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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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括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于大學有特别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
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
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于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于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
（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
）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于入大學時發生困難。
乃廢止高等學堂，于大學中設預科。
（此點後來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荟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
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
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
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
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
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數的人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
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
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
”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
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确可為青年的指導者。
”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
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
”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
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
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
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
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
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
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
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地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
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
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
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
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着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認識留美的胡适之君。
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别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并存。
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
然而我也聲明：做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
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鬥方或屏聯，做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于大學有特别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
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
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于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于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
（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
）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于入大學時發生困難。
乃廢止高等學堂，于大學中設預科。
（此點後來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荟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
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
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
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
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
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數的人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
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
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
”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
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确可為青年的指導者。
”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
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
”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
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
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
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
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
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
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
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地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
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
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
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
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着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認識留美的胡适之君。
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别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并存。
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
然而我也聲明：做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
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鬥方或屏聯，做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