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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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比叫土豪劣紳、叫各級地方勢力者去動員民衆還要困難。
結局，政府為了回避前一種困難，而不得不去忍受後一種困難。
由是，随着戰争範圍擴大而逐漸展開的政府動員工作，或政府對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管制工作，就隻好沿着原來的政治路線，或依着擴大了的原來政治機構去推行，在推行過程中，必然而且實在發生了這樣一種支離的現象：就是無論由農村到都市，通通是由一部分人或一部分有權有勢的人，強制另一大部人，為民族、為戰争貢獻出他們的生命和僅有的财産，而強制者自己，卻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财産，且還藉此捉了發财和擴大權勢的機會。
這樣一來，動員工作及其範圍每推進推廣一步，它自己所造出的社會障礙或社會隔膜也就無疑要加大、加深起來。
所以，到後來，無論是在政府方面，抑是在人民方面，都仿佛存在着二重的敵人：其一是民族的敵人，其一是社會的敵人。
彼此社會的對敵，顯然會減弱民族的同仇敵忾。
這不和諧而又不合理的局面，一直延到戰争結束乃至戰後了；就廣大的人民方面說，他們盡管是在長期的全面民族戰争的磨煉中獲得了痛苦的教訓與一些覺醒翻身的機會，但正因為如此，政府的統治機構、管制技術也不得不相應擴大，并相應巧妙的深入到每一社會文化角落，而成為中國曆來專制官僚政體中最龐大、最包容、最險惡的形态了。
但講到這裡，我想附帶述及一件事實，就是一個過于落後的國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創造出一種新型的統治花樣的。
可是，一個政府，在經濟上，如照亞丹·斯密所說，最容易仿效他國新的斂财征稅制度；它在政治上，也許就最容易模仿他國新的統治組織。
抛開社會關系或社會條件，專從外觀上、技術上來學樣，當然是會變質的。
俄國踢去資産階級而施行的無産階級專政，到德國及意大利，便反過來成為鎮壓産業勞動大衆翻身的法西斯與獨占資本混一的新專制政體，更進而轉到中國，又屈降一等，變成了買辦商業、金融與變相封建主義的結合統治形态，不論這種統治階層各别個人的主觀意向如何，在客觀上，他們會不自覺的把一般想從傳統封建底層爬升起來的農民大衆當作管制、鎮壓的對象，并多方阻害民族商工業者，而打擊那些敢于表示異議的自由知識份子。
本來在戰前，在新官僚政治的形成過程中，國外的，特别是德意諸國的統治形态，便已經給了我們不少的鼓舞，和從技術上的模仿上給予了我們不少的幫助；到抗戰發生，我們雖然在把軸心諸國作為敵國看待，但它們用以推行其統治的權力哲學，它們用以拑制、排除異己的政治方術，卻并不曾為我們所嫉視；反之，我們雖然在異曲同工的去效法和運用了。
這就是我在前面一再表示中國新官僚政治參雜有外在影響、外在因素的原因。
可是，我們仍得把論點折回來：盡管國外乃至國内的政府反對派，不時用“法西斯蒂”這類（一度曾很時髦而現在則不大雅馴的）字樣攻擊政府，但我們的新官僚政治體制就是發達到了極高峰的今日，依舊與軸心諸國當時的壟斷與獨裁的政治組織不能混為一談；那顯然不是倫理上的善惡好壞的分野，而是為社會經濟本質的結構所區分開了的差别。
我們一把考察移到經濟領域，馬上就會獲得一個很明确的印象。
三 作為中國新官僚政治之直接靠山的特殊财政金融體系，随着戰時政府統治權力的加強、加大，不但有了
結局，政府為了回避前一種困難，而不得不去忍受後一種困難。
由是，随着戰争範圍擴大而逐漸展開的政府動員工作，或政府對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管制工作，就隻好沿着原來的政治路線，或依着擴大了的原來政治機構去推行，在推行過程中，必然而且實在發生了這樣一種支離的現象：就是無論由農村到都市，通通是由一部分人或一部分有權有勢的人，強制另一大部人，為民族、為戰争貢獻出他們的生命和僅有的财産，而強制者自己，卻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财産，且還藉此捉了發财和擴大權勢的機會。
這樣一來，動員工作及其範圍每推進推廣一步，它自己所造出的社會障礙或社會隔膜也就無疑要加大、加深起來。
所以，到後來，無論是在政府方面，抑是在人民方面，都仿佛存在着二重的敵人：其一是民族的敵人，其一是社會的敵人。
彼此社會的對敵，顯然會減弱民族的同仇敵忾。
這不和諧而又不合理的局面，一直延到戰争結束乃至戰後了；就廣大的人民方面說，他們盡管是在長期的全面民族戰争的磨煉中獲得了痛苦的教訓與一些覺醒翻身的機會，但正因為如此，政府的統治機構、管制技術也不得不相應擴大，并相應巧妙的深入到每一社會文化角落，而成為中國曆來專制官僚政體中最龐大、最包容、最險惡的形态了。
但講到這裡，我想附帶述及一件事實，就是一個過于落後的國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創造出一種新型的統治花樣的。
可是，一個政府，在經濟上，如照亞丹·斯密所說，最容易仿效他國新的斂财征稅制度；它在政治上，也許就最容易模仿他國新的統治組織。
抛開社會關系或社會條件，專從外觀上、技術上來學樣，當然是會變質的。
俄國踢去資産階級而施行的無産階級專政，到德國及意大利，便反過來成為鎮壓産業勞動大衆翻身的法西斯與獨占資本混一的新專制政體，更進而轉到中國，又屈降一等，變成了買辦商業、金融與變相封建主義的結合統治形态，不論這種統治階層各别個人的主觀意向如何，在客觀上，他們會不自覺的把一般想從傳統封建底層爬升起來的農民大衆當作管制、鎮壓的對象，并多方阻害民族商工業者，而打擊那些敢于表示異議的自由知識份子。
本來在戰前，在新官僚政治的形成過程中，國外的，特别是德意諸國的統治形态，便已經給了我們不少的鼓舞，和從技術上的模仿上給予了我們不少的幫助；到抗戰發生，我們雖然在把軸心諸國作為敵國看待，但它們用以推行其統治的權力哲學，它們用以拑制、排除異己的政治方術，卻并不曾為我們所嫉視；反之，我們雖然在異曲同工的去效法和運用了。
這就是我在前面一再表示中國新官僚政治參雜有外在影響、外在因素的原因。
可是，我們仍得把論點折回來：盡管國外乃至國内的政府反對派，不時用“法西斯蒂”這類（一度曾很時髦而現在則不大雅馴的）字樣攻擊政府，但我們的新官僚政治體制就是發達到了極高峰的今日，依舊與軸心諸國當時的壟斷與獨裁的政治組織不能混為一談；那顯然不是倫理上的善惡好壞的分野，而是為社會經濟本質的結構所區分開了的差别。
我們一把考察移到經濟領域，馬上就會獲得一個很明确的印象。
三 作為中國新官僚政治之直接靠山的特殊财政金融體系，随着戰時政府統治權力的加強、加大，不但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