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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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迅速的發展，且把範圍也擴大到一切生産領域了。
雖然在抗戰初期簇集在沿海一帶的商工業都被毀棄，或被遺置在敵僞手中；往後且曾有數年之久阻斷了對外經濟交往關系，但比買辦金融資本更有包容性的所謂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仍系奇迹似的從一般國民經濟的摧毀、衰頹與破滅的景況中成長發展起來了。
戰前那種特殊金融體系與财政或政治緊密結托以後，我們就很快的有了貨币制度改革。
從表面上，伴随币制改革而施行的限制發行、集中發行、停止兌現、金銀國有一類措施，像是于金融界不利的，但在一切金融巨頭很快成為政治上的紅人，同時政治上的紅人又很快成為财政金融巨頭的場合，一切有利于政府的措施，自無疑要直接間接造出更有利于金融大亨的場面。
在抗日戰争發生的前夜，金融資本的意志已經是政府的意志了。
戰時政府的口号是一切從屬于戰争，一切貢獻給戰争。
但因政府為它的上述的社會特質所限制，不能推行依人民資力大小決定其對戰争負擔的原則，或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所以對于戰費的籌措就采用一些間接的聚斂方法。
通貨膨脹是從币制改革以來就在暗中進行的；此後更愈來愈把它當作最簡便有效的彌縫戰費的手段。
由通貨膨脹連同物資缺乏造出的物價飛漲現象，已經使專賣、專買、囤積、走私成為很賺錢的買賣了。
然而官僚勾結金融資本，或金融資本通過官僚而進行的最有利發财活動，也許還是表現在黃金賣買、外彙管理、生産統制諸方面。
他們利用戰時經濟，逐漸使國家變成社會主要的消費者、生産者，乃至流通運輸者的機會，在戰争過程中，已經把全國可能“取之盡锱铢”而聚斂起來的資産囊括為他們的私有物了。
等到戰争結束，他們那些大小頭目，又很不吝惜的把所有在大後方經營的種種事業摔置下來，而很快的利用“劫收”的機會，變成為更大的、更實在的官僚資本家。
極同情中國政府的美國《紐約時報》在1946年8月15日曾登載其駐南京記者的通訊說：“中國政府用各種不同的公司組織，已包攬了國内一切主要的經濟事業，掌握礦産、動力、重工業、絲、棉、紗及糖的生産。
”但他實在還忘記補充一句：“中國官僚用各種不同的政治方術和手腕，已把政府所掌握的一切事業，變為自己任意支配、任意侵漁的囊中物。
”依着上層的榜樣，由省到縣乃至地方的小小經營，都分别由各級各層的權勢者，假借戰時骞地增加起來的政治權力和任意編造的政治口實而化公為私了。
官僚政治每向前發展一步，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也相應獲得一些擴大與吞并的機會；但反過來，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的巨大成長，那才是新官僚政治得向前邁進、得跨入一個新階段的基因。
我們對于目前國人所議論不休的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可以把它和前期的買辦金融比較，而顯出以次幾個特征： 第一個特征是，官僚資本對于前一階段的買辦金融資本，并不是減弱了它的買辦性格，而是加重了它的官僚性格；也并不是減少了它的金融作用，而是加大了金融的政治作用。
第二個特征是，在前一階段，銀行家或金融家尚是以商業經營者的客位支援政府，而到了這一階段，他們早已是官，或官早已是金融資本家了，任誰都可以把國内公私大小銀行的經理董事，同各級政府的要人，列出一個對照表；即使多少有些出入，那不過是化名，或太太、小姐或少爺的代名
雖然在抗戰初期簇集在沿海一帶的商工業都被毀棄，或被遺置在敵僞手中；往後且曾有數年之久阻斷了對外經濟交往關系，但比買辦金融資本更有包容性的所謂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仍系奇迹似的從一般國民經濟的摧毀、衰頹與破滅的景況中成長發展起來了。
戰前那種特殊金融體系與财政或政治緊密結托以後，我們就很快的有了貨币制度改革。
從表面上，伴随币制改革而施行的限制發行、集中發行、停止兌現、金銀國有一類措施，像是于金融界不利的，但在一切金融巨頭很快成為政治上的紅人，同時政治上的紅人又很快成為财政金融巨頭的場合，一切有利于政府的措施，自無疑要直接間接造出更有利于金融大亨的場面。
在抗日戰争發生的前夜，金融資本的意志已經是政府的意志了。
戰時政府的口号是一切從屬于戰争，一切貢獻給戰争。
但因政府為它的上述的社會特質所限制，不能推行依人民資力大小決定其對戰争負擔的原則，或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所以對于戰費的籌措就采用一些間接的聚斂方法。
通貨膨脹是從币制改革以來就在暗中進行的；此後更愈來愈把它當作最簡便有效的彌縫戰費的手段。
由通貨膨脹連同物資缺乏造出的物價飛漲現象，已經使專賣、專買、囤積、走私成為很賺錢的買賣了。
然而官僚勾結金融資本，或金融資本通過官僚而進行的最有利發财活動，也許還是表現在黃金賣買、外彙管理、生産統制諸方面。
他們利用戰時經濟，逐漸使國家變成社會主要的消費者、生産者，乃至流通運輸者的機會，在戰争過程中，已經把全國可能“取之盡锱铢”而聚斂起來的資産囊括為他們的私有物了。
等到戰争結束，他們那些大小頭目，又很不吝惜的把所有在大後方經營的種種事業摔置下來，而很快的利用“劫收”的機會，變成為更大的、更實在的官僚資本家。
極同情中國政府的美國《紐約時報》在1946年8月15日曾登載其駐南京記者的通訊說：“中國政府用各種不同的公司組織，已包攬了國内一切主要的經濟事業，掌握礦産、動力、重工業、絲、棉、紗及糖的生産。
”但他實在還忘記補充一句：“中國官僚用各種不同的政治方術和手腕，已把政府所掌握的一切事業，變為自己任意支配、任意侵漁的囊中物。
”依着上層的榜樣，由省到縣乃至地方的小小經營，都分别由各級各層的權勢者，假借戰時骞地增加起來的政治權力和任意編造的政治口實而化公為私了。
官僚政治每向前發展一步，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也相應獲得一些擴大與吞并的機會；但反過來，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的巨大成長，那才是新官僚政治得向前邁進、得跨入一個新階段的基因。
我們對于目前國人所議論不休的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可以把它和前期的買辦金融比較，而顯出以次幾個特征： 第一個特征是，官僚資本對于前一階段的買辦金融資本，并不是減弱了它的買辦性格，而是加重了它的官僚性格；也并不是減少了它的金融作用，而是加大了金融的政治作用。
第二個特征是，在前一階段，銀行家或金融家尚是以商業經營者的客位支援政府，而到了這一階段，他們早已是官，或官早已是金融資本家了，任誰都可以把國内公私大小銀行的經理董事，同各級政府的要人，列出一個對照表；即使多少有些出入，那不過是化名，或太太、小姐或少爺的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