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篇 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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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擴大權勢的意識定然要相對增高；其二是，自信無法獲得人民的信心與支持，便愈不能放松對人民的統治。
結局，訓政就可能被誤用為把持政權、拑制異己、統制思想的手段與方術。
由是大規模的組訓、各色各樣的訓練機構就似乎隻能收到一種效果，就是造成“道一風同”之局，造成專講形式、專講門面話，并會仰承上面意旨的人材。
而經過這種新官僚的“煉獄”，前此較有革命氣質的新舊知識份子，或者是被銷镕了，或者是被分解出去了。
然而也許這種“冶煉”不夠普遍深入，最後還有： 第四，保甲組織對地方自治的執行。
為了配合訓政和建設，或者為了在安定中推行訓政與建設事業，對于被經濟逼迫與政治風波驚擾得無法安穩的農村是不能不思所以管治了。
過去宗法約束與豪紳羁勒的辦法，畢竟在新時代不易收到大的效果，于是在戡剿過程中施行于動亂地區的保甲制度便被推廣到政府統治力量所及的一切領域了。
關于保甲鄉區各級幹部人物，由國外歸來的洋學生，固然是不便委屈，就是由國内制造的大學專門學生，也難望其小就，事實上，那裡仍舊是豪強土霸的天下，受有新式教育的後生小子究是無法插進或站穩腳跟的。
結局，在這傳統社會關系改變得較少的農村，就差不多仍是由那些較少嗅到新時代氣息的人們行使統治。
不過，通過層層的組織與訓練，通過它們被賦予的新管治任務，以前他們僅還“俨然”是官，而現在“簡直”是官了，當高高在上的官僚，為了适應時代，還不時需要裝出一種非官而平民的姿态，而他們為了成就戡剿時催糧催兵的大使命，卻反而更需要擺起非平民而官吏的排場了。
“時勢造英雄”，又算是一個證驗。
四 要之，新舊官僚政治的分野，在本質上有了這樣的“社會的”規定： 起先，舊官僚政治完全建立于傳統的封建土地經濟上，以與外國完全隔絕為保持其絕對主義的首要條件，所以不免有些“土氣”；新官僚政治，因其不完全建立在封建土地經濟上，而更直接靠近買辦商業、金融，以與外國發生依存關系為保持其“生命”與“活力”的首要條件，所以不免有些“洋氣”。
接着，舊官僚政治下的人物，因為常誇境内為天下，眼界不很大，同時也許消費欲望還不很強，雖然依着中國官、商、地主、高利貸者“四位一體”的原則，有時不免“喻于利”，究還有些人保有優良傳統的一面，而很執着的“喻于義”；反之，在新官僚政治下的人物，早就習于資本社會的經濟生活，而與買辦之流周旋久了，覺得貨币真個萬能，利得就是一切。
結局，舊官僚還偷偷摸摸不肯公然從事的牟利活動，新官僚卻滿不在乎的當作時髦來大展“宏圖”了。
他們個人的意向與作法直接影響到整個的國策上。
于是—— 再其次，舊官僚在客觀上盡管是以特殊身分和農民對立，而主觀上還因“民為貴”、“民為邦本”……一類政治哲學詞句的熏炙和生活形态的不過于懸隔，特别是還因社會階級關系的不十分明确，而不大肯把自己看為同胞中的“超人”；反之，新官僚是不同的，特别是受了洋教育從外國歸來的人，他們因為腦子是為另外一些觀念占據着，生活的享受與窮苦農民有天淵之别，社會階級意識也較為敏銳，又加以功利精神的強烈，所以在舊官僚是不知道如何“革命”，他們卻知道如何回避革命了。
“革命為了建設”的遺教，其所以被“意譯”為“建設代替革命”，那并不是他們一兩個人的小打算，而是整個市儈主義、自利主義、享受主義、形式主義的綜合表現。
然而，我們由上述新舊官僚或新舊官僚政治的比照，就知道由舊官僚政治演變到新官僚政治，随在皆同社會經濟關系、社會階級利害關系的變化保有相當聯系；那并不是專由知識份子的來源、知識份子一時的高興或經常的做作就可轉移過來的。
那都隻算是一些現象。
關于這點，我們還可由新官僚在戰時及戰後的特殊發展予以進一步的說明。
結局，訓政就可能被誤用為把持政權、拑制異己、統制思想的手段與方術。
由是大規模的組訓、各色各樣的訓練機構就似乎隻能收到一種效果，就是造成“道一風同”之局，造成專講形式、專講門面話，并會仰承上面意旨的人材。
而經過這種新官僚的“煉獄”，前此較有革命氣質的新舊知識份子，或者是被銷镕了，或者是被分解出去了。
然而也許這種“冶煉”不夠普遍深入，最後還有： 第四，保甲組織對地方自治的執行。
為了配合訓政和建設，或者為了在安定中推行訓政與建設事業，對于被經濟逼迫與政治風波驚擾得無法安穩的農村是不能不思所以管治了。
過去宗法約束與豪紳羁勒的辦法，畢竟在新時代不易收到大的效果，于是在戡剿過程中施行于動亂地區的保甲制度便被推廣到政府統治力量所及的一切領域了。
關于保甲鄉區各級幹部人物，由國外歸來的洋學生，固然是不便委屈，就是由國内制造的大學專門學生，也難望其小就，事實上，那裡仍舊是豪強土霸的天下，受有新式教育的後生小子究是無法插進或站穩腳跟的。
結局，在這傳統社會關系改變得較少的農村，就差不多仍是由那些較少嗅到新時代氣息的人們行使統治。
不過，通過層層的組織與訓練，通過它們被賦予的新管治任務，以前他們僅還“俨然”是官，而現在“簡直”是官了，當高高在上的官僚，為了适應時代，還不時需要裝出一種非官而平民的姿态，而他們為了成就戡剿時催糧催兵的大使命，卻反而更需要擺起非平民而官吏的排場了。
“時勢造英雄”，又算是一個證驗。
四 要之，新舊官僚政治的分野，在本質上有了這樣的“社會的”規定： 起先，舊官僚政治完全建立于傳統的封建土地經濟上，以與外國完全隔絕為保持其絕對主義的首要條件，所以不免有些“土氣”；新官僚政治，因其不完全建立在封建土地經濟上，而更直接靠近買辦商業、金融，以與外國發生依存關系為保持其“生命”與“活力”的首要條件，所以不免有些“洋氣”。
接着，舊官僚政治下的人物，因為常誇境内為天下，眼界不很大，同時也許消費欲望還不很強，雖然依着中國官、商、地主、高利貸者“四位一體”的原則，有時不免“喻于利”，究還有些人保有優良傳統的一面，而很執着的“喻于義”；反之，在新官僚政治下的人物，早就習于資本社會的經濟生活，而與買辦之流周旋久了，覺得貨币真個萬能，利得就是一切。
結局，舊官僚還偷偷摸摸不肯公然從事的牟利活動，新官僚卻滿不在乎的當作時髦來大展“宏圖”了。
他們個人的意向與作法直接影響到整個的國策上。
于是—— 再其次，舊官僚在客觀上盡管是以特殊身分和農民對立，而主觀上還因“民為貴”、“民為邦本”……一類政治哲學詞句的熏炙和生活形态的不過于懸隔，特别是還因社會階級關系的不十分明确，而不大肯把自己看為同胞中的“超人”；反之，新官僚是不同的，特别是受了洋教育從外國歸來的人，他們因為腦子是為另外一些觀念占據着，生活的享受與窮苦農民有天淵之别，社會階級意識也較為敏銳，又加以功利精神的強烈，所以在舊官僚是不知道如何“革命”，他們卻知道如何回避革命了。
“革命為了建設”的遺教，其所以被“意譯”為“建設代替革命”，那并不是他們一兩個人的小打算，而是整個市儈主義、自利主義、享受主義、形式主義的綜合表現。
然而，我們由上述新舊官僚或新舊官僚政治的比照，就知道由舊官僚政治演變到新官僚政治，随在皆同社會經濟關系、社會階級利害關系的變化保有相當聯系；那并不是專由知識份子的來源、知識份子一時的高興或經常的做作就可轉移過來的。
那都隻算是一些現象。
關于這點，我們還可由新官僚在戰時及戰後的特殊發展予以進一步的說明。
