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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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
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條件辦的。
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
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
”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
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曆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态。
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
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
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
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線，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
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
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
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克期停辦。
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準，把土木工與礦冶工并到北洋去了。
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
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并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
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
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幹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别種機關去的。
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并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
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别。
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絕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
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
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
曆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于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
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
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它不合用了。
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
适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贻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
我為分别發函後，林君複函，列舉彼對于北大懷疑諸點；我複一函，與他辯。
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抄在下面：（略）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衆矢之的，是無可疑了。
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
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
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
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
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
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
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
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
都中宣傳政府将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将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
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于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将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
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于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複。
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
政府曾一度任命胡
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條件辦的。
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
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
”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
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曆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态。
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
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
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
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線，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
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
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
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克期停辦。
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準，把土木工與礦冶工并到北洋去了。
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
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并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
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
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幹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别種機關去的。
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并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
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别。
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絕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
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
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
曆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于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
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
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它不合用了。
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
适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贻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
我為分别發函後，林君複函，列舉彼對于北大懷疑諸點；我複一函，與他辯。
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抄在下面：（略）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衆矢之的，是無可疑了。
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
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
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
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
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
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
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
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
都中宣傳政府将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将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
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于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将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
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于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複。
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
政府曾一度任命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