了，一兩分鐘說不出話，最後站起來拿手敲着講台說道：“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這件事，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很有趣味。
辜先生有一次談到在袁世凱時代他不得已擔任了袁世凱為準備帝制而設立的參政院的議員（辜先生雖是帝制派，但他主張的帝制是清朝的帝制，不是袁世凱的帝制）。
有一天他從會場上出來，收到三百銀元的出席費，他立刻拿了這大包現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窯子。
北平當時妓院的規矩，是唱名使妓女魚貫而過，任押妓者挑選其所看上的。
辜先生到每個妓院點一次名，每個妓女給一塊大洋，到三百塊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當時在他們舊式社會裡，逛妓院與娶姨太太并不認為是不正當的事，所以辜先生還有一個日本籍的姨太太。
他是公開主張多妻主義的，他一個最出名的笑話就是：“人家家裡隻有一個茶壺配上幾個茶杯，哪有一個茶杯配上幾個茶壺的道理？”這個譬喻早已傳誦一時，但其本質确是一種詭辯。
不料以後還有因此而連帶發生的一個引申的譬喻。
陸小曼同徐志摩結婚以後，她怕徐志摩再同别人談戀愛，所以對志摩說：“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壺的譬喻來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乃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開用的，牙刷是不能公開用的！”做文和說理用譬喻在邏輯上是犯大忌的，因為譬喻常常用性質不同的事物做比，并在這裡面隐藏着許多遁詞。
辜先生英文寫作的特長，就是做深刻的諷刺。
我在國外時，看見一本英文雜志裡有他的一篇文章，所采的體裁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常用的問答傳習體（Catechism）。
其中有幾條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如：“什麼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靜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裡！誰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國人在上海不能發财的！什麼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說赫德（SirRobertHatt）總稅務司為中國定下的海關制度并非至善至美。
”諸如此類的問題有二三十個，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絕。
大約是在一九二〇年美國《紐約時報》的星期雜志上有一篇辜先生的論文，占滿第一頁全面。
中間插入一個辜先生的漫畫像，穿着清朝的頂戴朝服，後面拖了一根大辮子。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沒有文化的美國》（TheUncivilizedUnitedStates）。
他批評美國文學的時候說美國除了EdgarAllanPoe所著的AnnabelleLee之外，沒有一首好詩。
諸如此類的議論很多，可是美國這個權威的大報，卻有這種幽默感把他全文登出。
美國人倒是有種雅量，歡喜人家罵他，愈罵得痛快，他愈覺得舒服，隻要你罵的技術夠巧妙。
像英國的王爾德、蕭伯納都是用這一套方法得到美國人的崇拜。
在庚子八國聯軍的時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歐洲發表一篇替中國說話的文章，使歐洲人士大為驚奇。
善于運用中國的觀點來批評西洋的社會和文化，能夠搔着人家的癢處，這是辜先生能夠得到西洋文藝界贊美佩服的一個理由。
無疑義的，辜先生是一個有天才的文學家，常常自己覺得懷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
他因為生長在華僑社會之中，而華僑常飽受着外國人的歧視，所以他對外國人自不免取嬉笑怒罵的态度以發洩此種不平之氣。
他又生在中國混亂的社會裡，更不免憤世嫉俗。
他走到舊複辟派這條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異，表示與衆不同。
他曾經在教室裡對我們說過：“現在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
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
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這可能亦是他自己的解嘲和答客難吧！ （作于1956年1月5日）
辜先生有一次談到在袁世凱時代他不得已擔任了袁世凱為準備帝制而設立的參政院的議員（辜先生雖是帝制派，但他主張的帝制是清朝的帝制，不是袁世凱的帝制）。
有一天他從會場上出來，收到三百銀元的出席費，他立刻拿了這大包現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窯子。
北平當時妓院的規矩，是唱名使妓女魚貫而過，任押妓者挑選其所看上的。
辜先生到每個妓院點一次名，每個妓女給一塊大洋，到三百塊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當時在他們舊式社會裡，逛妓院與娶姨太太并不認為是不正當的事，所以辜先生還有一個日本籍的姨太太。
他是公開主張多妻主義的，他一個最出名的笑話就是：“人家家裡隻有一個茶壺配上幾個茶杯，哪有一個茶杯配上幾個茶壺的道理？”這個譬喻早已傳誦一時，但其本質确是一種詭辯。
不料以後還有因此而連帶發生的一個引申的譬喻。
陸小曼同徐志摩結婚以後，她怕徐志摩再同别人談戀愛，所以對志摩說：“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壺的譬喻來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乃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開用的，牙刷是不能公開用的！”做文和說理用譬喻在邏輯上是犯大忌的，因為譬喻常常用性質不同的事物做比，并在這裡面隐藏着許多遁詞。
辜先生英文寫作的特長，就是做深刻的諷刺。
我在國外時，看見一本英文雜志裡有他的一篇文章，所采的體裁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常用的問答傳習體（Catechism）。
其中有幾條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如：“什麼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靜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裡！誰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國人在上海不能發财的！什麼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說赫德（SirRobertHatt）總稅務司為中國定下的海關制度并非至善至美。
”諸如此類的問題有二三十個，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絕。
大約是在一九二〇年美國《紐約時報》的星期雜志上有一篇辜先生的論文，占滿第一頁全面。
中間插入一個辜先生的漫畫像，穿着清朝的頂戴朝服，後面拖了一根大辮子。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沒有文化的美國》（TheUncivilizedUnitedStates）。
他批評美國文學的時候說美國除了EdgarAllanPoe所著的AnnabelleLee之外，沒有一首好詩。
諸如此類的議論很多，可是美國這個權威的大報，卻有這種幽默感把他全文登出。
美國人倒是有種雅量，歡喜人家罵他，愈罵得痛快，他愈覺得舒服，隻要你罵的技術夠巧妙。
像英國的王爾德、蕭伯納都是用這一套方法得到美國人的崇拜。
在庚子八國聯軍的時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歐洲發表一篇替中國說話的文章，使歐洲人士大為驚奇。
善于運用中國的觀點來批評西洋的社會和文化，能夠搔着人家的癢處，這是辜先生能夠得到西洋文藝界贊美佩服的一個理由。
無疑義的，辜先生是一個有天才的文學家，常常自己覺得懷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
他因為生長在華僑社會之中，而華僑常飽受着外國人的歧視，所以他對外國人自不免取嬉笑怒罵的态度以發洩此種不平之氣。
他又生在中國混亂的社會裡，更不免憤世嫉俗。
他走到舊複辟派這條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異，表示與衆不同。
他曾經在教室裡對我們說過：“現在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
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
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這可能亦是他自己的解嘲和答客難吧！ （作于1956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